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六事件日本少壮派“爱国贼”如何清君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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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的少壮派军官

1936年2月20日，第19届日本众议院选举正式举行。一个月前，立宪政友会提出了对冈田启介内阁的不信任案。于是，原海军大将出身的冈田首相宣布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然而， 20日选举结果却以立宪政友会惨败而告终。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让“大正民主”的果实渐化泡影，普通日本民众将农村凋敝、城市中下层赤贫化等社会矛盾统统归咎于政党、财阀之间的“狼狈为奸” 。立宪政友会不仅丢掉了众议院第一大党的位置，议席也从第18届的301席猛跌至175席。选举结束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冈田内阁根基将因此愈加稳固。恰好在选举的同一天，人们都在关注众议院大选之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一道看似寻常的军令，却引发了明治以来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不仅让眼下这场选举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更成为昭和时代的转折点。

2月20日，参谋本部正式发布了第一师团移驻中国满洲的命令。

此命令引发了第一师团内大批支持皇道派青年基层军官的不满与忧虑，他们担心这是统制派军阀们调虎离山的“奸计” 。所谓“皇道派”、“统制派”皆是陆军内部的派系。双方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历史渊源甚至可追溯至明治末期。简而论之，皇道派主张一举颠覆政党内阁的政治架构，主张建立以天皇为核心，混杂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军事政权；统制派则主张在日本现行政治架构下，自上而下地稳步推进“军部独裁” ，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度国防国家” 。此外，双方在对外政策方面亦有矛盾，皇道派认为应集中力量对苏备战，统制派则视英美为主要假想敌。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双方围绕陆军控制权的争斗日趋白热化。

1934年5月，支持皇道派的荒木贞夫卸任陆军大臣，另一位皇道派核心人物、原有望继任的真崎甚三郎改任陆军教育总监，倾向统制派的林铣十郎出任陆军大臣。次年，真崎甚三郎又被迫辞去教育总监，皇道派在陆军高层人事斗争中落于下风。眼见高层斗争失势，大批持皇道派主张的青年基层军官蠢蠢欲动。 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狂热分子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公开在陆军省办公室里斩杀了皇道派中枢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成为少壮派军官一系列激进行动的肇始。

刀光剑影“清君侧”

时至1936年初，伴随着第一师团调令的到来，最终迎来了矛盾的大爆发。

听闻调令风声后，以第一师团基层军官为首的青年皇道派军官便私下聚集讨论对策，决意在部队调动前冒险发动政变，具体计划是通过刺杀一批天皇身边的“国贼”来“清君侧” ，武力占领包括陆军省、陆军参谋本部、警视厅等东京市内的重要机关并控制皇居，进而要求实施所谓“昭和维新” ，打倒财阀、政党等老旧势力。在之后公开发表的宣言书中，政变军官坦承：“恰逢第一师团出动之大命颁发，年来发誓翼赞维新，以期徇死献身奉公之卫戍帝都之我等同志，将登万里征途，而反顾国内现状，忧心如焚，不能自己。 ”

实际参与政变的21名现役军官全部都是基层尉级军官，年龄最大者不过34岁，最小者刚满23岁。其中，第三联队第六中队长安藤辉三指挥的兵力最多，亦成为政变部队主力。此外，先前被免去军职的村中孝次与磯部浅一参与了政变。他们坚信惟有通过武力手段刺杀垄断国家权力的显贵才能推动“昭和维新” 。这批军官中，大部分人均或多或少受到了北一辉所著《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秉持所谓“国民天皇”的概念，希望终止现行明治宪法规定的政治格局，转而建立以皇道派军人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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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起，东京市内飘起鹅毛大雪。 25日深夜10点前后，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的栗原安秀中尉下令打开弹药库，率众运走了大批弹药与武器。 26日凌晨2点30分，政变部队集合完毕，各军官向自己麾下的士兵宣布“檄文”：“坚决施行昭和维新。以拂晓5点为期，全国一同起义……”之后， 1558名士兵在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指挥下，顶着百年难遇的风雪，走入黑夜之中。

政变部队兵分六路，在凌晨5点至6点间先后袭击了首相官邸、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内大臣斋藤实、内务大臣后藤文夫、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及前内大臣牧野伸显的住处。

这批遭刺杀的权贵重臣中，高桥是清、斋藤实、渡边锭太郎当场死亡。后藤文夫恰好不在家，躲过一劫。铃木贯太郎身中两枪，负责刺杀的安藤辉三大尉认为铃木必不久于人世，在铃木夫人请求下未继续挥刀斩杀。放下刀后，安藤甚至向铃木夫人致歉，表示个人非常尊敬铃木侍从长，但为了“昭和维新”不得已为之，并带领士兵一同向其敬礼。结果，铃木贯太郎命不该绝，经抢救生还。事发时，牧野伸显正住在神奈川一家温泉旅馆中，行刺军官未能找到其踪迹，只能放火焚烧了旅馆，而牧野本人趁乱逃走。刺杀冈田启介的经过最为曲折。政变部队在栗原安秀中尉指挥下包围首相官邸后，与负责安保的警察发生激烈交火，四名警察被击毙。冈田被枪声惊醒，急忙与妹夫松尾传藏一起寻处躲藏。之后，松尾传藏出去查看情况时，被政变士兵发现，却被误认是冈田本人而遭杀害。 26日上午，冈田的女婿迫水久常无意在壁橱里发现了躲藏其中的冈田启介，并让其混在前来吊唁的人群中乘乱逃出了首相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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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尾传藏（左）、冈田启介（右）

除刺杀外，政变部队还占领了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顺路还打砸了长期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朝日新闻》报社。此外，曾有政变部队试图占领皇居，但未成功。至26日上午，政变部队占领了樱田门、虎之门、赤坂见附、三宅坂一带的地区，并开始构筑工事。同时，政变军官还前往东京各主要报社，递交了政变军官的宗旨书——《蹶起趣意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刊载报道，若不执行便会实施所谓“天珠” 。在这份宗旨书中，发动政变的青年军官们宣称日本国体理应“在万事一系之天皇陛下统率下，实现举国一体” ，指责“所谓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等皆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因此“斩除君侧之奸臣、军贼，粉碎彼之中枢，乃我等责任，宜妥善为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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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发生后《时事新报》的号外。由于情况不明，媒体均以为冈启首相已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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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部队在屋顶升起上书政变口号的旗帜：尊皇讨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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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守的政变部队

裕仁天皇对政变的态度

政变发生后不久，裕仁天皇便得知此事。清晨6点，便召集陆军侍从武官本庄繁商讨对策。出乎政变军官意料的是，裕仁非常坚决地要求陆军尽速镇压。

上午11点前后，陆军大臣川岛义之向昭和天皇报告了政变事态。根据侍从木户幸一记载，裕仁当即表示：“此次之事，不论其精神如何，甚非朕所望。朕意以为伤害了国体精华。 ”出于为陆军整体辩护的心里，川岛曾答：“发生如此重大事件，实由于内阁现行政策措施多不合民意。臣认为应迅速成立能坚决实施政策的内阁，稳定国民生活，充实国防。 ”曾有记录显示，裕仁听罢此言非常不满，训诫道：“陆军大臣不必说那么多，先决条件难道不是采取措施迅速平定叛军吗？！”

然而，在随后召开的陆军军事参议官会议中，以皇道派精神领袖真崎甚三郎为首同情政变的意见却一度占据主流，主张先劝退政变部队而非武力镇压。下午2时，时任陆军少将山下奉文带着军事参议官会议通过、陆军大臣发布的告示前往政变部队占领的陆军大臣官邸。这份告示有意模糊处理了天皇态度，只称“暴动宗旨已达天听” ，并以近乎认可的态度表示“承认诸子的行动乃基于宣扬国体之至情” 。听完宣读的告示，政变军官追问：这是否表示承认他们是“义军”而非“叛军” 。山下不置可否，匆匆离开。约一个小时后，东京市内开始实施战时警备令，甚至还向政变部队提供了粮食补给。晚上9点，军事参议官们与政变主谋进行会谈。期间，真崎甚三郎明确拒绝了出任首相的请求。与此同时，幸免于难的后藤内务大臣出任代理总理。裕仁在接见他时再次强调：“务必迅速镇压暴徒，一定要励精图治，直至恢复秩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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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政变部队

27日早晨8点20分，参谋次长杉山元向天皇请求颁发奉敕命令，准备武力镇压政变。所谓“奉敕命令”即天皇直接向军队下达的命令，意义非同寻常。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解除叛军武装，万不得已时可以行使武力” ，最后期限是28日凌晨5时。裕仁特别指出：“如此凶暴杀戮朕之股肱老臣之军官等辈，即就其精神而言，岂有丝毫可饶恕之处。 ”下午3点，东京市内开始实施戒严令，以第14师团为主力的镇压部队4000余人包围了政变部队。 4点，真崎等皇道派高级将领再次与政变军官会晤，试图说服其主动撤退，但无果而终。另一方面，天皇态度则变得愈加坚决， “每二三十分钟便召唤一次，垂询事态进展，督促尽快镇压” ，甚至曾对本庄繁说：“朕当亲率近卫师团予以平定。 ”

至原定最后期间28日凌晨5点，戒严部队仍未采取行动。统治派将领们开始越来越不耐烦，坚决要求马上进攻解决事态。此时，除了天皇本人坚决要求镇压的指示外，陆军方面也感受到来自海军方面的压力。相较于陆军内部“欲拒还迎”的暧昧态度，海军则异常坚决。毕竟遇刺重臣中，冈启、斋藤及铃木三人皆有深厚的海军背景。 26日当天得知政变消息后，第一舰队便驶入东京湾。 27日时，已有多达40艘战舰将各自炮口对准了政变部队，海军陆战队也开始集结登陆。若出现海军“越俎代庖”乃至天皇“御驾亲征”的局面，对陆军内任何派别自然都是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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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浦码头集结的海军陆战队

在重重压力下，香椎浩平最终同意武力平定政变。原定28日午后就发动进攻，但由于居民疏散未完成等原因，进攻时间又被推迟至29日凌晨5时。下午1点，出于保全陆军颜面的考虑，陆军大臣川岛义之通过陆军侍从武官本庄繁向裕仁提议：请天皇派遣敕使命令他们切腹自杀谢罪。如此一来，既能解决事态，又能维系政变军官所谓“忠君爱国”的荣誉。结果，这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提议被裕仁愤怒地驳回，大骂道：“要自杀，随他们的便，派什么敕使，免谈！”至此，陆军内部皇道派企图解决政变危机的努力彻底失败。至28日晚，从周边各地调集来的平叛部队已多达2.38万人，将政变部队团团围住。

29日凌晨5点，香椎浩平以戒严司令部名义通过无线广播宣读了《告士兵书》，并派出飞机向政变部队散发3万张传单，要求士兵“立即归队” ， “抵抗者全部为逆贼，格杀勿论” ， “你们的父母兄弟将成为国贼” 。 8点，在坦克引导下，镇压部队缩小包围圈，荷枪实弹进逼政变部队。眼见大势已去，坂井中尉、清原少尉等军官集合士兵撤退，政变部队遂开始投降。中午时分，在镇压部队监视下，高唱着“昭和维新之歌”的政变部队均陆续撤回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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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主谋画像。上列左上香田清贞、左中野中四郎、左右安藤辉三，下列左下清原康平、左中安田优、左右丹生诚。

二二六事变之后

回首整场政变，不难发现裕仁天皇坚决平叛的态度起到了最重要的主导作用。政变部队自诩是“尊皇义军” ，希望铲除政党、官僚及陆军内部的异己势力，以天皇为中心建立类似当时德国、意大利那样的法西斯军政府。然而，裕仁本人对此不屑一顾，非但未追认所谓“昭和维新” ，更督促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裕仁晚年时曾说：“我只有两次积极执行了自己的主张，一次是这件事（指‘二二六’），一次则是终战。 ”二二六事件中，政变部队虽标榜“尊皇讨奸” ，但本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政变。在裕仁看来，无论其宣称的宗旨为何，若顺从其行动，天皇威望将荡然无存。

在事后举行的军法审判期间，裕仁力主严厉追究参与政变的军官，被视为政变军官们精神领袖的北一辉及其弟子西田税亦遭追究。最终，多达124人遭起诉，所有军官及其他主谋全部被控犯有叛乱罪。审判期间，所有被告均没有辩护人，也不得上诉。包括北一辉、西田税在内， 19人被判处死刑。

二二六事变落幕后，冈田本人虽幸免，但其内阁已无法存续。广田弘毅出任新总理，负责组阁。在日本陆军内部，皇道派自此一蹶不振，统制派借机完全把持陆军。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 ，从而实际上把控了内阁人事行政大权。军部开始凌驾于政府之上，政党内阁已名存实亡。

1937年7月15日， 15名政变军官在涩谷军事监狱被执行死刑。 8月14日，北一辉、西田税等四位非军籍被告人，同样在涩谷遭枪决。与此同时，全面侵华战争刚刚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