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间，这小角色们些奠定了东亚千年格局

讨论中日文化交流问题时首先要纠正一个流俗的误解，即中国唐代文化影响了日本，后来因为唐朝衰亡，日本就发展出独自的国风文化，从而中断了对唐文化——或者说中国大陆文化的全面吸收。一些非常极端的人甚至对“日本保留了中国的某些传统”这种俯拾皆是的事实产生了一种神经质，一旦听到就会罔顾事实的跟人狡辩。甚至还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证明他们的观点：今天日本的审美，不但不是对中国崇拜的延续，而是反叛。

但事实，在日本“唐物”就是指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奢侈品。比如隈研吾的《十宅论》讲到日本历史上的唐物崇拜，其中千利休生活在大致中国同时代的嘉靖到万历年间，这里的唐物指的就是大明朝的器物。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唐朝，其实宋、元、明、清的中国文化一直在输入并影响日本文化，如水墨画、禅宗、朱子学阳明学、建筑、瓷器、钱币、豆腐、酱油、茶道、文人趣味、雕版印书等。

之所以中国会被称之为“唐”当然不是因为日本到了唐朝才和中国往来。历史上日本大和朝廷至迟到了东晋后期，也就是海西公时期，便通过韩半岛南端的百济王国介绍，加入了和中国南朝的联盟，并且得到了晋朝的册封。此后数代大和国的君王都得到过南朝的承认。之后，很多热衷于“考据”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对各种历史资料的重新解释，从而宣称的历史上日本从未向中国称臣，也从未纳入中国的朝贡体系，所以日本不属于汉文化圈云云——但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白江口之战后，已经投降唐朝的百济大将祢军奉命前往日本，迫使日本天智天皇去掉帝称号向唐朝称臣_这是大和朝廷的君王在称帝之后第一次向中国天子称臣，也是日本大和王权统一后第二次向中国称臣（第一次是南朝的倭五王）。《祢军墓志》中以那种拜占庭式的骈文夸张记述了此事：

千秋僭帝，一旦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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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大河剧《大佛开眼》——这部剧不仅还原了奈良时代的日本，也折射了真实的唐朝。

此后就是遣唐使的时代到来。自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AD ，唐贞观四年）至日本宽平六年（894AD ，唐乾宁元年）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内，日本朝廷共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十二次。带着唐使回国的共有三回。其中天平宝字五年（761AD）越州浦阳府折冲别将沈惟岳只是护送遣唐使回国，而真正衔唐天子圣旨出使日本的有两回分别是，舒明四年（632AD）高表仁和宝龟九年（778AD）赵宝英。当然，第二次日本朝廷就宝龟唐使的接待规格究竟是宗主国钦差还是外国使臣而产生了不少争论。这也就是为何日后唐朝不再像日本派遣使臣的原因之一。从唐朝这边来讲，对待对日本遣唐使也一直十分客气。一个原因是相较他国藩使，日本使节明显有文化、好学、风度翩翩、礼貌谦谦。《续日本纪》卷三就有这样的记载：

“唐人謂我使曰：’聞海東有倭国，謂之君子国。人民礼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浄，豈不信乎’？”

而唐玄宗在接见藤原清河时说：

“闻日本国有贤君。今见使者，趋揖自异，礼仪国之称，洵不诬也。

不过对于日本来说，每一次派出遣唐使都是一笔昂贵的花费。因为除遣唐使外，还有遣唐学生和学问僧，这些人的川资盘缠也是由日本朝廷提供，而日本与唐朝之间除了海路之外还又漫长的路程，所以日本朝廷就会找出任何机会来降低成本。日本延历十五年（796AD ，唐贞元十二年），被日本称为高丽的渤海国使团进入日本平安京，当时的日本朝廷就委托对方将三百两沙金转交给在唐的日本学问僧永忠等人，而此时，至少永忠已在长安滞留了二十年……

幸好，一般来说遣唐使使团的大多数成员入唐时间的期限只有一年，之在结束了外交使命和国际贸易之后就要回国。而唐朝对遣唐学生和学问僧的留学申请也有要求，也就是说，绝大部分遣唐使并不会在中国长期居留。而能够最终获许留下的遣唐学生和学问僧，也通常都是日本贵族家庭的优秀子弟，或是十分优秀的青年僧侣。申请通过后，遣唐学生将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则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院钻研佛教。

遣唐使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交流史上最伟大的企划行动之一。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考证，可知姓名的遣唐学生、学问僧总数为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实际入唐者只有一百一十八人，台湾学者高明士在《唐代官学的发展与衰落》中更是作出了具体统计，可知姓名的，日本遣唐留学生总计二十八名（含新见井真成墓志，韩昇考证应为使团判官，非留学生）、学问僧总计九十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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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武帝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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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孝谦女帝。

特别是频繁派出遣唐使的圣武、孝谦天皇两朝，也就是相当于盛唐、中唐的天平、天平胜宝、天平宝字年间，奈良文化直接与盛唐气象对接，以东大寺大佛开眼为标志，迎来了璀璨文明的巅峰。当时浮海到达日本的，不仅有学成归国的吉备真备、僧玄昉、沙门空海，也有唐朝高僧道璿、鉴真、法进、义静等，还有婆罗门高僧菩提仙那、波斯人李密翳、林邑国僧佛徹、西域胡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刀、占城国善聪……这个时期确实可以说是东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遣唐使船所承载的文化载体，包括文献、人员和物品，对于当时的每一个来说都是如此珍贵，都值得用自己的生命去守护。天平胜宝四年（752AD）遣唐使船第四船在归途中遭回禄之灾，舵手川部酒麻吕的手被烈火烧伤了，但是他仍旧牢牢的把住舵不肯松手，直到船只平安抵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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