七国之乱与藩之乱，皆师出有名，却为何担负不义之名？

文|小河对岸

过去我们提起“七国之乱”、“三藩之乱”等等，总是委罪於“七国”、“三藩”等。但是，我们细读历史就可以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是“七国之乱”还是“三藩之乱” ，虽系“七国”、“三藩”率先发起的战争，但论事理之曲折，显然都是曲在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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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平定天下之初，各地基本上仍为战国时期的国家认同。故而，在朝廷力不能及的偏远之地（山高皇帝远），实行分封制是必然的，正如《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上（刘邦）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通“镇”）之，诸子少，乃立濞於沛为吴王。这也是刘邦等人从秦朝灭亡过速而吸取的教训，汉初分封的同姓诸侯王，对大汉政权的稳固以及汉民族的融合与形成，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满清之三藩，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固然是投靠异族的汉奸。但站在事理之上，三藩之封也是他们的“功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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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七国之乱”、“三藩之乱”却皆因朝廷“削藩”、“撤藩”而起。单从道义上讲，这显然都属朝廷违背信义、过河拆桥之举。而绝非如某些电视剧中演义的那样“撤藩则反，不撤亦反” ，而这两场动乱的“祸首” ，吴王刘濞及吴三桂起兵之时，都为六十二岁。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属人生晚年了，若有反心又岂会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才扯起反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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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七国之乱”、“三藩之乱” ，都是遭到朝廷的逼迫才铤而走险的，而并非素来有反心。且不论汉景帝在为皇太子时，就因博局而杀了吴国太子。汉景帝即位之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动辄以诸侯之过而肆意削减诸侯们的封地。如罚削楚国东海郡，削吴国（一共三郡）豫章郡、会稽郡，削赵国河间郡，削胶西国六县等等。《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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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七国虽多，但实力却与朝廷相差太远。被认为实力最为雄厚的吴国，征发国中十四岁（吴王少子的年纪）到六十二岁（吴王濞的年纪）之间的所有壮丁，也才征发了二十馀万人。而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这也是七国之乱最终没有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满清三藩之乱也是如此，三藩的地盘对比清廷来说也相差太远，单从胜算上来看，起兵相抗并不明智。但撤藩则意味着，不但自己的富贵荣华失去保障，跟随自己征战半生的那些将领士卒们以鲜血换来的“酬劳”也随之泡汤了。这不仅关系到一人之富贵，而且关系到一个集团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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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秦汉以后的王朝，都是奉行集权帝制，自然也都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而评价“七国之乱”、“三藩之乱” 。但“七国之乱”与“三藩之乱”的本质是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而非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有二百六十多藩， “政出各藩” ，但仍为统一的国家。集权帝制之下，统治者最在意的并不是地方上的民生与经济等，而更在乎对地方的控制力。故而会以“强干弱枝”为手段，束缚地方上的发展与进步。汉朝并没有因“削藩”而更强大，却在汉武帝颁发“推恩令”、加强中央权力之后、更肆意妄为、穷兵黩武而由盛转衰。满清也更没有因废除三藩，而让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国近代之落后於西方，就在於此帝制集权之害。

参考史籍：《史记》、《清史稿》、《日本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