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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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与皖南事变的发生

蔡长雁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099期

（三）、《中央提示案》的出笼——蒋介石对中共组织及其军队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战术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

1、作为战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

华中地区局部剿共失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问题逐渐达成共识：即国共两党通过谈判分区划界，具体内容就是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中央提示案》，其要点有四：一、限区，即将华中的新四军全部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并加入第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二、限编，即将“新四军编为两个师。 ”“师之编制为整理师两旅四团制” 。三、取消民众武装。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于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 。四、取消中共政权。 “冀察两省主席，由中央遴选任命。 ” 这是国民党方面从政治上解决中共及其军队问题的一个全局性的战略性的方案，与此相较，蒋介石此前的各种办法显然只具有战术层面的意义。

按照这个战略性的计划方案共产党的活动范围和军事力量都是十去七八了，所以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将《中央提示案》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后，周恩来于7月24日飞延安磋商。中共虽不反对军事划界的办法，但根本无法接受这个让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所以提出了以华北5省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区域的复案。蒋介石立即予以拒绝，中共方面再提，增加山东及绥远之一部为作战区域，各地游击部队仍留原地作战的建议，蒋介石仍然毫不通融。蒋介石有这种态度是必然的，因为中共的方案会推翻他政治解决八路军、新四军问题的一切努力。 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向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皓电” ，指责八路军新四军：“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 ”要求“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 ”全部开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同时将《中央提示案》“特并附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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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强硬威胁面前，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局势，确定了对策，即“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 。 11月9日，中共便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佳电，对他们的“皓电”作出公开答复，驳斥了对方在“皓电”中的指责，拒绝了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的命令，但为了顾全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2、为保障执行《中央提示案》，蒋介石在军事上做了周密方案，但严格设定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严格限制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以为政治解决遂行不利时的预备方案。

为了《中央提示案》的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秘密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确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兵力于1941年1月底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转用兵力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第五战区兵力于1941年2月底前肃清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军令部将《作战计划》于1940年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但真要实行这种军事剿共的强硬政策，着实让蒋介石头痛。这样大规模的剿共战争一旦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定当破裂，还需要担心的是，能否达到目的？他以为：“值此国际局势动荡未定之际，如过于硬性强迫，反于我不利。何况彼于此时决不肯轻易调防河北。如此则徒失威信，或引起纠纷。故不如以弹性出之，而留有旋转操纵在我之余地为宜也。 ”所以蒋介石并未立即批准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但政府最后通牒已于10月19日以“皓电”发出，想收也收不回来了，政府说过的话得算数啊，不然哪还有颜面呢？对党内军内这股反共气势也还是要鼓励的啊，因此，拖到12月7日，蒋介石终究不能不对该作战计划做出正式批复：“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 蒋介石之所以要到下旬再定具体时间就是考虑到新四军执行命令的时限问题，为的是争取政治上有利的地位。在中共方面提出北移展期要求后，蒋介石已经授命军令部次长刘斐（刘为章）向中共代表转达了同意让八路军、新四军延期一个月北移的意见。但八路军、新四军并无实际行动，所以到12月9日，蒋介石以手令形式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北移：“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 这样，蒋介石就最后确定了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时限是12月底，如果到时新四军不动再下令执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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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蒋介石提出了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之一——北移的时间（1940年12月底之前）。实际上这时苏北局势的发展又让蒋介石提出了军事行动的第二个前提条件——共军不行进攻韩德勤老巢。 1940年11月，国民党驻皖东第21集团军7个团占领了津浦铁路西新四军活动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部会同由山东南下的第112师霍守义部，先后攻占了阜宁县西南的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企图接应第21集团军继续向东扩张。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9日集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共10个团，对宝应县曹甸地区的韩德勤部发起攻击。先扫清外围，予其重大杀伤。 12月13日对曹甸发起总攻，由于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经验，而且协同不够，攻而未克。此次战役历时18天，歼其8000余人，新四军、八路军伤亡2000余人，但战役未达目的，此即曹甸战役。但国民党方面仍然害怕苏北共军在战役结束后攻击韩德勤老巢——兴化，所以提出苏北不攻兴化是皖南不攻新四军的又一个前提条件。

12月1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再度呈送《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求批准将该计划以命令下达，理由是，如再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同时提出了下达命令的理由:“观察江南N4A 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12月31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N4A立予解决” 。与此同时，军令部次长刘斐也呈送了与中共代表会谈情况，说明中共方面无意北移，新四军皖南部队同意北移，不过意在增加鲁苏方面实力，故再无与中共谈判必要。徐永昌则在提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之后，更进一步拟就了针对黄河以北八路军的《华北作战计划》，提出应立即在华北地区做好应战部署，必要时亦取攻势作战。胡宗南则拟定了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白崇禧则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队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但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 ”所以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始终不松口，设定的军事行动前提条件始终不更改，断然否定了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与“中央提示案”有关的需移动部队和地区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在坚持既定的前提条件下，蒋介石于10日当天密令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 ， “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

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计划批准后，蒋介石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透露了他的强烈担心，他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 。他特别暗示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蒋介石这时还想通过政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

3、顾祝同上官云相等领会了蒋介石的意图并认真的加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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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自然领会蒋介石想通过政治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心理，希望皖南新四军能够切实北移，所以尽量与新四军方面商量，能满足的条件都尽量满足，在北移时间上即使稍有延期，也可以商量。他在给江南、皖南行署和有关驻军的电文中说：同意新四军北移（东经苏南北移）交通线增改为二线，同意划定临时集结地区，指示他们在“该军移动时，当能切实协助。 ”上官云相在致皖南有关当局的电文转述顾祝同的指示说：“希即命令所属各县政府及党部与该军北移期间务须特别注意党政军之密切配合。并在线境范围内予以该军协助，俾使迅速通过。尤须严密监视，勿使其残留与活动，并将该军经过情形随时侦察具报。 ”

11月底顾祝同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表明了自己力图“切实协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态度。他不仅同意展期北移，还主张如数照发欠饷（10月、11月经费），建议增加该军北移路线，指定该军临时集结区，而且力主该军秘密潜渡，逐次跃进，乘敌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损失致影响北移时间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军为目的的。在曹甸战役进至关键的时候，蒋介石、何应钦明令禁止皖南新四军走东线经苏南北移，但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也还是想协助皖南新四军达成北移的。

12月5日，上官云相致电黄绍耿说：新四军“尚继续索款及要求补充械弹，刻正商办促其早日开拔。 ”同日，顾祝同致电黄绍耿说：对新四军“正饬准备开拔中。所请公开宣传一节，似应暂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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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当发现有国民党政工人员在新四军军部驻地周围散布新四军将被驱逐的谣言，威胁新四军士兵家属时，上官云相电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扰皖南新四军北移行动， “密饬所属，俟该军开毕，再行肃清工作，以免其借口” 。据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的岳星明和时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武之棻回忆，即使召开了徽州军事会议，部署了进剿计划，这一计划的前提也还是建立在新四军抗命不移的情况之下。按照顾祝同的说法，还是希望他们能遵令渡江，新四军如果北撤，部署各军则转而负责掩护。由于蒋介石一直想以政治办法解决问题，所以批复军令部的计划很晚。这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围堵也就不能不是12月下旬的事了，实际上是在执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规定1月底前剿灭皖南新四军）。

12月20日和26日顾祝同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向皖南方面新四军驻地推进：“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 ， “务求彻底肃清之。 ” 27日顾祝同在徽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研究进剿办法， 29日负责实施进剿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才最后拟定出进剿计划。从这个进剿计划出台的时间来看，也不可能事先计划在茂林设伏。新四军决定走茂林东移苏南的最后时间是12月31日，在该计划之后。

从向皖南新四军进剿军队的作战目标来看：国军7个师在南线上的部署，虽然处心积虑，早在准备，但是这只是一种预防措施，即如果江北新四军敢于攻击韩德勤的老巢兴化，或皖南新四军不遵命北移，则向云岭新四军军部进剿，更重要的是防止新四军击窜皖浙赣边山区游击。其作战计划不可能有在茂林一带伏击新四军的内容。

12月27日，即徽州军事会议召开当日，叶挺、项英向顾祝同说明经费、弹药、冬服等存在极大困难，要求展期北移，要求“划定皖北庐江县境为职部临时集结境地” ， “并请指定庐江六安以北路线，庶可以防止与皖北友军无谓之误会与冲突” 。顾祝同表示可以商量，在顾祝同的协调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来电承诺:“黑沙洲至姚沟为该军登陆地点，姚沟至无为以东地区为该军临时集结。由集结地点沿长江北岸东下，经和县南浦口津浦路东” 。因这几份电报是国民党方面发给新四军的，都是以友好协商的口气支持协助新四军北移的，或许有诓骗新四军北移的意思，是否有诚意可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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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民党内部关于如何让皖南新四军北移的电报则应有相当的可信度。顾祝同1月3日电报蒋介石时称:叶挺（12月30日）要求展期北移，职“深察叶挺对于北调命令，已有决心奉行。此次与之磋谈亦颇具诚意，一再嘱职请求钧座，谅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队顺利北调。 ”“关于经费部分所请廿万元，既包括一月份经费在内，似可照发，弹药拟即先发，步机弹十万发饬分批具领。惟丙项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转请核示。 ” 看来三战区并不想在本战区内把新四军消灭掉，而是想是把新四军礼送出境，并以此为上策。 1月2日，叶挺致电上官云相提出:“职部为期移动迅速，以明大信，准于虞日派一个团经前指定路线向苏南开动，余仍待临时费及弹药补给发下后，再就原地设法北渡，如万不可能时，仍恳准予转经苏南。 ”第二天上官云相电示皖南行署：“饬属知照，予以协助，并密派员侦察该军过境情形，及人枪辎重等数目，具报。 ”

实际上，新四军这时已经违误了北移的最后期限（1940年12月31日），负责进剿的总指挥官也并没有非剿不可的意思。看来三战区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新四军北移，那怕误了点时间也可以商量。在顾祝同、上官云相的意识里，新四军就是要北移，不会南下茂林的。在得知参加此次围剿行动的国民党第四十师于1月2日推进到三溪时，上官云相命令“力避与匪军磨擦” ，停止前进。显然上官总司令是要下属部队远离是非，不要和新四军起了冲突。 1月5日，上官总司令得到云岭地区的新四军已经开走的情报，他给下属打电话，想当然地认为皖南新四军4日“已离其根据地，向繁昌方面窜去” ，要求第四十师派部队向湾滩、章家渡、茂林一带搜索前进。在顾祝同等国民党将领看来，皖南新四军绝没有南行的可能，所以一发现云岭没有了新四军，第一感觉，就是北移了。有这种意识主导，他们不可能想到要在茂林地区设下埋伏。

从蒋介石1941年1月3日给叶挺的电报来看，他这时的态度也是一样的，虽然已过时限，但仍对皖南新四军的北移抱有期望，他在得知叶挺确实准备行动后，下命令说：新四军过江后， “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补给到指定地点后即发。直到此时，蒋介石还在做着政治解决的梦想。所以说蒋介石、顾祝同并没有一个诱歼皖南新四军于泾县茂林地区的阴谋。

（四）新四军军部在北移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和择线错误，给了蒋介石“偶然成功”的借口和机会

皖南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向江北发展是中共中央一贯的政策，但新四军长期没有坚决执行，给蒋介石留下了一个“猎物” 。自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皖南新四军北移并公告全国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问题就提上了日程。由于情况变化不断，项英在北移问题上犹豫不决，遭到中共中央严厉批评， 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对项英的斥责电。这样项英于28日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专门研究了北移路线问题，经过反复比较，决定走南线北移，即先南下泾县茂林，经三溪、旌德、宁国、郎溪进到江苏溧阳，再择机北渡长江。这条南下茂林绕道东移的路线并非顾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没有请示过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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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到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传达军分会决定，作战科的参谋们均感突然， “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 ，参谋处连这些地区的地图也没有，只好临时油印地图发给部队。作战参谋叶超回忆说：“司令部原来对北渡的两个行动方案，做了将近两个月的准备，由于改变方向，都用不上了，临走时把这些材料烧了一大堆，真是前功尽弃” 。但这只是预备方案，直到31日项英认为其他两条线都有大困难，不能走时，才最后定下来，这天项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华中总指挥部，表示：“支（4）日决心东移” 。 1月4日皖南新四军在十分隐秘的情况下坚决全部南下茂林。事实证明这是条绝路，明明知道，国军正从这里压过来，还要迎面而上；大山里打游击可以，大部队行动不利，易守难攻。

新四军军部在移动之前向国民党方面发了一通长电， 1月5日怕对方收不到又发了一次，该电长达千余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5日发的这份“微电” 。 “微电”除了一再解释由于饷弹补给不济和忽令改道，以致造成皖南部队延迟北移外，竟然明确告之“定于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队遵行顾长官电令所定路线转经苏南分路俟机北渡” 。似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坦荡心迹，这通“微电”罕见地同时发给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上饶顾祝同、徽州唐式遵、宁国上官云相以及远在桂林的李济深。

我们前面引述的资料足可证明蒋、顾在北移时间上是可以让步的，因此直到1月5日之前，尚未下定动手的决心。可以想象，原来就怀疑新四军不肯走皖北的蒋介石在收到叶、项“微电” ，发觉皖南新四军并非如叶挺向顾祝同所言仅以1个团而是全部主力走苏南时的震惊程度。蒋介石、何应钦、顾祝同命令改道直渡皖北的初衷是担心皖南新四军从苏南渡江去攻击韩德勒，但是他们更加害怕的是新四军向南到其后方游击。蒋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顾祝同急电中说：“新四军最后计划，必如兄5日电所报，其在黄山、天目山与泾县云岭一带化整为零，在我后方对我游击。故我军对匪必须先妥筹对策，作一网打尽之计，谋定后动为要，切勿轻易动手，反被其所制也。 ”现在新四军走南线，给蒋介石的印象就是新四军果然如自己料想的那样要南进！所以 1月6日，蒋介石收到这个微电后就断然发出“鱼令一元电”：“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二、决强制执行之。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就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六，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 ”

顾祝同看到叶、项“微电”的时间应在5日深夜以后或6日上午（上官云相接到此电也迟，前面曾说到，他5日还以为新四军已经从铜陵、繁昌渡江了）。在此之前顾祝同也没有动手的意思，但是可以想象，顾祝同看到“微电”的反应一定会比老蒋更为震怒。首先，叶、项原先电报7日先以1个团走苏南，现在却突然提早到4日，而且是全部主力，顾祝同一定会有受骗上当被耍弄的感觉。其次， “微电”认定部队按顾长官所定路线走苏南，这更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这等于是离间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告诉老蒋，顾祝同不听你的命令，另搞一套，对老蒋不忠啊！1月6日午后，顾祝同向上官云相下达“鱼未电”进剿叶、项。实际上这一天上午，前线部队已经在丕岭开始接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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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项英在向国民党有关各方发出“微电”的同时，也向延安党中央致电，报告了部队的位置和去向。对此，毛泽东、朱德在1月9日致刘少奇电中曾提及：“得叶、项微电，他们4日夜间开动， 5日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当毛泽东感觉到皖南军部对移动路线的选择以及在茂林停顿的严重失策后，即于7日急电叶、项：“微晨电悉，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然为时已晚。

综上所述，蒋介石虽然有在大江南北围剿中共武装的计划，却没有在皖南预设陷阱，伏击皖南新四军的阴谋，顾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军渡过皖北。蒋介石和顾祝同也不是一开始就下决心非要执行那个计划不可。由于皖南军部主观上的决策失误，措施失当，从而给蒋、顾执行那个计划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借口和一个军事上的机会，让蒋介石、顾祝同“偶然”成功了！我们不能武断地说皖南新四军向东或向北转移，就保证一切顺利，万无一失；但是绝对可以肯定的是，新四军不向南走，就不会有皖南事变（也许是苏南事变、皖中事变、皖北事变等等），决不致发生被国民党军8万人围歼而全军覆没、军部首长无一人幸免的悲惨结局。

蒋介石要坚持抗战，他就得联共，他与日本的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蒋介石要限共，与共产党的矛盾始终是有的，至于矛盾在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爆发，取决于国共双方领导人和当地双方当事者之间的博弈，有很大的随机性。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局局长、方志办主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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