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诗雄——宁调元传》前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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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诗雄——宁调元传》前言（3.2） // //

宁调元（1883－1913），字光甲，号仙霞、大一

三是“准” 。宁调元是一位革命诗人，常常以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或反映自己某一时期的思想情绪。然而，他的诗歌创作中又常常没署写作时间。因此，柳亚子等人编《太一遗书》之时，将宁调元的遗著按诗、词、散文、札记等体裁分卷排列。这就给准确判断诗文的写作时间，准确了解其写作背景，准确解读诗文的内容，从而准确研究宁调元思想的发展变化带来了诸多困难。杨天石等编《宁调元集》时，对于来自《太一遗书》的诗文，虽然考订了其中一部分的写作时间，但多以系年为主，仍欠精准，同时也存在一些过于宽泛或讹误的情况。为此，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对宁调元部分诗文的写作时间进行了重新考订和勘误，使之更趋精准。例如，宁调元曾在与傅尃的一封信中谈及自己作诗为格律所苦的问题，而《宁调元集》中此信未署时间。但笔者根据此信中有“辄读《妾薄命》数过，欲拈管面和之”之语和《傅熊湘集》中的《妾薄命》作于癸卯年，以及此书在《南社》第12集刊出时的标题为《癸卯长沙与傅钝根书》等史实，判定宁调元此信的写作时间为1903年下半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之时。这就为准确研究宁调元诗作的风格和特点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又如《八月十五夜漫书二律》，杨天石考订的写作时间为1907年9月22日。但笔者根据此诗发表在1910年中秋节后的第二天，即9月20日（农历八月十七日）《帝国日报》上和诗中“遥念南楼诸伴侣，尔独何辜限河梁”等语分析，认为此诗应写于1910年的中秋节，即公历1910年9月18日，从而为准确理解此诗找到了突破口。在以往宁调元研究中，由于缺少考证，结论不准确的情况也比比皆是，有些问题争论也不少。对此，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力求得出了准确的结论。例如，关于宁调元经谭延闿等人保释出狱的时间，学界就有1909年9月、1909年10月19日、1909年11月1日、1910年和1911年7月等五种说法。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宁调元出狱的时间应为1909年11月1日。又如，关于宁调元与禹之谟等人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日期学界也有四种说法，即5月23日、5月29日、6月10日、7月11日。本书根据相关史料考证后，认为宁调元与禹之谟等人公葬陈、姚的日期确系1906年5月23日。此外，还有一些似乎已成定论的东西，其实也有问题。例如，关于宁调元就义的地点，学界已习惯于引用刘谦《宁调元先生事略》“武昌之抱冰堂”的结论。这其实也是不准确的。本书根据当时多种资料论证，宁调元就义的地点不是“武昌之抱冰堂” ，而是湖北省军法局内。因此，本书注重史事的考证，力求使宁调元的研究更为精准。

四是“新” 。在全面、深入研究宁调元的理念指导下，本书还致力开辟宁调元研究的新领域，填补宁调元研究的空白，给予读者和研究者以新的视觉和新的收获。例如，本书对宁调元家世源流考述，就为宁调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如前所述， 1910年3月至1911年10月，宁调元曾任《帝国日报》总编，虽然为时仅一年多，但这一时期正是武昌首义爆发的前夕，也是革命派与清政府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更是宁调元作为革命宣传家最为辉煌、最有影响的一段时光。对于宁调元的这段经历，此前除了唐建明在其硕士论文和相关文章中略有介绍之外，学界对这一方面涉及很少，研究也不深，如刘湘雅的《湖湘名人宁调元革命事略》一文对此则一笔带过。有鉴于此，本书对宁调元总编《帝国日报》期间的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专辟《办报京师》一章，以8节的大篇幅，对于宁调元的这段经历作了较为详细、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填补了宁调元研究中的这一空白，使人们对宁调元的这段经历有一个全面的、新的认识。再如，宁调元1912年4月至12月曾任广东三佛铁路湘省总办一职，虽然为时也只有半年多，却是宁调元民国初年参加民国建设的重要经历，然而，此前对于宁调元的介绍中对此往往也是一笔带过，更无专门研究。鉴此，本书专辟《总理铁路》一章，分成3节，对宁调元这一段重要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和研究，填补了宁调元研究的这一空白，使读者耳目一新。此外，本书还根据从大量清末民初珍稀报刊中发现的宁调元佚文和有关宁调元的资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并精选出各个时期有关宁调元活动的记述，拂去历史的尘埃，点缀于相关章节，以期还原历史的场景，重现历史的回响，从而大大增强了本书的可信性和新颖性。

由于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特点，本书具有较强的史料性、创新性、纪实性、可读性、可信性和新颖性，对于进一步推进宁调元及相关研究的深入，大力弘扬宁调元的爱国主义精神，均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很是值得对于宁调元及相关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和研究者一读。（全文完）

附记：《南社诗雄——宁调元传》即将出版，敬请广大读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