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理学人︱徐近之：懂得了天地，却没懂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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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徐近之是当年翻阅美国地理学家葛德石的档案时，在一束打印的书信之中蓦然发现一封手写短笺，特别醒目。信为1951年2月所写，徐近之在信中告知国际地理学会主席葛德石，他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地理学历次大会的论文。由于纸上英文飘逸，签名散如云烟，数次查询才确认是徐近之。 1950年葛德石曾给十余位大陆的地理学家写信，这是唯一的私人回信，可见徐近之的另类，我对他的兴趣由此而起。

在民国地理学界，如果用“中国的斯文·赫定”或“民国的徐霞客”来赞誉一位地理学家，他一定是神一样的存在，而徐近之却完美地将这两个称谓集于一身。同时，徐近之还能诗，写得有声有色，并有诗集传世，这在民国地理学界更是屈指可数。如此人物不书写，有负民国地理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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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近之小像（1941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的斯文·赫定

徐近之，号希朗， 1908年生于四川江津县的苟井村，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少年。徐氏家族自康熙年间入川，繁衍于川东的泸州江津之间，并建有徐氏宗祠。清末，徐近之家中有田数十顷，富甲一方。徐家的四合院坐西向东，现在庐墓尽毁，仅存一块长两米半，宽一米的水缸底板石，也见当年徐家的殷实。

徐近之的父亲徐立道是秀才，品德文章皆受乡人尊敬。徐近之出生后，即过继给孀居的伯母樊氏为嗣子，以徐家之富，完全可以过肥马轻裘的生活，可他是天生读书的种子，走上学术之路。徐近之先在家中开蒙，再从塾师习诗文，读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做童子诗。私塾时期，其努力程度就闻名乡里，后入重庆的求精中学读书，这是由美国雪城大学校友办理的一所教会中学，奠定了他一生的英文基础。 1927年徐近之考取由竺可桢主持的南京东南大学地学系，少年出川，没有埋葬在四川的温柔乡。据其子回忆，徐近之具有强大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节制，他不沾烟酒，不擅棋牌，极少听戏和观影，志趣都与地理有关，是一个为地理而生的人。

1928年东南大学改为中央大学，胡焕庸，张其昀和黄国璋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徐近之直接受教于三人。 1931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组织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谋求开辟欧亚航空路线，需要中方的气象人才。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决定派徐近之加入考察团，负责气象观测，徐近之特意为此休学一年，随团前往戈壁沙漠。

在中瑞西北科考团的十四个月中，徐近之每日观测记录气象，并撰有五次通讯和四十二首竹枝词，备述塞外风光和野外工作，科学与文学兼备，别有意蕴。例如《西北旅行乐》：“自然地理书与图，气象天文美且都，驼背动观皆自得，帐篷安息甚阎庐。 ”通讯和诗歌寄回中央大学地理系，被系主任胡焕庸分期发表在《地理杂志》和《方志》月刊之上，时年二十三岁的徐近之一时成为地理系的偶像，归来被同学称之为“中国的斯文·赫定” 。在竺可桢的慧眼下，徐近之通过这次考察走上气候气象研究之路。

民国的徐霞客

1932年崭露头角的徐近之毕业留地理系，成为奥籍教授费思孟地形学的助教，并考察山东泰山及崂山，在地形学以及德语方面都受益甚多。 1933年夏，资源委员会派徐近之赴西北调查，先沿着西兰公路考察地质地形，后考察青海湖，并著有《青海纪游》。正当徐近之探索青海高原时，四川西部发生大地震，他当即由西宁前往沼泽遍布的松潘草原，并在《地理学报》1934年的创刊号发表《西宁松潘间草地陆行》。徐近之到达松潘时，大地震已过去三个月，但余震未停，山崩崖断，巨石阻流，他顺岷江峡谷而下，历经松潘，茂县，汶川，灌县到成都，详察震后岷江峡谷的地质地形变化，整理成《岷江峡谷》，再次发表在《地理学报》创刊号。徐近之以一己之力在《地理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两篇论文，可谓空前绝后，但是徐近之的考察脚步并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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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徐近之致中央研究院气象所所长竺可桢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青藏高原是东亚季风形成活动的主宰，而其气象只有西方探险家的观测记载。致力于构建民国气象网络的竺可桢再次派经验丰富的徐近之，前往拉萨筹建气象站，系统观测记录西藏的气象数据。 1934年5月22日，刚由西宁回到成都的徐近之，再次由成都首途，新婚妻子抱幼子送行。他单骑独行二十三天到兰州，与测候所实习生王廷璋会合后，又骑行五天到达西宁，加入由黎丹（1871-1938）率领的进藏祭祀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巡礼团，前往拉萨，前后共历时三个月，成为民国地理学界的入藏第一人。

徐近之到达拉萨后，相度地势和政治交涉，在布达拉宫旁的专使行署平顶屋上安置百叶箱等设备，自1934年10月开始观测各种气象要素，和实习生王廷璋每天轮流记录十四次，随即用无线电报告南京，寄呈所长竺可桢，这是民国首次在西藏高原上取得海拔3760公尺的气象资料，徐近之总结写成《1935年拉萨之雨季》，成为西藏气象专家。

雪域佛国，青灯孤影，非有超常意志者不能坚守。徐近之留藏两年期间，除气象观测之外，还就地考察访问。他越过喜马拉雅山去印度加尔各答，写有一篇《西藏西康国防线上通道及其重要》论文。又曾北越冈底斯山，单骑围绕世界屋脊上的大天湖（纳木错），因为西藏当局严禁测绘，他只能混在香客队伍里，以数念珠记步，绕湖一周，速测大天湖地图，并撰写《天藏之大天湖》和《天湖小游23天日记》。 1936年12月，徐近之接到老师胡焕庸的电报，回母校任教。时寒冬腊月，他随云南茶商马帮穿越横断山，冰雪没胫，露宿冰凌，写有《横断山露宿两月日记》。

徐近之苦行僧般的考察旅行受到前辈学人的赞许，民国地学领袖翁文灏有《读徐近之横断吟集》（1938年4月）云：“三十功名佩远征，万重山里万重程。记游霞客文章美，依韵雨民诗句清。雪国孤高存佛意，危峰横断隔江声。要凭文化奠疆域，统一人心事可成。 ”时年不满三十岁的徐近之因此有“民国徐霞客”之称，其考察游记满足了民国学界对西部的想象，影响一代地理学子。据学者邓静中回忆：早在1937年进中央大学读书之前，就看到偶像徐近之写的西宁松潘间草地旅行，西藏天湖以及横断山露宿两月记，对其心仪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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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近之中国地理考察示意图

欧美的地学博士

1938年，徐近之考取第六届中英庚款公费留学，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地形学， 1940年获得博士，题目为《苏格兰中央高地之河流网与构造及气候之关系》，随后去美国游学，但次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归途中断，徐近之的老师，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的黄国璋介绍他去美国继续进修，并委托他代表中国地理研究所向美国的地理系和地理学会募捐图书。对于黄国璋的帮助，徐近之有诗云：“手谕频频诲远人，七年海外一长春。偷安为学浑忘久，拜首临风叩远身。 ”并自注：著者赴英求学，师为指导员，其后赴美国入学从师等等，皆师之指导。在外长久时，期得师之航空手谕多至四五十通。

凭借黄国璋在美国的师友关系，徐近之与美国地理名家频频接触。他先在哥伦比亚大学作访问学生，后到芝加哥大学地理系暑期班旁听，并在耶鲁大学访问亨廷顿（E. Huntington ），在威斯康星大学拜见特里瓦萨教授（G. Trewartha）。最后，去哈佛大学地理系面见惠特尔西教授（D. Whitlesey），并在该校作访问学生，选修地缘政治课。在哈佛期间，徐近之还常与杨联陞唱和从游，两人是“经纬古今为史地，殊途矢志同为学。 ”1943年中美为战时盟邦，美国地质调查所的军事地质组邀请徐近之去工作，在华盛顿的内政大厦办公，后来调到五角大楼东南亚部，前后两年，徐近之借此常到国会图书馆读书，积累资料。

在美国期间，徐近之与两位老师张其昀和胡焕庸均有从游。张其昀于1943年至1945年受邀到哈佛大学讲学研究两年，而胡焕庸于1945至1946年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大学地理系讲学，因此徐近之成为受中央大学地理系的三驾马车亲炙私淑最久的学生，深得真传，成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守护者。 1946年夏，去国八年的徐近之归国，回江津老家探亲。苟井村前手植的龙眼垂垂，父母墓木已拱。 1947年初，徐近之重回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但英雄刚寻到用武之地，转眼就换了人间。

徐近之本人学者风范十足，具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不食人间烟火，这也许能解释他苦行僧般的旅行，忍受常人不堪的野外艰苦和孤寂，并可以在西藏雪国坚守近三年，其考察旅行之广，民国地理学界无人出其右。在师友的回忆中，徐近之为人严肃，耿直而不肯苟同。在传世照片中，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徐氏均是目光倔强，面沉似水。性格决定命运，任性如他，注定了新政权下的境遇。而且徐氏出身地主之家，留学欧美多年，长期在中央大学执教，他在民国积累的资本都将成为新政权下的原罪。

新中国的改造对象

1949年国共易帜，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徐近之从1927年的学生到1947年的教授，是胡焕庸之外，中央大学地理系资历最老的教授，对中大地理系有深刻的认同，视为托命人。 1949年9月，胡焕庸被定为“反动教授” ，奉命到北京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地位一落千丈，昔日门人故旧避之不及，徐近之却数次进京探望，执弟子礼。

1950年夏，徐近之因与系主任李旭旦，教授任美锷不合，被从南京大学移除，转任竺可桢治下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地理所，徐近之给革命青年的印象是知识渊博，但学究气明显。虽然竺可桢曾想委以他所长的重任，但认为徐固执，书呆子气太重，不易合作，难以应付时下的政治运动。

1950年之后，以孙敬之为首的红色地理学家开始师法苏联，肃清美国地理学的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地理学，民国地理学家是主要改造对象。而此时，徐近之在《地理学报》上发表《国际地理大学历次概况》，介绍历届国际地理大会，肯定其意义。徐氏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他当年游学美国，结交葛德石，并搜集了历次国际地理学会的资料。文章刊出之后，徐近之还给国际地理学会主席葛德石写信告知此事，书信寄出不久，他就与葛德石绑在一起，成为地理学改造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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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徐近之致葛德石函（美国雪城大学档案馆藏）

1952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地理组组长田世英发表文抨击徐近之，政治敏锐的竺可桢读到后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地理学报》登载徐文实在太麻痹，并致信嘱咐学报主编任美锷迅速作检讨，但他担心徐近之没有这种觉悟。可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批判没有给徐近之喘息之机。 4月，红色地理学的旗手孙敬之在《人民日报》指责徐近之颠倒黑白，将国际地理学会会长，美国文化特务葛德石尊为名家大师，散播崇美思想的毒素，阻碍爱国主义的发展，必须加以肃清。 5月，田世英再次跟进在《地理学报》上批判徐近之奴颜婢骨地赞扬帝国主义的国际地理大会。

在强大的压力下，性格倔强的徐近之被迫在《地理学报》上作检讨，但孙敬之认为他避重就轻，坚持错误，不愿改过。而在私下，徐近之对于孙敬之作文骂他，恨之入骨，拒绝思想改造。其实，作为竺可桢爱将的徐近之只是突破口，红色地理学家意在整肃《地理学报》，驯服以竺可桢为首的民国地理学界。因为《地理学报》作为地理学最重要的刊物，仍掌控在民国旧人手中。 1952年6月，《地理学报》刊登编辑委员会的深刻检讨，但这远未结束。

1953年3月，《人民日报》再次批评《地理学报》严重缺乏政治思想，存在重大缺点和错误。例如它刊登徐近之的“国际地理大会历次概况”是一篇反动透顶的文章，每句话都带有毒素，每个论点都是反动的。虽然《地理学报》刊出自我检讨，但实际上是应付敷衍。因此，建议中国科学院加强《地理学报》的政治思想领导，使之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政治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的学术刊物。在咄咄逼人的声讨之下，《地理学报》不仅转载《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而且以编委会的名义再次发表检讨，承诺加强审稿制度。为了提高该刊的政治性，在竺可桢任理事长的中国地理学会之上，再由孙敬之担任书记。

在往复的批判和检讨之后，作为民国地理学大将的徐近之迅速被边缘化，以后的命运可以预见。在“反右”运动中，徐近之首当其冲，被定为“右派” ，在“文革”中更是雪上加霜，被定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里通外国”的美国特务，备受迫害。野外考察已无可能，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年，只能埋首故纸堆，研究历史气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太老师竺可桢晚年的学术之路，也算是竺可桢对他的一种保护。

徐近之利用对历史文献和方志的熟悉，整理出二十卷的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不过，由于徐的政治问题，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油印本和内部铅印本，流布有限。同时，徐近之致力于地理文献学，因为他通晓英文和德文，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苦读数年，地理文献功底深厚，晚年托于《青藏高原地理文献》一书，共录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5000多种文献，至今仍为经典。冥冥之中，徐近之的学术似乎以青藏高原形成一个轮回，他以1934年坚守青藏高原始，而以编辑青藏高原文献终。

1977年夏，徐近之到甘肃六盘山考察黄河，当地人常年不离棉衣，可是他却是短袖加短裤，考察结束之后，即诱发心脏病，从此落下病根，于1982年去世，享年七十五。一代地理名家，毕生致力气候研究，却逝于对气候的误判。他懂得了天地，却没懂人间，这也许就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