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近代化的命运为何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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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徐悦东

为何日本的近代化和中国的近代化的命运如此不同？是因为清朝没有及时像明治政府那样进行改革吗？日本为何如此善于学习比它更强大的对手？日本又是如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

9月8日下午，在上海钟书阁·静安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举办的《日本的“近代”是什么》新书分享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徐静波和经纪人读书会创始人、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与大家探讨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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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近代”是什么：问题史的考察》， [日]三谷太一郎著，曹永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方寸2019年6月版

为何日本的近代化和中国的近代化的命运如此不同？

许纪霖认为，三谷太一郎在《日本的“近代”是什么》的开篇，就详细地给读者回溯了日本的古代。这说明“近代”虽然是一次巨变，但变中有其不变的地方。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它们的近代都处在各自历史的延长线上，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和日本的古代，就无法理解中国和日本的近代。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创造了一个分权制衡的政体，这也是因为古代的日本像欧洲一样，是封建制，地方的权力非常大。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就有着长远的中央集权的传统，要改革是非常难的。在一个分权的封建国家，很容易从地方上进行改革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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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日本近代的政治体制也是分权的。文官政府里面有国会，国会里有上院下院，还有军方、军部之分，军部里还有海军和陆军之分。虽然分立的体制产生了很多问题，文官政府最后完全压制不了军阀，酿成了日本的法西斯化，但在战后，美国帮日本建设了一个和平的分权体制，在这些基础上也就比较容易了。

徐瑾也赞同这种说法。过去，中国学者对明治维新的评价很高。中国人经常拿清朝的改革来对比明治维新，然后发现清朝因为没有改变自己的体制而失败，中央集权国家可能只是文明的消耗者，这就像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类似。在自由主义者中，这种看法非常流行。但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不是靠几个明治维新的英雄就改变一切了，而是在一层层的封建制上长出来的，是在历史的延长线上的。

日本为什么那么善于学习自己的敌人？

徐静波认为，在“黑船事件”的时候，日本已经知道清朝输掉了鸦片战争。日本人虽然还没有好好地跟西方打交道，但是日本人觉得，西方国家肯定很厉害，所以日本不敢贸然拒绝，也不敢轻易接纳美国人。

后来，美国将军佩里带着七艘军舰在1854年再次来到日本，日本人发现他们的军队没法跟美国人较量，因此就打开了国门。当时萨摩藩觉得幕府太软弱了，就与长州藩带头强硬对付西方人。 1862年，萨摩藩的人杀了两个英国人，英国人就带着舰队跑到萨摩藩，把他们的炮台全都摧毁了。长州藩也因为炮击美国商船，被四国联合舰队打得落花流水。从此，那些主张“尊王攘夷”得地方势力，也不敢再提“攘夷”了。

与此同时，福泽谕吉在1860年、1862年、1867年先后三次到欧美考察。他先学荷兰语，后学英语，达到可以阅读的程度。被打败的萨摩藩发现自己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就偷偷派了十九个人到英国留学。这批早期出国留学的人，很快就发现当时西方的文明水准远高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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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

日本在1871年到1873年派出一百多人的使节团到欧美去谈判条约款项，这些日本上层人物出国后，也发现西方的文明水准高于东方，这使得朝野上下都接受了西方优越的事实。福泽谕吉等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人，在1870年代初，掀起了启蒙思想运动。福泽谕吉写了《西洋事情》，给日本人介绍西方社会，他在《文明论之概略》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全世界顶级的文明程度。

因此，日本人为了避免沦落为殖民地，就从制度上开始入手改革，再推进产业革命，推进贸易，建立近代军队和警察制度。日本花了三十年左右才基本完成近代化。

许纪霖认为，日本这个民族有很大的特点，就是“服硬” 。谁比他强就服谁。日本两次被美国人“痛揍” ，结果最后都向自己的敌人学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宫崎市定就说过，日本文化是终点文化或黑洞文化。从欧洲、阿拉伯、中国传来的各种文明，传到日本就算到了终点。因此，日本的学习能力很强，谁比它强大就学谁，而我们中国经常放不下身段。

徐静波补充道，在面对西方挑战的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反应截然不同。中国的历史包袱太重了，因为中国的天下思想太浓重了。尽管利玛窦在明朝就在北京印制了《坤舆万国全图》，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到林则徐、魏源的时代，还继续把外国人称为“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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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舆万国全图》

1862年，清政府设立了第一个“外国语学校” ，名字叫“同文馆” ，名字的意思是外国人的语言只是中文的同文而已，这也意味着他们的语言并不见得就比中文高明。清政府投了很多银两给同文馆，里面的学生都是一些考不上科举的八旗子弟。从同文馆毕业出来的学生很差，没有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863年，李鸿章在江南制造局里又设立了一个“外国语学校” ，叫“广方言馆” 。这名字意味着外国语只是中文的方言而已，算“广方言” ，因为西方国家只是中国周边很远的地方的方言。中国人一直把洋人放在最低档，这个身段中国人始终放不下。

而在日本，幕府觉得他们需要了解外国的局势，就在幕府里面设立了一个叫“蕃书调所”的机构。跟洋人打交道后不久，就把“蕃书调所”改为“洋书调所” ，改变了俯视的姿态，变成平等的关系。 “洋书调所”是1877年建立的东京大学的前身之一。

权威和权力的分立，是日本和西方的共通点

许纪霖提出，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和北方形成了僵持的局势，当时南通的张謇起草了《十九条信约》，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信约提倡虚君共和制，保留清朝的皇帝，但皇帝只是国家的象征，所有权力都在责任内阁的总理那里。

但是，这个提案几乎被各方拒绝。革命派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当然不愿意还保留满清皇帝。袁世凯也不答应，因为他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出头。这个计划就这样流产了。然后，中国就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实当时世界上没有几个共和国，也就美国把共和国搞得不错，共和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结果，这个共和国只有共和之名，无共和之实。

而在日本，从中世纪开始，日本的权力和权威就是分离的。日本的天皇有着权威，是虚君，权力在幕府手里。这就很像罗马共和国的西塞罗所说，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元老院，由人民选举执政官统治，但是执政官没有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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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

如阿伦特所讲，现代西方的体制是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宪法。他们的宪法由最高法院来守护。因此，特朗普的禁穆令在颁布的当天晚上，就能被一个小小的地方法官给否决了。

当然，许纪霖称，天皇制也有很大的问题。在明治维新后，天皇不仅是国家的权威，还代表了日本某种神道的最高的精神权威。所以，许多罪恶可以以效忠天皇的名义去执行。那时，日本除了有宪法这样的世俗权威之外，还有一个神话般的天皇权威，而这个天皇权威是通过教育敕语这样的方式来显示他的神话性。直到战后的和平宪法，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日本何以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徐静波认为，天皇不是一开始就是虚君。在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日本的天皇是有实权的。但是，在平安中后期，日本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政治形态，日本人称为“摄关政治” 。 “摄关”是摄政关白，关白是一个官职。藤原家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天皇做皇后，她的哥哥弟弟来干政。这在中国叫外戚干政。

不过，在天皇可以自己治理朝政的时候，有些天皇却不做了，把皇位让给了年幼的儿子，自己做上皇，并在皇宫外建立一个别院。后来，这些天皇也不做上皇，出家做和尚又还俗，做起了法皇。天皇只有名义上的权力，其权威性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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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波

随着日本庄园制的兴起，地方豪族势力崛起，开始争权夺利，但他们始终没有推翻天皇，而是设立幕府，由将军操控政权。在镰仓幕府的时候，天皇在皇宫里都不能自由外出，还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和武装力量看守着天皇。

在日本的南北朝时代，有个天皇想恢复亲政，就被握有军权的足利尊氏流放到长崎县的壹岐岛上。所以，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其实很可怜。到了明治时代，执政者想重新建立天皇的权威，就炮制了一个国家神话，把天皇家族祖上的创世神话，变成日本全民族的共同祖先。

后来，天皇通过教育敕语，军人敕谕这些方式向全民洗脑，把天皇抬高到一个半人半神的状态。而且，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里面，宪法赋予了天皇所有的权力，议会是受天皇委托在讨论事情，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必须由天皇裁定。

此时， 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内生的帝国主义倾向，也使得日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认同了西方的帝国主义。北海道这个地名出现在1869年，而明治政府在1868年成立。北海道本是个无主之地，日本最初叫它“虾夷” ，后来很快就被日本拿下了。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后来又挑起甲午战争，并在1910年吞并朝鲜。日本不仅步西方后尘，还比西方列强做得更狠。

许纪霖提出，在“三国还辽”中，俄国、德国和法国要日本把吞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日本有个采访人员写道，俄国和德国真是改变日本人信仰的恩人，日本人因此发现，原来世界上没有王道只有霸道，这加速了日本走上国家主义的道路，最后进化成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只能征服土地，但最后还是要征服人心。日本的泛亚主义一直很强。日本人的大亚洲主义，认为黄种人被白种人欺负了，所以要联合起来抗击白种人的帝国主义。这是一种乌托邦，但在当时很有吸引力。

当时，孙中山就被吸引住。对中国同盟会资助最热情的就是头山满还有黑龙会，他们有着大亚洲主义的理想，所以对孙中山的革命倾注了许多热情，甚至愿意为此倾家荡产。

在一种霸权主义的背后，总有着美丽的乌托邦。策划“9·18”事变的石原莞尔，也有着他的乌托邦。他希望在东北建立一个理想的、平等的乌托邦社会，因为他觉得日本本土有着太多压迫和不平等。日本的许多法西斯主义者都有着许多乌托邦。他们若要想实现这种乌托邦，还是得靠实力和武力来实现。

因此，日本的历史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近代日本在西方的压迫之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但这套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或大亚洲主义，却构成了日本扩张的理由。许纪霖总结道，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恶不是恶本身，而是以善的名义实现的恶。

撰文 | 徐悦东

编辑 | 余雅琴

校对 | 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