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值山河改蔚然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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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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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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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典礼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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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伟著东方出版社

历史，自有一种撼动人心的力量。那是在巨大的时空中观照人事社会剧变带来的。

但有时，很短的时间内也会时异境迁，令回顾历史的人慨叹。

比如，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9月，在大同、集宁战役中，解放军虽歼灭国民党军1.2万人，但由于指挥失误，战役失败，大同未攻下，集宁又失守。取胜的十二战区长官傅作义十分得意，以侮辱性口吻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据说毛泽东读罢此信，只说了8个字：“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朱德将此信发华北解放军人手一份，令全体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耻。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两年多，毛泽东已不再计较傅作义昔日的刻毒，考虑的已是如何保护北平这一历史文化名城。

再如， 1949年1月到10月间的中国。国民党军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节节败退，而新中国如朝阳，冉冉升起。

近读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就被这种力量深深地打动。

作者董伟截取了1949年1月至10月的这段历史，以丰富的史料和独到的眼光串联起新中国从萌芽、发育到成型、诞生的快马加鞭历程。这10个月，每天有大事，月月有精彩，随着基石奠定，砖、瓦、大梁飞速到位，共和国宏大建筑的雏形已具，真实的模样逐渐显现。

不同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会得到不同的收获。比如你会发现斯大林以平等的姿态对待中国共产党；进京时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在涿县乘了一段火车；司徒雷登曾托人给毛泽东带口信“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由于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护厂护校，使得解放军竟然能在明亮的路灯下搜索敌人，双方隔着苏州河相持，苏州河两岸间的电话联系正常；天安门城楼的几个门洞里，竟然封着炸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它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碎片式场景镜头与现象的罗列，比如蒋介石下野、解放军攻占总统府、大军夜宿上海街头、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确定国旗国徽，而是深入历史腠理，关注一个新国家建立过程的深层次。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在这10个月中，要提前准备的是接管城市的管理班子。在给二野、三野的电报中，毛泽东写道：“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我们现在正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解放杭州、上海被放缓，也有管理队伍没有跟上的因素。

首先要看到，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多年战乱、百废待兴、经济极端落后的庞大国家。其次，作为一个从农村成长起来的政党，对于执政整个国家，没有任何经验。第三，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不是封建王朝，也不会因袭国民党的格局，而是一个崭新的政体，这更增加了难度。

当时毛泽东急切地希望访问苏联，以获取建立、管理国家的知识经验，行程却被斯大林一推再推。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到西柏坡来听中国共产党党和毛泽东的想法和主张。在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我们能看到当时的真实情况——“必须指出，我与之会谈的政治局的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是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贫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例如，他们没有得到同国民党的战争结束后没收了哪些日本财产的任何资料，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究竟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国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属于哪个国家。他们也没有外国银行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情报……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想加以没收的官僚资本……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都是空泛的，而没有企图将那些在解放区的受他们控制的企业加以具体化……他们对于准备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的将其掌握在手中的部门（大银行、大工业及其他）没有具体的计划。 ”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才有毛泽东“进京赶考”的忐忑。

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中央领导的正确，就是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

1949年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一些接收和管理城市的经验，主要是从最早解放的哈尔滨、石家庄、沈阳获得的。占领哈尔滨之前，陈云就要求攻击部队359旅，除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维持社会秩序、保障水电供应外，没有直接接管企业的任务。 “不要我们一进城，什么都想管，外行领导内行，把人家换下了，自己还管不好。 ”他们制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案。市政府成立之初，任命了一批民主人士担任市政府的局长，还请发电厂的主持人、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消防队长等3位苏联侨民参加市政府的技术工作。彭真在1946年8月提出，在处理劳资关系上， “一方面应使工人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要保证工商业应合法经营和有利可图” 。

5月，攻克、接管国际化大都市上海。遏制银元炒作、稳固人民币地位后，又与旧经济势力打了“棉花之战”“粮食之战”和“煤炭之战” 。之后，中共建立了中央财政经济机构。

当然，董伟没有完全囿于这10个月，他的笔触常常延伸到过去，用背景烘托现实的意义。比如给我印象最深的这一段：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思想上忠于蒋介石的胡适，与傅斯年在长江边饮酒唱和，一起背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何等贴切地预示了蒋家王朝的下场！而两人流泪感慨的“忽值山河改” ，却正是中国普通百姓和民主人士期盼的、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张稚丹）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年06月21日第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