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虎消亡史：最后的疯狂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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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00多只老虎蜂拥围住村庄的时候， 1957年9月，位于雪峰山下的湖南通道县高坪村的村民们，做梦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经历了人类史上最恐怖的三个昼夜。

当年亲历这一恐怖事件的谢耀宗，那时是一个常年在雪峰山一带收山货的货郎，他回忆说，那时他刚走进高坪村不久，突然看到放牧在村外的牛都疯狂逃了回来，村子里所有的狗全部瑟瑟发抖不敢出声，这时候，村口开始有人拼命敲锣，大声呼叫村民们赶紧进村躲避。

原来，就在整个村子附近， 100多只老虎竟然将村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此后三天三夜，无论村民如何燃起火堆和敲打铜锣，老虎们就是不肯离去，在持续整整三天三夜后，惊恐的村民们才搞清原委，原来是村子里有人在山上捡了几只老虎仔带回了村里，然而，就在将几只小老虎放出去后，围攻的虎群不仅没有散去，而且像是失去了顾虑，开始集体疯狂冲进高坪村，在将村子里的牲畜全部咬死拖走后，还叼走了村子里的母女共三个人。

对于这一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是真实事件的“奇闻异事” ，尽管自清朝初期开始，在湖南各地府志、县志中就不断有关于“顺治五年（1648）长沙府虎昼食人”、“顺治六年（1658年）益阳虎群行，食人”的记载，然而人类仍然难以相信，前后距离三百多年，湖南的虎患竟然曾经达到如此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

而高坪村，仅仅只是湖南乃至中国大地上，曾经虎患横行的一个惊人代表，实际上，从1952年至1962年，整个湖南省陷入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饿虎之灾中，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其中最高峰的一天，湖南省内更是有32人相继被老虎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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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人的印象中，老虎按照教科书所说，似乎是一种独行动物，然而无数的史料都在告诉我们，这并非事实的全部。

其实早在湖南通化高坪村经历恐怖的百虎围村事件前三百多年，康熙年间，四川人欧阳直就在《蜀乱》一书中记载当时四川的虎患时说：“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墙上屋，浮水登船爬楼，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

对于当时四川省内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情境，欧阳直在书中特地指出“此皆古所未闻，人所不信者。 ”他写道：“余途次草中，月下见四虎过前；又于叙南舟中，见沙际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过泸州舟中见岸上虎数十逍遥江边，鱼贯而行。 ”

康熙初年的四川，此时在经历明末清初长达数十年的战争、瘟疫和饥荒后，整个四川省人口从明朝末年的600多万人，锐减至不足50万人，全省90%的人口丧亡， “合全蜀数千里内之人民，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在大规模的人口灭亡后，四川境内的老虎开始汹涌挺进原来人类的属地，并疯狂啮食四川省内残存的人类，对此欧阳直写道：“大抵蜀人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于虎之口。 ”

所谓乱世出妖孽，康熙时人赵彪诏就在所著《谈虎》一书中指出：顺治年间（1643-1661），四川“虎患，十百为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尽啮室中老幼。 ”

当时，四川在经历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瘟疫、灾祸后地广人稀，四川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 “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新任四川荣昌知县张懋尝带着7位随从抵达荣昌县城就任，没想到他们进入县城后却发现，全城死寂空无一人， “蒿草满地” ，正当大伙感觉纳闷时，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来，张懋尝主仆八人惊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转眼间，张懋尝的7个随从，就有5人丧生虎口之下。

对此，经历过明末清初四川这段疯狂虎患时期的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1632）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1664）而后定” ， 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 ，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 ，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 。

即使到了民国时期， 1930年，就在重庆主城区金汤街内，当时担任川军32师师长的四川军阀唐式遵有一天夜里在府中大宴宾客，突然一只老虎直接闯进了唐府厅堂之中，众人大惊失色，慌乱之中，唐式遵的卫队急忙将老虎乱枪打死，第二天，唐式遵为了安慰宾客，又招徕客人们前来吃老虎肉，并美其名曰“虎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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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式遵

实际上，在清代乃至民国，甚至新中国初期的1950年代，关于老虎闯进城市中的记载一直不绝于书。

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初三，北京城中就闯进了一只大老虎到处游荡，这只老虎当时先是在北京东便门一带出现，后来又窜至京城前门，转入西江米巷原川陕总督年羹尧府中，一直到进入北京城后第二天，这只老虎才被闻讯赶来的京城卫戍部队开枪轰击、然后用长枪扎死。

而实际上，一直到1957年，北京密云十三陵附近，还有关于老虎出没的记载。

据动物学家研究，老虎大约在200万年前起源于中国，然后逐渐向亚洲其他区域扩散，并逐渐演化为9个亚种，这9个亚种分别为华南虎、西伯利亚虎（东北虎）、孟加拉虎、印度支那虎（东南亚虎）、马来虎、苏门答腊虎、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

据推测，在19世纪末期，全世界的野生老虎大约还有10万只，然而，随着人类开发的不断推进，到了20世纪，里海虎（新疆虎）、爪哇虎和巴里虎3个老虎亚种相继灭绝，但此一时期，华南虎与东北虎，却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肆虐。

早在东汉时期，王充就在《论衡·遭虎》中提到，当时老虎经常闯进东汉帝国的各座城市中， “虎时入邑，行于民间。 ”到了唐朝时期，作为帝国首都的长安城周边，仍然虎患不断，对此唐朝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就在自己所写的《猛虎行》中提到长安城周边：“南山北山树冥冥，猛虎白日绕林行。 ”

到了与南宋同时期的金宣宗时期（1163-1224），曾经作为北宋首都的开封府境内，也仍然存在猛虎食人的记载，对此金宣宗甚至“诏亲军百人射杀之，赏射获者银二十两，而以内府药赐伤者” 。

从公元1世纪到13世纪，中华帝国内即使是在首都周边，也是到处虎患横行，而这种情况，随着中国人口的大爆炸，也即将愈演愈烈。

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当时中国人口是5648万人，到了明朝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中国人口是6659万人，然而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人，到了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国人口更是大爆炸至3.98亿人。

人口的大爆炸，意味着人类对森林荒地的不断开发，老虎的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在此情景下，进入明清时代后，随着原本地广人稀的土地不断开发，人与虎的遭遇冲突开始愈演愈烈，并广泛记载于各地地方志、文人日记等各种史料之中。

在经历明末清初长期战乱和虎患后，清朝初年开始，清政府开始不断号召人民前往四川屯垦，在经历长达两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后，四川和陕西南部原本急剧萎缩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就在陕南西乡县的开发过程中，康熙年间，西乡县的虎患就让人为之战栗，当时，西乡县内“不特虎迹交于四郊，而且午夜入城伤害人民，殃及牲畜” 。

为此，当时陕南西乡县知县王穆，特地重金招募勇士数十人杀虎， “捕者癸巳（1713）至乙未（1715）射虎六十有四。 ”从1713年至1715年，短短两年间，仅仅西乡县由官方组织的打虎队，就射杀老虎达64只，当时陕西虎患由此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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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湖南益阳县打虎队合影

明清时期，当时中国的气候十分寒冷，史称“明清小冰期” ，这一时期，即使是位处长江以南地区的江西地区，也经常出现“大寒”、“连日大雪”等异常寒冷天气，据许怀林《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一文统计，明清时期江西发生旱灾64次，是宋元时期的3.2倍，而水灾更是高达151次之多。

由于明清时期水旱灾害频发，导致河流干涸、草丛枯萎、大量食草动物死亡，影响到了老虎的生存环境，加上栖息地日益遭到人类侵蚀破坏，于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虎患逐渐进入了史上最高峰时期，以康熙二十年（1681）为例，当年江西余干县“秋大旱，虎出伤人，连年不息” ，咸丰六年（1856）年，江西德化县“大旱，自夏至冬二百余日不雨，彭泽大有年。七月德化东乡谭家坂虎昼食人，夜群虎过村。 ”

在人类的侵蚀进犯、以及自然灾害影响下，实际从明末清初开始，关于老虎成群结队、横行出没的记载，开始不断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上。

以上海为例，根据历代地方志记载，上海共有25次老虎出没记录（元代1 次，明代14 次，清代10 次），其中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上海宝山吴淞附近更是老虎成群出没，咬死咬伤多达65人， “有时咆哮啸一声，怒音十里秋风狂” ，以致“居民号恸死不辜，哭声夜半于穹苍” 。

到了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上海县城附近的金山卫西关，一只老虎更是直接冲进城中，在城里转了一圈之后， “咆哮而去，不知所之” ，当时有4名兵勇试图捉捕这只老虎，四人竟然全部被它咬死。

以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所记载的武松打虎的景阳冈所在地山东聊城为例，在列为正统史料的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9）的《兖州府志》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有虎”的记载了。而另一个《水浒传》里著名的老虎出没的地方，李逵怒杀大小一窝四虎的沂州（今山东临沂），至清代康熙十三年（1674）的《沂州志》之后，对于老虎的记载也消失了。

满清入关后，清朝皇家先是将东北作为“龙兴之地进行封禁，这就使得东北虎一度大肆繁衍，此时期，清朝皇室经常到东北猎虎，仅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东巡盛京（今沈阳）， “在如此九百余里的距离间，一天也不停止地狩猎” ， “打住的虎有六十多头” 。

当时，清朝皇家狩猎队经常将老虎团团围困，然后等待皇帝亲自猎杀， “或皇上亲射，或皇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 ”就是在这种“坐享其成”的猎杀中，到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就回忆自己“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135只” 。

晚清时期，清廷开始开放东北，以奉天（辽宁）为例，其人口由咸丰元年（1851年）的258万猛增至1908年的1100万。随着人口的不断繁衍扩张，辽宁关于东北虎的记载也在不断消失， “旧记呼兰多虎……自放荒后人烟渐密，叶陌互连，村屯相望，俱绝迹于呼兰境内矣” 。

而乾隆初年成书的《盛京通志》记载虎在东北“诸山皆有之” ，而在民国时期的东北地方志里已多是“昔年有之，今不曾见。 ”即使如此，到了民国时期，东北王张作霖对于吃老虎肉仍然很感兴趣，当时，辽宁境内老虎已经几乎消失，对此，每逢冬令，张作霖就命令从黑龙江、吉林等地打虎送来一些虎肉，以飨帅府。当时的名厨赵连壁精烹的虎馔“虎肉烧鲜笋”、“虎肉丸子烧雪里蕻”、“姜丝虎肉炒鲜笋”、“虎肉炖萝卜块”等，更是张作霖的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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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国内打虎队合影

1876年，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来到新疆塔里木河尾闾的罗布泊探险，就在罗布泊宿营的第一夜，普尔热瓦尔斯基一行人全部被长长的虎啸声惊醒，马圈里的马惊恐地嘶鸣着，后来普尔热瓦尔斯基回忆说，这时期新疆的老虎仍然“像（俄罗斯）伏尔加的狼一样多” 。

到了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抵达了罗布泊，这时期罗布泊由于水流来源日渐枯竭，已经成为了人类难以生存的荒漠。但是，斯文·赫定初来的第一夜，还是受到了虎的惊吓，就在斯文·赫定的考察报告里，留下了一张虎落陷阱的速写：一只虎困在罗布人的陷阱里，前左爪被一个圆形的夹子夹住，那只老虎蹲着身子仰天长啸，似乎想一跃而起冲出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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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关于一只新疆虎陷入陷阱的速写

但新疆虎已逐渐陷入灭绝边缘，到了1927年底，德国探险家艾米尔·特林克勒报告说，罗布人告诉他已经有近二、三十年没有怎么见过老虎了。新疆巴楚的一位猎人则告诉他，叶尔羌河河畔的最后一只老虎死于1916年。

1934年，斯文·赫定再次来到塔里木一带，一个罗布老人告诉他说，十多年前一只很老的老虎慢慢吞吞地沿着河岸的林地向塔里木河上游走了。斯文·赫定因此首先作出了新疆老虎已经绝迹的判断。

而根据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州志》记载， 1961－1962年州境内有人曾经用枪打到过老虎；而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动物学家谷景和教授则表示：“新疆虎的绝迹在1960年代前后，我最后一次见到老虎是在霍城（新疆伊犁地区），那一次猎获的老虎制成了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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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虎的历史记录分布点

随着东北虎的大规模退缩和新疆虎的灭绝，华南虎，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并开始向人类发出最后的怒吼。

在广东徐闻，在1949年以前，该县一度仍然残存有多达1000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而清代大儒屈大均就在《广东新语》中记载：广东“高（州）、雷（州）、廉（江）三郡多虎。 ”

然而随着徐闻县境内热带雨林的不断消失，老虎与人类的接触也不断密集，根据广东徐闻商会统计， 1916-1933年间，当时徐闻县内平均每年都有300多人死于虎口。不仅如此，当时广东徐闻老虎甚至直接闯进县城为害， 1930年代，当时广东徐闻县长陈桐有一次傍晚办事回来，有一只老虎竟然就趴在徐闻县政府门口伸懒腰，由于夜色朦胧，陈桐刚开始还以为是一只牛，一直到走近发现是老虎后，陈桐被吓得急忙从县政府偏门逃入院内躲避。

就在这种疯狂的虎患之中， 1930年代，广东徐闻宿虎村，就曾经有几名村童误会将一只老虎崽当作野猫崽抱了回来喂养，由此导致一大群老虎围攻村庄，村民们回忆说，当时村庄周围全是猛虎此起彼伏的狂啸，具体多少数量村民们也不敢外出清点，后来，村民们将老虎崽放出，群虎才逐渐离去。由于这次遭遇，广东徐闻宿虎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地方。

而广东徐闻宿虎村在1930年代的遭遇，正是1957年湖南通道百虎围村的先兆。

就在1957年湖南通道县高坪村遭遇百虎围村事件时期，从1952年至1962年十年间，湖南全省共有2000多人命丧虎口。

实际上，湖南虎患横行，与湖南人口的大爆炸也有着密切关系。清朝初期，在经历长期战乱后，湖南人口一度跌至仅有91万人，然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湖南人口已经超过了2000万人，在大规模的人口扩张和林地开垦背景下，湖南关于“虎群行，食人”的记载开始络绎不绝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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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建国初期的1950年代，鉴于湖南地区虎患横行，官方开始组织打虎队进行打虎。

当时，湖南耒阳地区的虎患最为严重，其中仅仅1952年，整个耒阳县就有120多人被老虎咬死，其中最高峰时期，更是曾经发生过在一天之内，有32人被老虎所食的恐怖记录。

也就是在这时候， 1952年11月，湖南耒阳县长杨泽芝开始在耒阳各地到处组织打虎队为民除害，此后，从1952年到1959年七年间，耒阳共打到猛虎168只，而其中由“打虎王”陈耆芳率领的打虎队，更是打到猛虎138只。

此前，就在湖南耒阳虎患最为严重的1952年，陈耆芳年仅14岁的孙子陈青乃被老虎咬杀后吃得仅剩下一只人腿，从此后，陈耆芳为了报仇，一直带着两个儿子、父子三人一起到处打虎报仇，在最高峰时期，陈耆芳父子三人带着打虎队员，一年猎虎就达到了40多只。

到1957年底，由于打虎数量惊人，陈耆芳被特地请去北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接见，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当之无愧的“打虎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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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老虎的肆虐，到了1959年2月，国家林业部更是颁发批示，将华南虎划归到与熊、豹、狼同一类的有害动物之列，号召猎人“全力以赴地捕杀” ，在历经近20年如火如荼的大规模“除害兽运动”后，从1949年到1964年，十五年间，仅仅湖南地区有公开统计的打虎数量，就达到了647只，到1964年，由于已经无虎可打，湖南省内最后一支打虎队宣告解散。

而曾经虎患横行的广东徐闻，在1960年打死最后一只老虎后，此后再也未见老虎出没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