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首与冯老爷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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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们推送了文章《德意志与冯老爷》，，这是德意志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本系列旨在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从根源上分析德国在其特色资产阶级冯老爷们的影响下如何一步步从一百多年前走到今天。今天是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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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时任总统、老容克保罗·冯·兴登堡的办公室简单宣誓，就任德国总理。老容克和法西斯分子的握手有种时代交接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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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就像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 “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 。十一月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们或者被直接废黜，或者迫于革命的压力被自愿逊位。

虽然赶走了霍亨索伦家族，虽然汉堡、不莱梅、莱比锡和慕尼黑等地纷纷成立工兵苏维埃，君主诸侯们被从王座上轰了下来，虽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筹划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冯家人并没有彻底失去反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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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战中曾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社会民主党右翼的艾伯特在获得政权后，立刻与最高陆军指挥官格勒纳达成协议——艾伯特以同意镇压革命，并保证不变革军队，德军即使战败仍然拥有德国重要支柱的地位为条件，换取德军对其政权的“保护” 。而后默许了旧贵族和反动军官的上蹿下跳，希望借此打击社会民主党左翼的斯巴达克联盟以及后来成立的德国共产党。

由于工兵苏维埃大多集中在城市，广大的乡村仍然是冯家人的天下；虽然在革命中失去了家族世代相传的城堡和一些城市里广为人知的不动产，冯老爷依旧手握工厂、农庄、股份和大笔银行存款。他们可以在领地上组织所谓“自由军团”镇压革命，其残暴程度堪称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还乡团”的师傅。

虽然容克军官在大战中的表现基本可以总结为“结硬寨，打呆仗” ，但镇压起义这种传统手艺水准也不比东方某位姓曾的同行差。缺乏先锋队的领导且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视的苏维埃让冯老爷们的团练用一手反动派版的农村包围城市镇压了下去。 1919年1月15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惨遭杀害；5月1日，慕尼黑被反动军队攻陷，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镇压。

虽然十一月革命并不彻底，但也让反射弧长达数光年的冯家人认识到，旧的统治和难看的吃相已经无以为继。八小时工作制、农业劳工改革、地方社会福利、国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满20岁成年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以推行。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架子被催生出来。 1919年8月11日，时任总统艾伯特确认魏玛宪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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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继承于魏玛共和国

但是以魏玛共和国半封建的经济基础，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封建特权被彻底废除以前，一方面冯家人习惯上觉得屈尊玩代议政治有失身份，他们更向往恢复君主制；一方面针对依然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的工农群众开放选举会选成什么样大家都心里有数。

所以根据前文提到的艾伯特-格勒纳协定，旧军官并未被清洗，他们要么自己就是冯家的一份子，要么和冯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意味着他们大多都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导致军队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暴力机器，可以无视政府独走，肆意对他们认为的“扰乱秩序”的行为使用暴力，所以说军队能不能经商确实和军队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魏玛共和国也被称为“没有皇帝的威廉体制” 。

1920年3月13日自由军团发动“卡普政变” ，占领柏林，但随即在四天之后被大规模罢工所挫败。大罢工则触发了鲁尔区工人起义，五万余人组成红军控制了鲁尔区。在未得到政府的命令之下，正规军和自由军团再次独走，对起义进行镇压。

之后随着美国资本的涌入，魏玛共和国的经济一度好转，阶级矛盾一度缓和，政权也相对稳定了下来。二十年代战后的繁荣过后，大萧条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同样给予了魏玛共和国致命一击。从1929年到1932年魏玛德国的工业产值几乎腰斩，外贸减少近七成，失业人数突破800万。这个时候政府为了保证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不至于破产，向他们提供了一百多亿马克的贷款，同时却把劳动人民的税提高了几十亿马克，并大幅削减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这种操作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1930年至1932年，全德发生罢工1000余次，魏玛共和国政府再也无力解决愈演愈烈的阶级矛盾。

有人发愁当然也有人欢喜。一个之前在因为在慕尼黑啤酒馆搞大新闻吃牢饭的奥地利下士终于等来了这个对他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

但凡提起希特勒，当代的德国人的反应会比较复杂，一般反应是巴甫洛夫式地按照课本照本宣科把元首深入地批判一番以示自己已经“深刻反思”并划清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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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要问德国人真从希特勒身上反思出了些啥，那得到的答案大概是因为搞了民族主义，所以对一战的复仇欲望被希特勒及其纳粹党通过强有力的行动组织和煽动性、欺骗性的口号所利用，只是希特勒获得政权；再就是不能中央集权，否则没有力量可以对抗“极权” 。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则把大量的篇幅用在大屠杀的灭绝人性这个点上。

反思得到位不到位这个见仁见智，但至少没有解释清楚这个奥地利下士究竟给广大德国人民灌了什么迷魂汤，而讨论希特勒用什么手段摆平了什么矛盾因为有“美化”纳粹之嫌被视为禁忌。这就导致了德国人用“欺骗”一词带过的所谓“反思”更像是一种甩锅行为，也决定了德国人直到今天都没办法从根子上解决自己的问题。

希特勒的父亲是个私生子，当过边境警察和海关小职员，希特勒本人也没有什么正经学历，但凡和冯家人沾点亲带点故的人都会看他不起。他最崇拜的俾斯麦如果知道有这么一号粉丝大概会亲切地对他说：“你也配姓冯？”

而对俾斯麦的崇拜并不妨碍他对封建贵族的鄙夷。在一本大家都知道名字的书里，他把因被枪杀引发世界大战载入史册的斐迪南大公称为“奥地利境内的日耳曼敌人” ，声称他十五岁就能把“效忠君王”和“效忠人民”区分开来。

希特勒的逻辑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是相适应的。作为一个在德国无亲无故，无一技之长，也无产业和正常职业的人，如果想要有一番作为，就必须自下而上，从街头做起。在维也纳睡大街的经历使他的手段对于德国政坛来说属于降维打击——被冯家人和大资本家视为消耗品的德国人对尊重的需求已经到了饥渴的地步，哪怕这种尊重仅仅流于表面。德国人此时经历的饥饿、寒冷、穷困和被冯家人歧视希特勒早已在维也纳领教过，把这些经历与政治诉求相结合，再通过演讲迅速与听众取得共情，就好比如今很多老年人碰上了推销保健品的。

所以，把希特勒获得的来自下层的支持归结于其独特的演讲技巧，或者是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狂热，有的人恐怕是欲盖弥彰，毕竟这个问题要是讲得太细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

创业初期的纳粹党就和此时的希特勒本身一样成分复杂。比如创建冲锋队的罗姆主张把工业企业国有化并没收旧贵族的土地重新分配；戈培尔也曾主张和共产主义者结盟。

但这并不代表希特勒对下层人民有什么好感。还是在那本大家都知道名字的书里，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提到“德国人容易被欺骗” ，人民只会盲目跟从，以至于被社会民主党所利用，例如工会就在这种忽悠之下从保障工人权利和改进劳工生活的组织，变为解体德意志民族的工具。所以需要一个掌握高超真理但是行事残酷的主义，比如“国家社会主义” ，来战胜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此时，各方都被拉锯战弄得筋疲力尽。由于苏联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支援不力，以及德共对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把握不到位，导致革命迟迟无法取得进展，使得无产阶级转而对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抱有幻想；另一方面，冯老爷和大资本家们意识到未来单靠国防军不一定能镇得住场子，他们需要新的打手。希特勒恰逢其时地表示自己会循规蹈矩，让冯老爷们和资本家认为可以用金钱笼络希特勒，使他当权之后乖乖听话。一时间，希特勒众望所归地收到了大量的政治现金和选票，其中甚至有来自霍亨索伦家族的捐赠。

可惜希特勒并不像他的偶像俾斯麦那样满足于当一个看场子的。他的底气则来自于他有属于自己的枪杆子。即便最开始时冲锋队的组成成分是以“自由军团”的散兵游勇为主，但是其组织负责人恩斯特·罗姆如前文所述对贵族没什么好感。而后来组建的党卫队则是分布在全德国各地的仅听命于希特勒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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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意思的一点是，希特勒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之后大刀阔斧地对纳粹党进行改组，首先依照国会选区任命仅对希特勒负责的负责人，这些区域的纳粹党部下属各个分区，一直细化到每个街道，层层统属，掌控了整个基层；纳粹党的各级政治组织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负责对付和破坏当前的行政系统；第二部分则包含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和劳工，以及后来的文化种族工程等部门，目的是建立一个国中之国。

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说：“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到时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如他所说，在他从兴登堡手里拿到总理位置，并通过国会纵火案赢得1933年国会大选之后，传统的各个邦国政府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希特勒任命的，隶属于国家政府的邦长，各个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随着希特勒的权力逐渐扩张到直至基层，冯老爷们的影响力被逐步消解。

之后，希特勒自然要兑现振兴经济的承诺。一方面，通过扩充军队激活了军火工业和钢铁工业，这点不过多赘述。另一方面，与罗斯福的做法类似，通过大量扩充基础设施的建设抵消生产过剩，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以及创造新的需求。例如在1933-1938年间，在弗里茨·托德的控制下纳粹德国完成了3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建设，直接提供了7万工作岗位。纳粹德国当局还要求每个城市，甚至小镇和乡村都要建造现代化停车场，众多的大卖场、公园和绿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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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和2006年世界杯的决赛场地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是纳粹德国时期经济振兴的成果之一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德国人对出行的需求被释放，进而让早已设计完成却苦于没有市场而一直未能问世的小型车甲壳虫得以投产，还催生出了人民车厢这个今天在汽车行业仍举足轻重的巨无霸企业。

虽然经济的复苏让德国政府在1933-1939年间的收入达到620亿马克，但是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支出高达1010亿马克，纳粹德国当局选择以强迫银行购买国债来解决赤字。至于是谁最终买单，想想谁能控股银行或者谁会在银行里有大笔存款就知道了。对资本的“枪毙治国”并不局限于此，纳粹德国当局推动社会上流动的私人资本流向其期待的领域，对于不听话的资本家则通过减少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配给作为惩罚。

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不论是协调数量级高达百万的劳动力投入基建，还是对金融的严格管控，还有在某一天里在德国全境统一砸犹太人的玻璃，都是建立在高效的基层动员能力之上的行为。

在冯老爷靠边站之后，德国垄断组织的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纳粹当局规把所有营业额都达不到某个最低限度的企业全部关闭。这一行为导致了许多康采恩和托拉斯的形成。在1932-1937年间，德国企业的绝对数字减少了9% ，但是投资却大幅增加，劳动就业人数也大量增长，纳粹德国的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水平堪称资本主义世界之最。例如西门子的一个工厂的电话电缆产能就达到了德国总产量的四成。

由于生产的组织形式的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更为合理，使得纳粹德国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 1938年德国的钢产量达到2330万吨居欧洲第一，铝产量19.9万吨居世界第一；火生产在1933-1939年间增长了7倍。而纳粹党扎根基层的党组织保证了希特勒的意志能从他的大脑贯彻到每一个街道，保证了纳粹德国远超第二帝国且冠绝欧洲的动员能力。这两大要素是纳粹德国军队在短时间内横扫整个欧洲的关键。

对于希特勒，贵族老爷们可以说是又爱又恨——被剥夺的封建特权，还被一个奥地利流浪画家领导，没有比这更丢面子的事情了；但是希特勒帮他们解除了被共产的威胁，第三帝国的扩张的红利也多多少少让他们利益均沾。

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的相爱相杀正是这种矛盾的延续。军官团里支持和反对希特勒的力量长期共存。当战事顺利时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声音就大。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反对的声量就大过支持的声量，甚至搞出了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大新闻。待到战后，各级军官或在回忆录里，或言语中把德国的甩锅文化发挥得淋漓尽致，战争中的屠杀都是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干的，战争的失败是因为希特勒不懂战略战术还瞎指挥。但很显然若不是希特勒，仅凭冯老爷们弱鸡的动员能力，恐怕战争一开打就要被按在地上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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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国网友津津乐道的那句“我到河北省来”的德语原文是“Und doch habe Ich allein” ，加上下文的“allein auf mich gestellt, ganz Europa erobert” ，全句话意思是“我只是在单打独斗，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整个欧洲！”虽然这话的确有些狂妄自大，但是在笔者看来，也算是部分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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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作为一个非德国贵族体系、没有政治包袱的局外人，自下而上地改造了德国的政治，建立起了一个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单一制政权，真正意义上地统一了德国。这也就解释了大多数德棍都是从第三帝国入门的原因，即第三帝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德国历史上最容易理解的政权。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这个帝国仍然是虚弱的。

第二帝国和魏玛共和国的落后性体现在因为国家权力掌握在冯家人手上，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事业机会薄弱。所以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有变革政治的动力。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能让在国家机器中卡位成功的小资产阶级分享到一定的红利，所以他们并没有兴趣去触碰和改造旧的阶级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罗姆要求继续革命，没收贵族土地再分配，冲锋队与国防军合并时，希特勒的选择是处死罗姆来换取军官团对他的支持。

在变革旧的国家机器方面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目标无疑是一致的，所以希特勒可以暂时得到部分无产阶级的支持。然而无产阶级针对剥削阶级的不满是一贯的，不会随国家机器的变更而改变，意味着希特勒并不会永久地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虽然因为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使得部分无产阶级转而对希特勒抱有幻想，但是他们之间矛盾的重新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种矛盾随着希特勒执政的深入以及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凸显。希特勒只能通过不断地扩大战争，通过对外掠夺吃力安抚各个阶级，平衡阶级矛盾。

而纳粹德国的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强大仅仅相对于欧洲的老朽国家，所以战争初期一度打遍欧洲无敌手。但是当面对经历过深刻的社会变革，动员能力和生产能力更强且资源禀赋更强的苏联和美国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德国军队就玩不转了，还被一路反推回了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