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是“死对头”，那谁更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可谓“死对头” ， 《三国演义》将之描绘得淋漓尽致 。 诸葛亮在第九十四回中曾说：“吾岂惧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 。 ”可罗贯中笔下的司马懿 ， 充当了诸葛亮的陪衬 ， 不仅屡败屡战 ， 且一再感叹“吾智不如孔明也” 。 但历史上的他们 ， 究竟谁更胜一筹呢？在此特作一番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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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思维方面
诸葛亮最为经典的战略规划 ， 是人尽皆知的《隆中对》 。 时值建安十二年（207） ， 刘备三顾茅庐问计 ， 诸葛亮胸有成竹 ， 认为曹操“不可与争锋” ， 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 荆州刘表、益州刘璋平庸软弱 ， 可伺机夺取 ， 继而凭借天然险阻 ， “西和诸戎 ， 南抚夷越 ， 外结好孙权 ， 内修政理” ， 即可争霸天下 。 一席话令刘备茅塞顿开 ， 而历史的脚步也基本遵循了这一预判 。 《三国演义》称“孔明未出茅庐 ， 已知三分天下 ， 真万古之人不及也” 。 小说的渲染虽当不得真 ， 诸葛亮是超一流的战略思想家却毫无疑问 。
但作为对手的司马懿 ， 也是十分厉害的角色 。 建安二十年（215） ， 曹操征讨张鲁 。 司马懿指出：刘备用诡计取得成都 ， 蜀人尚未依附 ， 却与孙权争夺江陵 ， 这正是破蜀的良机 。 他预料在汉中驻军扬威 ， 益州就会震动 ， 再进兵逼迫 ， 势必令敌方土崩瓦解 。 可叹曹操不愿得陇望蜀 ， 没有采纳此计 。 事实证明司马懿的远见 ， 也将遗憾留给了曹操 。
建安二十四年（219） ， 关羽水淹七军 ， 声势“威震华夏” ， 曹操感到威胁而曾打算迁都 。 司马懿认为 ， 这是向对手示弱 ， 使淮河、汉水一带人心不稳 ， 并认定刘备、孙权外亲内疏 ， 前者得意非后者所愿 ， 建议让东吴予以牵制 ， 樊城之围自可解除 。 曹操依计派人联络 ， 孙权果然从后方袭取 ， 使关羽失地丧命 。
延康元年（220） ， 孙权率军西向 ， 朝臣认为樊城、襄阳缺粮 ， 不能抵御吴军 。 司马懿料定对方刚打败关羽 ， 正想与曹魏结好 ， 不会发起进攻 。 曹丕却未听其言 ， 仍然令曹仁放火毁城 。 后来孙权确实没有入侵 ， 让曹丕悔之晚矣 。
司马懿的上述献策 ， 影响力难与《隆中对》相提并论 ， 那么可否判定诸葛亮更具远见？这就需要分析《隆中对》的难度系数 。 甘宁归降孙权之初 ， 即已提出先取荆州、再攻巴蜀的建议 。 周瑜不仅在赤壁之战后北上夺得南郡 ， 还进一步规划了“得蜀而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的战略步骤 。 荆州、益州是天下所剩无几的未被曹操所据的地盘 ， 又均在庸主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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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两地以图进取 ， 无论对刘备还是孙权 ， 都是基于时势、地缘考虑的大概率选项 。 当然 ， 诸葛亮的分析更加高屋建瓴、系统透彻 。 如果说甘宁更多是出于朴素的职业嗅觉 ， 诸葛亮则进行了全方位的理性思考 ， 战略的深度和广度非前者能比 。 但夸赞为“万古之人不及” ， 却有过誉之嫌 。
尤其值得探讨的是 ， 自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十二年（234） ， 诸葛亮不顾蜀、魏实力悬殊 ， 以一州之地五次北伐 ， 屡屡无功而返 ， 自己最终也病逝五丈原 。 北伐往好处说 ，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若不留情面 ， 可谓逆势征战 。 长期以来 ， 曹魏奉行西守东攻战略 ， 即将战争的重心置于孙吴 。
曹丕在魏黄初三年（222）、黄初五年（224）、黄初六年（225）三次伐吴 ， 却未曾主动与蜀国交兵 。 司马懿在回答曹叡关于征讨吴蜀、以哪国为先的问题时 ， 脱口而出的是伐吴 。 综合比较国力 ， 最弱的蜀汉本应韬光养晦 ， 凭依崇山之固先文后武 ， 并借助政权间的三角关系以小搏大——东吴恰恰赚了蜀、魏相争的便宜 ， 成为三国之中最长命的 。 从国家战略考量 ， 这不失为明智之举 。 但为报先主之恩 ， 或许更由于恢复汉室的使命感 ， 诸葛亮却体现了他的“顽固” 。
诸葛亮的北伐战争 ， 对蜀国是冒险的资源透支 。 他曾称孙权智谋与能力不及 ， 所以只能据长江自保 ， 并非力量有余而不取实利 。 但问题是 ， 蜀汉是否有余力？事实上 ， 由于连年征兵 ， 益州诸郡人力已严重不足 。 诸葛亮每次投入一线的兵力仅数万 ， 故难以像魏、吴那般能几路并进 。 不仅如此 ， 蜀军补给也大成问题 。
孙子曾说：大凡兴兵作战 ， 必须有轻车千辆、重车千部 ， 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 ， 并能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 ， 由此带来的军务开支每天要消耗千金 ， 这般准备之后 ， 十万大军才可走上战场 。 可以说 ， 诸葛亮多次因粮草不继退兵 ， 根本的症结不在运输 ， 而是国力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耗费 。 从一定程度上讲 ， 蜀汉北伐既缺“天时” ， 又无“地利” ， 也没有足够的“人和”保证 。
当然 ， 诸葛亮北伐自有其内在逻辑 。 由于汉末混战主要在北方 ， 中原人口锐减 ， 而益州、荆州、扬州地处边缘 ， 战事的激烈程度有限 ， 且吸纳了不少南迁流民 。 据《文献通考》的相关资料 ， 曹魏虽据九州 ， 户数却不及吴、蜀的合计量 ， 在以人口为核心要素的冷兵器时代 ， 意味着南北抗衡有着相应的实力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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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蜀汉而言 ， 人口大致占魏国的五分之一 ， 略少于东吴的一半 ， 显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 但更严重的问题是 ， 这一差距将是历史的最低点！因为曹魏有着广阔的疆域 ， 有占压倒性优势的人口基数 ， 休养生息的潜力岂一州之地所能比拟？
假如相安几十年 ， 实力的天平势必更加偏向曹魏 ， 蜀汉将坐以待毙 。 另一方面 ， 时间也不等诸葛亮 。 蜀军的中坚是刘备长年苦心经营的四方精锐 ， “非一州之所有” ， 他们正陆陆续续老去 。 诸葛亮深知自己一旦去世 ， 国家将更缺乏进攻中原、对抗曹魏的人才 。 此外 ， 曹魏当时受辽东公孙渊、北方轲比能等牵制 ， 吸引了幽、并、青州大量的兵力 ， 对蜀汉北伐也相对有利 。 因此 ， 诸葛亮是在抢抓难以再现的时间窗口 ， 可惜天不遂愿 ， 他终究没有找到突破的机会 。
相比之下 ， 司马懿却能更好地把握主动 。 作为一名战略家 ， 他不仅具有远见卓识 ， 而且展示了实施层面的精妙 。 与诸葛亮对阵 ， 司马懿总以守为攻、以逸待劳 。 按魏国的兵力 ， 并非不可来一次对决 ， 但他不图一时之快 。
司马懿料定粮草供给是蜀军的软肋 ， 坚壁据守正是高明的耗敌之举 。 看似消极的防守 ， 由于立足不败 ， 从而以时间换空间 ， 恰恰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巧妙应对 。 同时 ， 司马懿在魏国面临的局势也极其微妙 。 他与蜀汉交战 ， 既不能惨败 ， 又不可大赢 ， 以免功高震主 ， 引得魏主忌惮、同僚嫉妒 。 司马懿必须拿捏好分寸 ， 他做到了 ， 甚至甘愿承受“畏蜀如虎”的耻笑 ， 这体现了战略上的炉火纯青 。 反观诸葛亮 ， 虽殚精竭虑却一无所获 ， 在方略上不能不说存在着一些盲点 。
诸葛亮无疑提出了三国史上最牛气的战略规划——《隆中对》 ， 而司马懿则是战略思想与战略实践的完美结合者 。 魏景初二年（238）正月 ， 魏明帝命司马懿赴辽东讨伐公孙渊 ， 当问到敌方可能采取的对策时 ， 他认为弃城逃走是上策 ， 凭借辽水抵抗为中策 ， 坐守襄平属下策 ， 那将被俘虏 ， 并断定公孙渊不会取上策 。
关于战事的延续时间 ， 司马懿明确答道：“往百日 ， 还百日 ， 攻百日 ， 以六十日为休息 ， 一年足矣 。 ”此后的战局演进 ， 无不出其所料 。 由于准备充分 ， 司马懿打了漂亮的一仗 ， 彻底铲除了积数十年之久的辽东割据势力 。 以思维的全局性、周密性衡量 ， 三国也许无人居诸葛亮之上；但以谋事、成事的实效考量 ， 司马懿的战略观应胜过对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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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兵智术方面
在《三国演义》中 ， 诸葛亮有数不尽的锦囊妙计 ， 有草船借箭、八卦阵等半人半仙的故事 ， 更以空城计智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 。 遗憾的是 ， 这些纯属虚构或张冠李戴 。 陈寿认为诸葛亮不擅长临机应变 ， 但后人对此也存异议 。 唐肃宗时期建武庙 ， 诸葛亮便与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张良、李靖、李勣并称“十哲” 。 而依据史料 ， 他与司马懿以谁更加多谋呢？
毋庸回避 ， 诸葛亮并无前线统兵的太多辉煌战绩 ， 尤其在刘备时代 ， 他主要承担后勤主管事务 。 比如 ， 赤壁之战后 ， 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 ， 让他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 ， 征收调运赋税 ， 以充实军用物资；刘备平定成都后 ， 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 让他镇守成都 ， 使前方有充足的军粮供应和兵力补充 。 直至刘备去世 ， 诸葛亮才真正成为蜀军主帅 。
蜀汉建兴三年（225）春 ， 他率军南征 ， 深入不毛之地讨伐雍闿、孟获 ， 秋季即予平定 。 此番征战有七擒孟获之说 ， 但战事的对抗强度不高 ， 难以衡量用兵能力 。 只有北伐 ， 才充分考验诸葛亮的军事韬略 ， 而与之抗衡的主角正是司马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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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与司马懿曾经三番对阵 。
第一次是蜀汉建兴八年（230）秋 ， 曹魏兵分三路攻蜀 ， 其中司马懿由西城进发 ， 诸葛亮于城固驻军 。 时降大雨三十余日 ， 司马懿随后班师 。
第二次是蜀汉建兴九年（231） ， 诸葛亮出祁山 ， 司马懿都督关中驻将拒敌 。 史书对此战的记载迥异：据《汉晋春秋》所载 ， 司马懿有意尾随蜀军 ， 却又在山上扎营 ， 不肯交战 ， 此后派张郃攻击祁山之南蜀军 ， 还自据中路与诸葛亮对峙 。 后者命魏延、高翔、吴班迎战 ， 魏军大败 ， 蜀军俘敌三千人 。 而据《晋书·宣帝纪》所载 ， 司马懿列阵以待 ， 两军刚交战 ， 诸葛亮即退至祁山 ， 屯兵卤城 ， 占据南北二山 ， 并隔断河水形成重围 。 司马懿随后攻破敌围 ， 诸葛亮连夜逃走 ， 魏军俘获斩首合计万人 。 两则史料难辨真假 ， 但蜀汉终因粮尽退军却无疑问 。
第三次是蜀汉建兴十二年（234） ， 诸葛亮由斜谷出兵 ， 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垒 。 前者一再下战书 ， 还致巾帼妇人之饰激将 ， 后者隐忍不出 。 如此相持百余日 ， 诸葛亮病故于军中 。
综合两人的交战史 ， 总体上打了平手 ， 但司马懿是最终赢家 ， 这并非出于偶然 。 其实 ， 蜀军兵力在局部并不处劣势 。 诸葛亮曾说：己方在祁山、箕谷时人马都多于曹军 ， 却反而被打败 ， 问题不在于兵少 ， 而在于将领 。
对老对手诸葛亮 ， 司马懿作过“志大而不见机 ， 多谋而少决 ， 好兵而无权”的点评 ， 认为对方虽率十万大军 ， 却已坠入自己谋划的圈套 ， 击败蜀军是肯定的 。 当蜀汉遣使求战时 ， 司马懿撇开军事 ， 反询问诸葛亮的起居饮食情况 。 当获悉他饭量明显偏少 ， 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时 ， 便料定诸葛亮将死 。 在知己知彼方面 ， 司马懿略胜一筹 。
诸葛亮用兵偏于稳健 。 从汉中北入关中 ， 有褒斜、傥骆、子午三条谷道由西向东跨越秦岭 。 其中 ， 子午道最为险远 ， 但谷口在长安之南 。 魏延曾主动请缨 ， 希望带兵从褒中出发 ， 经子午道向北 ， 认为不超过十日可到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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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以此招太过冒险 ， 便未予采纳——笔者总体倾向于诸葛亮的选择 ， 但不可否认 ， 风险与收益往往相对称 。 三国史的不少战例 ， 如曹操远征乌丸、邓艾偷渡阴平 ， 都是因适当冒险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 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 ， 这从司马懿的一次谈论中也能得到呼应——当年两军在渭水对垒 ， 司马懿指出 ， 诸葛亮若是勇者 ， 应从武功依山东进；若西上五丈原 ， 则魏军无忧 。 明代王志坚评论诸葛亮用兵的弊病在于“不能出奇” 。
假使蜀汉国力占优 ， 中规中矩、步步为营也许不失为上策 ， 毕竟耗得起时间 ， 也铆得住劲 。 可蜀汉本就弱势 ， 再不“出奇”更难“制胜” 。
诸葛亮与司马懿还有一次重要角逐 ， 发生在孟达叛魏投蜀之际 。 当是时 ， 诸葛亮怕孟达反复无常 ， 便有意泄露信息 ， 促使他速叛 。 司马懿知悉后 ， 一边写信麻痹孟达 ， 一边日夜兼程行军 。 孟达估计司马懿的路程 ， 且还要上表天子 ， 以为带兵前来至少需一个月时间 。 哪知对方先斩后奏 ， 仅八日就兵临城下 。 孟达随即被杀 ， 而诸葛亮虽曾写信告诫防范 ， 却没有配合有效措施 ， 不能不说输给了司马懿一招 。
但司马懿对诸葛亮也不无忌惮 ， 这从《汉晋春秋》“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的典故中可见一斑 。 诸葛亮有卓越的统兵能力 ， 这首先得益于革新军制 。 与曹魏的都督制、孙吴的部曲制不同 ， 诸葛亮在全国编户齐民、统一征兵 ， 由此打造了隶属于国家的一元化军队 ， 故动员的效率高于对手 。 在排兵布阵方面 ， 诸葛亮更是独具匠心 。
由于治军得法 ， 蜀汉即使撤退也从容不乱 ， 并屡次反歼追兵 ， 曹魏名将张郃、王双都因此毙命 。 诸葛亮去世后 ， 司马懿在巡视留下的蜀营时盛赞对方“天下奇才也” 。 但这一声赞叹 ， 终究是笑到最后的赢家给予伟大对手的评价 ， 从一个侧面也印证了诸葛亮“治戎为长 ， 奇谋为短”——虽然将行军扎营等做到了极致 ， 却不足以赢得辉煌的战果 。
作为一名军事统帅 ， 诸葛亮缺少能进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 ， 却有失街亭的惨败 ， 还有率数万精兵攻不下千余人守卫的陈仓之耻；而司马懿除了与蜀军交战 ， 以及先后击退诸葛瑾、朱然、诸葛恪等吴将外 ， 更写下了平定辽东的华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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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景初二年（238） ， 公孙渊依辽水围堑二十余里阻击魏军 ， 司马懿佯攻南线 ， 暗中却以主力渡过辽水 ， 逼近敌方襄平本营 ， 继而三战皆捷、乘胜合围 。 汉水此时因连降大雨暴涨 ， 魏将纷纷打算迁营 ， 司马懿使出霹雳手段 ， 下令敢言迁营者斩 。 公孙渊乘雨打柴牧马 ， 他又制止魏将出击 。
有人问先前疾速擒杀孟达 ， 今番为何行动缓慢？司马懿表示 ， 孟达兵少而粮食能支持一年 ， 己方人马是孟达的四倍 ， 粮食却不足一月 ， 以一月粮对付一年粮 ， 怎能不速战速决？四打一 ， 即使一半人伤亡 ， 仍然可行 。 而今敌众我寡、敌饥我饱 ， 又遇大雨 ， 想速战也不可能 。 他自称不担心敌人进攻 ， 却怕他们逃脱 ， 鉴于包围圈尚未合拢 ， 假如去抢掠牛马 ， 将逼敌逃亡 。 [注1]“兵者诡道 ， 善因事变 。 ”司马懿判断对方“凭众恃雨” ， 虽然饥困仍不肯就擒 ， 故应稳住对方 ， 不能谋小利而吓跑敌人 。
[注1]《晋书·宣帝纪》:“帝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 ， 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 ， 以一月图一年 ， 安可不速？以四击一 ， 正令半解 ， 犹当为之 。 是以不计死伤 ， 与粮竞也 。 今贼众我寡 ， 贼饥我饱 ， 水雨乃尔 ， 功力不设 ， 虽当促之 ， 亦何所为 。 自发京师 ， 不忧贼攻 ， 但恐贼走 。 今贼粮垂尽 ， 而围落未合 ， 掠其牛马 ， 抄其樵采 ， 此故驱之走也 。 ’”
可见 ， 善于机变是司马懿所长 。 史载他“每与大谋 ， 辄有奇策” ， 连孙权都评论“司马公善用兵 ， 变化若神 ， 所向无敌” 。 反观诸葛亮 ， 过于小心 ， 太求万全 ， 便容易使用兵走向平庸 。 而对计谋之高下 ， 诸葛亮其实颇为自知 。 他曾称刘巴在运筹帷幄方面远胜过自己 ， 这虽然有谦虚的成分 ， 但至少也可作为侧证 。 相对而言 ， 诸葛亮在用兵智术上要稍逊一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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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政外交方面
刘备称帝的蜀汉章武元年（221） ， 诸葛亮即以丞相之职录尚书事 。 当然 ， 真正开设独立的丞相府署 ， 则要等到刘禅登基的蜀汉建兴元年（223） 。 这一年 ， 诸葛亮获封武乡侯 ， 还兼任益州牧 ， 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他决定 。 随着刘备的去世 ， 诸葛亮牢牢把握了蜀国内政外交的方向盘 。
对于诸葛亮的治政能力 ， 时人给予高度评价 。 贾诩称“诸葛亮善治国” ， 刘晔称“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 。 史载他安抚百姓 ， 善用礼仪法规 ， 精简官职 ， 能开诚布公因时制宜 。 凡为国尽忠的 ， 即使仇人 ， 他也奖赏；对犯法懒政的 ， 即使亲信 ， 也严厉惩治；对认罪悔改的 ， 即使罪行深重也给予释放；对巧言掩过的 ， 即使罪责较轻也处以极刑 。
如果说北伐不算成功 ， 诸葛亮治政可谓卓有成效 。 陈寿将他与管仲、萧何相媲美 ， 甚至连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都曾感叹：假如让我得到此人的辅佐 ， 怎么会有今天这般劳累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以来 ， 身为读书人 ， 诸葛亮终究怀有儒家的品格；但作为蜀汉丞相 ， 他却擅用法家的手段 ， 因而是一个内儒外法的施政者 。 所以 ， 其治蜀颇为铁腕 ， 曾因刑法严厉而引发不满 。
据《蜀记》所载 ， 法正以刘邦入咸阳“约法三章”事例 ， 一度劝他“缓刑弛禁” 。 诸葛亮认为 ， 秦朝昏庸无道、刑罚苛严 ， 导致民怨鼎沸；而刘璋之治 ， 只靠一些表面的文书、法令来维持 ， 并养成相互奉承的恶习 ， 导致德政不施、威严不足 ， 如此则失之于宽 ， 自然不能沿用汉初法度 。 文武之道 ， 一张一弛 ， 诸葛亮下了一剂以严济宽的“汤药” 。
纵观那些惯用申韩之术的历史人物 ， 大多都遭后世谴责、诋毁 ， 但诸葛亮由于施政公道 ， 却得到蜀人普遍的敬畏与热爱 ， 虽行严刑峻法却罕见怨言 ， 可谓非同一般的高明 。
诸葛亮是富有理想的 ， 但又极具理性 。 虽然频繁北伐 ， 他却深知立国强基之根本 ， 所以注重“务农殖谷 ， 闭关息民” 。 多年来 ， 他鼓励从事农业 ， 不侵扰耕种收获 ， 着力减轻赋税 ， 不耗尽百姓财物 ， 以此富国安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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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后来屯田汉中 ， 实行“十二更下 ， 在者八万”的轮换制度 ， 即让十分之二的士兵换防休息 ， 以兼顾兵农 。 特别是建兴十二年（234）的北伐 ， 更以屯田作为长久驻扎的根基 ， 以至耕种的兵士与渭水岸边的居民混杂相间 ， 却对百姓秋毫无犯 。
诸葛亮还重视兴修水利 ， 尤其对都江堰保护甚力 ， 曾设置专职堰官 ， 并遣壮丁一千二百人予以维护 。 为增加国家财力 ， 诸葛亮还实行盐铁官营 ， 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 ， 仅盐业一项即获得丰厚利润 。 经过有效治理 ， 蜀地出现“田畴辟 ， 仓廪实 ， 器械利 ， 蓄积饶”的格局 。
孙子曰：“上兵伐谋 ， 其次伐交 ， 其次伐兵 ， 其下攻城 。 ”三国角力 ， 不可缺外交智慧 ， 而诸葛亮是当之无愧的大师 。 刘备败走夏口之际 ， 他及时建议向孙权求救 ， 并只身过江斡旋 。 更难的是面对孙权不卑不亢 ， 单凭三寸之舌 ， 既促成联合抗曹 ， 又避免本集团成为东吴的附庸——回顾刘备的历史 ， 总是一落败即投靠新主 。
诸葛亮却注重自身的独立性 ， 强调孙权需要与刘备同心协力 ， 完全是一副诸侯之间平等合作的姿态 。 不仅如此 ， 诸葛亮还单刀直入 ， 一开始就给对方指出两条道路：要么抵抗 ， 早日与曹操绝交；要么投降 ， 北面向曹操称臣 。 正因认准孙权的英雄本性 ， 诸葛亮用了带挑衅性的激将法 ， 继而丝丝入扣地分析双方实力 ， 让孙权吃下了抗曹的定心丸 。
可以说 ， 这场成功斡旋让刘备可进可退 ， 一改以往如丧家犬般的逃亡惨状 ， 为战后分羹乃至未来蜀汉政权的创立打开了第一扇门 。
在处理与孙吴的关系上 ， 诸葛亮的头脑始终清醒 。
蜀汉建兴元年（223） ， 南中地区趁刘备去世而叛乱 。 “欲攘外者 ， 必先安内” ， 但诸葛亮却不急着平乱 ， 他打的首张牌是与孙权重新结盟——这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 诸葛亮由此修复了因夷陵之战而走向对抗的双边关系 ， 为以后南征、北伐创造了必备的外部环境 。
吴黄龙元年（229） ， 孙权登基称帝 ， 蜀汉不少大臣要求与之断绝盟约 。 假如从“天无二日 ， 士无二王”的政治高度细究 ， 这是必然要作出的外交反应 。 但诸葛亮看得更透 ， 他认为孙权打算僭号篡逆已久 ， 文武将相又团结和睦 ， 不可能一朝平定；要是蜀、吴长期对抗 ， 只会让魏国从中得利 ， 若与之友好 ， 蜀汉北伐便没有东顾之忧 ， 曹魏黄河以南的部队也难全部向西调动 。
正因如此 ， 对孙权僭逆之罪便不宜细究 ， 蜀国还专派使者前往祝贺 。 诸葛亮这一策略 ， 是不被名号牵住鼻子的务实精神 ， 展现了纵横捭阖的灵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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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非凡 ， 更在于为蜀汉留下了可持续的制度遗产 。 在他去世后 ， 继任的蒋琬、费祎继承诸葛亮订立的制度规范 ， 遵循而不改变 ， 使得边境无事 ， 国家和谐统一 。 西汉开国之初 ， “萧规曹随”被传为佳话 ， 但这样的历史总难再现 。
即使如明朝张居正般的治世能臣 ， 虽曾大权独揽、力推新政；一旦病逝 ， 便立马被抄家问罪 ， 人亡政息可谓常态 。 难得的是在蜀汉当年 ， 诸葛亮却能让自己确立的内政外交方略在死后几十年基本不变 ， 这表明了原先制度的现实价值和生命力 ， 也反映了诸葛亮生前的影响力并非仅仅源于政治权威 。
关于内政外交 ， 司马懿留下的史料不多 。 但在魏文帝时期 ， 他多次奉命据守后方 ， 内镇百姓 ， 外供军资 。 曹丕曾用汉初萧何、曹参作对比 ， 表明司马懿职责之重 ， 叹言能使他无西顾之忧就行了 。 由此可见 ， 司马懿具有突出的治政与管理能力 。
建安二十年（219） ， 镇守荆州的关羽北攻荆襄 ， 司马懿体现了敏锐的外交思维 ， 建议曹操挑拨孙、刘之间的矛盾 ， 以坐收渔利 。 不过 ， 这些都属零星记载 ， 与诸葛亮的业绩不可同日而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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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才情技艺方面
诸葛亮的民间形象 ， 可谓上识天文、下知地理 ， 左通诗书、右精阵法 。 尤其在罗贯中的笔下 ， 如“用奇计孔明借箭”“七星坛诸葛祭风”“五丈原诸葛禳星”等 ， 让他简直成了半个神仙 。 然而 ， 诸多虚构的情节却无损一个事实：历史上的诸葛亮 ， 毫无疑问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通才型人物 。
自古文以载道 ， 曹丕更在《典论》中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 不朽之盛事” 。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文坛 ， 诸葛亮应占一席之地 。
蜀汉建兴五年（227）的《出师表》 ， 总结了汉室兴衰的历史经验 ， 提出改革时弊、励精图治的建议 ， 并表达了以身许国的满腔忠忱 ， 是议论、叙述、抒情浑然一体的千秋名篇 。 《后出师表》阐述了诸葛亮的军事策略 ， 其忠贞壮烈之气甚至超过前表 。 “
鞠躬尽瘁 ， 死而后已”的名句让人感慨万千 ， 读后肃然起敬 。 虽然有人视此表为伪作 ， 但这已无须细究 。 诸葛亮晚年的《诫子书》 ， 言简意赅 ， 不事雕琢 ， 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家训之一 。 单凭这些奏章、言论 ， 他就足以立身、传世 。
诸葛亮的艺术造诣也不同寻常 。 他精通音律 ， “好为梁父吟” 。 “为”字可作两解：一是治 ， 即善于弹唱；二是作 ， 即制作乐曲 。 唐代《艺文类聚》就将一首《步出齐城门》视为诸葛亮所作 。 不仅如此 ， 他一定能焚香操琴、自弹自唱 。
据《中兴书目》记载 ， “诸葛亮曾撰《琴经》一卷” 。 盛弘《荆州记》、习凿齿《襄阳记》均称襄阳有孔明故宅 ， 诸葛亮常登临一山 ， 鼓琴以为梁甫吟 ， 故取名乐山 。 诸葛亮据说还擅长书画 。 南朝陶弘景《刀剑录》、虞荔《古鼎录》等均叙及其书风笔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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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 。 ”《宣和书谱》也有记载：诸葛亮“善画 ， 亦喜作草字 ， 虽不以书称 ， 世得其遗迹 ， 必珍玩之” 。
除了文学、艺术 ， 诸葛亮还善于创造发明 ， 诸如连弩、木牛流马、八阵图等都出自其手 。 连弩又称元戎 ， 矢长八寸 ， 一弩十矢俱发 ， 是当时先进的射击武器 。 木牛流马 ， 是诸葛亮为克服军粮运输困难的新型工具 ， “特行者数十里 ， 群行者二十里也” 。
这件神器虽已失传 ， 却给后人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 八阵图则是一种兵力部署的作战队形 ， 在民间被传得神乎其神 。 甚至如孔明灯、孔明锁等许多物件 ， 也被记在诸葛亮名下 。 这些难免有后人附会的因素 ， 但无论如何 ， 诸葛亮都无愧为横空出世的一位发明大家 。
相比这么一位奇人 ， 司马懿的业余生活一定显得枯燥 。 当然 ， 他年少即博学而多闻 ， 潜心儒学研究 ， 想必颇具文才 。 司马懿征战辽东前夕 ， 在会见父老故旧时曾编了一首歌：“天地开辟 ， 日月重光 。 遭遇际会 ， 毕力遐方 。 将扫群秽 ， 还过故乡 。 肃清万里 ， 总齐八荒 。 告成归老 ， 待罪舞阳 。 ”除此之外 ， 司马懿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之作 ， 也没有其他值得书写的亮点 。 总之 ， 两人的文学才华、创造技艺不只差一个档次 。
五、任人用权方面
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托孤之臣 ， 但在蜀、魏的分量却有较大差异 。 蜀汉章武三年（223）春 ， 刘备托付后事 ， 称诸葛亮的才能十倍于曹丕 ， 若自己的儿子可以辅佐 ， 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成才 ， 则可自行选取合适的人 。
同时托孤的还有尚书令李严 ， 但他不久即被边缘化 。 可以说 ， 诸葛亮是蜀国的实际掌舵人 ， 连刘禅也认为政务都归诸葛亮 ， 他只管祭祀一类的活儿 。 因此 ， 诸葛亮面临的政治格局相对简单 ， 可凭自己的意志充分行权 ， 故更应对蜀汉的国祚负领导责任 。
一个国家的命运 ， 从根本上取决于当政者能否知人善任 。 诸葛亮并不用人唯亲 ， 同母弟诸葛均终其一生 ， 只做到长水校尉 。 作为亲贤重才的蜀汉丞相 ， 他被评价为“能尽时人之器用” 。 但平心而论 ， 识人实非其特长 。
三国时期诸葛亮与司马懿是“死对头” ， 那谁更胜一筹// //
用马谡守街亭 ， 是最典型的例证 。 马谡本是不错的作战参谋 ， 可在初次北伐这样的关键战役 ， 诸葛亮却废弃魏延等大将 ， 让缺乏经验的新人当前锋 ， 无疑失之草率 。 刘备临终前曾表示马谡“言过其实 ， 不可大用” ， 诸葛亮听后不以为然 。 而马谡确实不是草包 ， 七擒七纵孟获就出自他的“攻心为上”策略 。 但是 ， 由他统兵出战街亭 ， 则用其所短 ， 诸葛亮为此也跌了十分惨痛的跟斗 。
在《出师表》中 ， 诸葛亮向后主刘禅推荐了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陈震、张裔、蒋琬等文武大臣 。 郭攸之未在《三国志》中入传 ， 即使有两处零星记载 ， 还被视作唯命是从 ， 不值得与之成就大事 。 向宠在征讨蛮夷时遇害 ， 几乎没有留下业绩 。 费祎被裴松之喻为“中才之相” ， 董允等人更算不上一流 。 诸葛亮后来提携了蒋琬、姜维 ， 使他们分别成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接班人 。 两人可称干才 ， 却不足以辅佐帝业 ， 自然难以承继诸葛亮的遗志 。
对一个自比管仲、乐毅的人 ， 诸葛亮有着非凡的志向 ， 只可叹一生呕心沥血 ， 却换来“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 。 究其原因 ， 或许是国力相差悬殊 ， 或许是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强敌 ， 但另有一个重要因素 ， 正如陈寿所分析的：过去萧何举荐韩信 ， 管仲举荐王子成父 ， 都是估量自己的长处 ， 觉得不能兼有文武之才的缘故 。 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可与管仲、萧何等同 ， 但蜀国却没有像王子成父、韩信那样的名将 ， 故使功业衰败 。 然而 ， 蜀国之所以缺乏一流名将 ， 是否与用人的取向和机制有关呢？
“明察则有短而必见 ， 端方则有瑕而不容 。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称诸葛亮“端严精密” ， 如此便易求全责备、以瑕掩瑜 ， 从而弃用彭羕、廖立等有棱有角的雄才 。 另一方面 ， 诸葛亮又事必躬亲 ， 连打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需亲自阅批 ， 那留给他人还有多少余地？曾子曰：“用师者王 ， 用友者霸 ， 用徒者亡 。 ”鉴于诸葛亮的超凡地位 ， 莫说“师者” ， 即使是横向层面的“友者” ， 当庞统、法正等去世后都罕有其人 。 在蜀国 ， 仿佛“大树底下不长草” ， 诸葛亮发掘的也大多是执行层、事务性人才 ， 他们在主客观上只能充当“徒者” 。
当然 ， 益州偏于西陲 ， 本来就少人才 。 但作为蜀汉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 ， 诸葛亮长年征战 ， 却任由魏延、杨仪在前方“有如水火”、互不买账 ， 无疑潜伏着巨大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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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由于惜才 ， 难以忍心偏废任一方 ， 但对两人因私怨而致蜀军分裂的危机隐患 ， 诸葛亮要么没有察觉 ， 要么已然察觉却未有措施——无论哪种情形 ， 对他来说都是极大的遗憾 。 反观身在东吴的孙权 ， 早就视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 ， 料定诸葛亮去世后必生祸乱 ， 认为蜀国诸位糊涂 ， 不知对此防备 。 对比孙权未雨绸缪调处孙皎、甘宁二人的矛盾 ， 亲自树立周泰在朱然、徐盛之间的权威 ， 诸葛亮显然存在差距 。
两国相争 ， 非一人之智的比拼 。 司马懿在识拔、调用人才上颇具功力 。 他从寒门提拔了邓艾、王基、州泰、贾越等人 ， 而灭蜀的首功当计在邓艾名下 ， 王基则在平定毋丘俭、文钦和诸葛诞之乱中大展英才 。
不仅如此 ， 司马懿还精心栽培二子 ， 通过言传身教 ， 并在战场历练 ， 司马师、司马昭皆成统帅之材 。 相形之下 ， 蜀国在后诸葛亮时代明显青黄不接 。 后人用“蜀中无大将 ， 廖化作先锋”发感叹 ， 其实汗颜的不该是廖化 ， 而应是有权谋划梯队建设的统帅者 。
在此需指出 ， 司马懿所处的政治环境远比诸葛亮复杂 ， 甚至可以说险象环生 。 曹操早就察觉他有“狼顾相”“非人臣也” ， 因而心存忌讳 。 幸亏魏文帝曹丕对其友善 ， 临终还指定他和曹真、陈群、曹休为辅政大臣 。
魏明帝去世后 ， 他又与曹爽受诏辅佐少主 。 但与诸葛亮不同 ， 司马懿一直被曹姓辅臣防备 。 齐王曹芳即位后 ， 他不久转任没有实权的太傅 ， 渐渐地成为一具摆设 。 然而 ， 司马懿的权谋也因此施展得淋漓尽致 。 他知道“力不能争” ， 故以退为进、先求避祸 ， 于魏正始八年（247）五月开始装病 ， 以奄奄一息的惨状 ， 骗过了前来探风的李胜 。
同时 ， 又在暗中周密布置 ， 直至魏嘉平元年（249）曹芳、曹爽出城祭扫 ， 才等来政变的机会 。 经年累月装病非常人能熬 ， 可司马懿是老手 ， 早在年轻时就借口风痹症卧床不起 ， 以逃避曹操的征辟 。 司马懿的韬晦之术由此可见 ， 而一旦瞅准时机 ， 他立马出击扭转了乾坤 。
就政治手腕和驭人手段来说 ， 司马懿无疑炉火纯青 。 平定辽东后 ， 他杀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七千多人 ， 但释放了被公孙渊囚禁的公孙恭 ， 为受迫害的纶直等修墓 ， 并宽恕了普通参与者 。 当曹爽被制伏后 ， 即以谋反之名 ， 诛杀曹氏兄弟及何晏、丁谧等心腹 ， 但对鲁芝、杨综等人 ， 却因其忠心可嘉予以赦免 。
司马懿颇有奸雄风范 。 在襄平城下 ， 他以年老糊涂为名 ， 将公孙渊派作使臣的相国、御史大夫一并斩首；魏嘉平三年（251） ， 预先下赦书为王淩免罪 ， 诱使对方投降后又予以拘杀 ， 此种厚黑功夫非诸葛亮能有 。
综合分析 ， 诸葛亮重人才却不乏盲点 ， 司马懿似乎更能知人善任；就政权的掌控力论 ， 诸葛亮在蜀国的格局非司马懿可比 ， 但论用权的阴鸷、老辣程度 ， 后者自然盖过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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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德品格方面
“诸葛大名垂千古 ， 宗臣遗像肃清高 。 ”公忠体国的诸葛亮 ， 可谓古代官员的典范 。 更难能可贵的是 ， 他将权臣、能臣与忠臣一体化 。 刘备临终作诏书训示刘禅 ， 要求他对诸葛亮“事之如父” ， 这使两人形成既君臣又父子的特殊关系 。 诸葛亮在蜀国 ， 用“权倾朝野”形容也不为过 。 吴黄龙元年（229） ， 吴、蜀在盟约中竟不谈帝王 ， 却独独赞颂诸葛亮的恩德威望 。 如此这般越规 ， 充分表明谁是政权的重心所在 。
但是 ， 诸葛亮并没有专权擅势、一手遮天 。 他对刘禅始终持谦恭姿态 ， 一份《出师表》写尽两朝老臣的拳拳之心 。 另一方面 ， 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 ， 认为采纳了正确的不同意见 ， 就像丢掉破鞋而得到珍珠美玉一样 ， 则自己可以少犯错误 。 在严以律己方面 ， 他堪称标杆 。 街亭之败后 ， 诸葛亮上疏“自贬三等” 。 而在当时的蜀国 ， 任何人都没有资本撼动其权威 ， 但他自我担责 ， 体现了胸怀与品格 。
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 ， 不仅感染着身边的臣僚 ， 还从诸多特定人士的口中得到印证 。 孟达降魏后 ， 有人说诸葛亮恨之咬牙切齿 ， 因此要诛杀其妻子儿女 。 孟达并不相信 ， 表示诸葛亮待人善始善终 ， 绝不会如此行事 ， 而他对诸葛亮的信任和仰慕也未曾消失 。
司马懿曾写信表示 ， 投降曹魏的黄权是爽快人 ， 常常对诸葛亮赞不绝口 。 即使那些遭贬斥的官员 ， 也因孔明凡事出于公心 ， 对他仍抱着特别的期望 。 被放逐汶山的廖立 ， 听到诸葛亮的死讯后 ， 流着眼泪叹息说：我要变成夷人在这里待一辈子了！被削职为民的李严获悉诸葛亮去世 ， 因料想无人会重新起用自己 ， 不久即发病而死 。
诸葛亮临终留下遗言 ， 要求葬于汉中定军山 ， 墓穴只要容下棺材即可 ， 以平常衣服入殓 ， 不用任何随葬品 。 他还上表后主 ， 称家中私产有桑树八百棵 ， 薄田十五顷 ， 子弟衣食已富余 ， 自己在外没有调取其他财物 ， 不另作经营以增加财富；如果有一天死去 ， 将不让家中有多余布帛 ， 官任上有多余财产 。
事实果如其言 。 蜀国百姓对诸葛亮心怀追念 ， 赞誉之声不绝于口 。 陈寿认为 ， 即使用《甘棠》赞美召公、郑人歌颂子产来比喻 ， 也不会相差太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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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司马懿的德行？
应该说 ， 他在官场有不错的名望 。 魏明帝好修宫室 ， 服役者上万 ， 百姓以此为苦 ， 正是司马懿上奏予以劝阻 。 他对权位至少在表面上较为谦让 。
魏嘉平元年（249） ， 司马懿诛灭曹爽及其党羽 ， 开始大权独揽 ， 但他坚辞天子所封的丞相职位 ， 此后还谢绝九锡之礼 。
魏嘉平三年（251） ， 又辞让相国、安平郡公等职衔 。 史称司马懿“内忌而外宽 ， 猜忌多权变” ， 难说诸多的姿态没有伪善成分 。
不过 ， 司马懿尽管功勋日隆 ， 却始终未曾张扬 ， 也实属不易 。 他面对同乡长者常林 ， 见了总要下拜 ， 并告诫子弟：盛满是道家所忌 ， 居高位要懂得减损 ， 才可免于其祸 。 司马懿临终也要求筑土墓 ， 不起坟 ， 不栽树 ， 以平时衣服入殓 ， 不用随葬器物 。
但由于子孙篡魏 ， 更由于司马氏全是残暴昏君 ， 丢弃旧日纲常于不顾 ， 司马懿的政声终究大打折扣 。 当然 ， 无论怎么比较 ， 诸葛亮的高风亮节非司马懿所能并提 。
七、究竟谁胜一筹
诸葛亮与司马懿 ， 无疑各有千秋、互有短长 。 三国吴人张俨认为他们正值风云际会之机 ， 或者在蜀汉建功立业 ， 或者在中原名垂史册 ， 实乃“一国之宗臣 ， 霸王之贤佐” 。 对这两位人杰 ， 很难简单判定高下 ， 关键是用怎样的坐标来审视 ， 又基于多长的时间跨度来衡量？
即使对于历史伟人 ， 他们的命运也往往由性格决定 。 “诸葛一生唯谨慎 。 ”相比司马懿的举重若轻 ， 诸葛亮可谓举轻若重 ， 这似乎预设了他一生的轨迹 。
但是 ， 看似稳字当头的诸葛亮 ， 其实不乏冒险精神 。 在诸葛三位同族兄弟中 ， 诸葛瑾辅佐孙权 ， 诸葛诞投奔曹丕 ， 所谓“蜀得其龙 ， 吴得其虎 ， 魏得其狗” 。 而当初诸葛亮出山之时 ， 曹操已“挟天子以令诸侯” ， 孙权承父兄之业雄踞江东 ， 唯刘备寄人篱下 ， 尚无立身之地 。
可见 ， 如此抉择具有极大的风险 。 事实上 ， 曹操不久即南下荆州 ， 刘备在五千敌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的穷追下 ， “弃妻子 ， 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 。 一句“事急矣 ， 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 表明形势之凶险 ， 更表明诸葛亮独入龙潭的勇气 。
一个敢提着脑袋搏击江海的智士 ， 虽然小心谨慎 ， 在骨子里却有着大开大阖的气概 。 在“非但君择臣 ， 臣亦择君”的大洗牌时代 ， 诸葛亮无疑比两位胞弟更具胆略 ， 最终也取得更高的风险回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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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国力疲敝 ， 诸葛亮仍然主动挑起与曹魏的战争 ， 这也与其冒险精神紧密相连 。 诸葛亮追随刘备 ， 不会是简单地被对方三顾茅庐所打动 。 究其根本 ， 刘备是当时兴复汉室的旗帜性人物 ， 是既可能一败涂地也可能成就大业的雄主 。
诸葛亮出山 ， 固然有基于利弊分析的功利因素 ， 但可以肯定 ， 他绝非为了高官厚禄、封妻荫子的实利 ， 而是出于澄清宇内、一匡天下的使命 。 所以 ， 他一开始选的就不是中规中矩的太平路 。 蜀汉偏居一州 ， 兵少将寡 ， 以诸葛亮之识见 ， 必定知道闭关守境的益处 ， 也应能预估北伐成败的概率 。 但是 ， 诸葛亮绝非守土偏安之人！在挫折与无为之间 ， 他宁肯选择了行动而最终失败 ， 也不会接受看不到希望的原地守候 。
历史上并非没有以弱胜强的成功案例 。 早在战国时期 ， 乐毅以区区弱燕之师 ， 动员会盟五国之兵 ， 长驱直入强大的齐国 ， 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七十余座城池 。 年轻时以乐毅自比的诸葛亮 ， 也许不难从中得到启示 。
诸葛亮初次北伐 ， 一度也存在较好的机会 。 当时 ， “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 ， 关中响震”;又恰逢曹叡即位不久 ， 猝不及防受到攻击 ， 于是“朝野恐惧 ， 陇右、祁山尤甚”;在前线对抗的魏将曹真、张郃也难与司马懿并提 ， 关中守将夏侯楙更是胆怯无谋 。
假如此次用兵旗开得胜 ， 并趁势夺取出产骏马、锐卒的陇右 ， 再配合以孙权北上征战 ， 局面难说不会呈河东、河西之别 。 因此 ， 诸葛亮北伐是建立在理智基础上的战略性冒险 。
然而 ， 一个战略上相当大胆、激进的人 ， 战术上却极其谨慎、稳健 。 这听似悖论 ， 却是一种现实 。 诸葛亮的思维极端缜密 ， 这既支撑起他在决策中的充分自信 ， 又让其在操作时如履如临 。 一方面 ， 诸葛亮能在纷繁迷离的形势下预判多种可能性 ， 作为使命感驱动的人 ， 只要从宏观层面有一线希望 ， 就会放手一搏 。
另一方面 ， 由于对实施中的各种环节及矛盾隐患有超常的敏锐 ， 加上一定程度的完美主义倾向 ， 他在微观层面就倍加精细 ， 从而事无巨细亲揽 ， 也更注重规避用兵征战时的具体风险 。 在我看来 ， 诸葛亮的冒险与谨慎都源于非凡——因非凡之志而定非凡之策 ， 因非凡之才而竭非凡之力 ， 最终以一人之智左右蜀汉这部国家机器的运转 。
而一旦形成举国的心理习惯与思维定式 ， 原本理性的战略冒险也容易走向偏执 ， 其战术谨慎就导致事必躬亲、虑多决少 ， 所以诸葛亮的“成”与“败”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
相对于诸葛亮 ， 司马懿在魏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弱许多 ， 面临的政治环境曾较为凶险 ， 但从军事对抗的角度 ， 其难度系数却要小许多 。
自古用兵攻难守易 ， 何况守方的总体实力本就占优 。 司马懿就好似统领一支打防守反击战术的顶级足球强队 ， 已率先进球 ， 又排出“五三二”甚至“六三一”的阵型；而另一支弱队不得不取攻势 ， 却又不敢贸然采用“四三三”的组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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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蜀汉不允许再次遭遇夷陵之战那样的惨败 ， 诸葛亮北伐固然要积极建功 ， 但终究横着一条在最坏情况下必须止损的底线 。 正因如此 ， 他在战场上就很难豁出去 ， 以致体现了一种中庸式的用兵之道 。 可见 ， 诸葛亮与司马懿的交锋虽然没有占到便宜 ， 倘若考虑盘外的因素 ， 已经殊为不易 。
假如诸葛亮不死得过早 ， 蜀汉有可能压倒曹魏吗？也许难有这样的可能 。 但可以肯定 ， 有诸葛亮的蜀国 ， 与没有诸葛亮的蜀国 ， 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 而有司马懿的魏国 ， 与没有司马懿的魏国 ， 至多是换了一个权臣和智士 ， 此外不太会有特别深刻的变化 。 司马懿七十三岁去世 ， 晚诸葛亮十七年 。
假如与后者同寿 ， 他将止步于魏太和六年（232）——此时诸葛亮尚未开始第五次北伐 ， 这意味着司马懿等不到对阵五丈原的一天 ， 更不会有平定公孙渊、诛除曹爽集团的机会 。 倘若如此 ， 司马懿的历史要黯淡无光 ， 甚至因上年“魏兵大败”的不光彩记录 ， 而作为一个败亡者退出江湖 。
历史当然是不可这样假设的 ， 但假设却给人以启发 。 诸葛亮与司马懿 ， 谁更胜一筹 ， 关键在于衡量的尺度 。 正由于后者的高寿 ， 随着同时代元老的凋零 ， 司马氏的势力逐渐在魏国一股独大 。
从子辈的司马师、司马昭到孙辈的司马炎 ， 几代接力棒的传递 ， 竟让司马懿成了《晋书》开天辟地的第一号人物 。 不过 ， 以诸葛亮在蜀汉的至高地位 ， 欲废刘禅自立易如反掌 。 退一步说 ， 像曹操那般封公称王更是唾手可得 。
诸葛瞻、诸葛尚等子嗣 ， 虽然没有伐魏吞吴之能 ， 若辅以良弼 ， 要割据益州数十年也并非难事 。 但这是诸葛亮不会逾越一步的雷池 ， 相信连一闪而过的念头都不曾有 。
就世俗功利而言 ， 诸葛亮既是推动蜀汉开国的赢家 ， 又是北伐壮志未酬的输家 。 司马懿则作为三国归晋的奠基者 ， 由曹魏托孤辅政的重臣到掌控朝政的权臣 ， 甚至死后还被子嗣追尊为宣王、宣皇帝 ， 使天下成了“家天下” ， 无疑开辟了登峰造极的事业 。
但倘若站在历史的高度 ， 司马懿的事功又变得较小 ， “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亮反显其大 。 毕竟晋朝始终没有像样的格局 ， 司马氏政权充其量只是造就了几个低劣的天子 ， 以致因皇室残杀酿成五胡乱华的大动荡 。
而像诸葛亮那样的一场壮烈失败 ， 因为具有精神的高度 ， 却铸就了无数代人心目中的莫大成功 。 加上在立德、立言方面 ， 司马懿均明显处于劣势 ， 诸葛亮的历史评价自然令对方难望项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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