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山城重庆 。
国民政府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
作为战略要地 ， 重庆有着悠久的历史 ， 英勇善战是重庆人在历史上的自带标签 。 自公元前316年 ， 纵横家张仪在此建城以来 ， 这座城池一直守卫着川蜀之地 ， 多次接受战火的洗礼 。
13世纪 ， 蒙古大军兵强马壮 ， 威震八方 ， 蛮横地闯入中原 ， 向南宋发起进攻 。 正是重庆 ， 一度浇灭了蒙古军的嚣张气焰 。
1236年 ， 成都失守 ， 蒙古军排山倒海而来 ， 横扫川蜀 ， 直扑重庆 。 可是 ， 重庆三面环水 ， 地势蜿蜒崎岖 ， 蒙古军因为山高路远而不得不中途放弃 ， 掠夺一番之后打道回府 。
川蜀百姓人心惶惶 ， 重庆知府彭大雅淡定自若 ， 在视察重庆城防之后 ， 发现这里的城墙都是用泥土砌成 ， 一拳砸下去 ， 粉尘四溅 。 这样的豆腐渣工程自然挡不住蒙古军的铁蹄 。
于是 ， 雷厉风行的彭大雅带领全城军民将泥墙推倒 ， 用条石和煅烧的青砖重筑城墙 ， 并将防御范围向西延伸 ， 比三国时李严修筑的旧城扩大了近两倍 ， 奠定了重庆城的基本格局 。
重庆城修筑好后 ， 彭大雅让人在城门立四块大石 ， 上书“大宋嘉熙庚子 ， 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 。 ”
重庆军民凭借着高墙壁垒抵御蒙古军的侵略 ， 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 ， 进行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坚守 。 其中 ， 位于今重庆合川区的钓鱼城 ， 还曾在1259年的保卫战中 ， 以一城之力 ， 拖垮蒙古大军 ， 让蒙古大汗蒙哥抱憾死在军中 ， 打破了蒙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
▲钓鱼城遗址 。
如今 ， 马蹄声远 ， 石墙犹在 ， 抚今追昔 ， 诉说着当年重庆的铁血意志 。
明初 ， 重庆卫指挥使戴鼎 ， 对重庆进行大规模改建 ， 新城墙高十丈 ， 全城周长2667丈（8.8公里） 。
新修建的城门十七座 ， 契合《易经》“九宫八卦”的称谓而“九开八闭” 。 九道“开门”供人出入 ， 上书“古渝雄关”、“拥卫蜀东”、“江流砥柱”等词 ， 表明重庆的军事地位 。 部分城楼保留至今 ， 是重庆珍贵的文物遗址 。
明末清初 ， 重庆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常年战乱 ， 正如清人欧阳直在《蜀乱》中所写：“贼去兵来 ， 兵去贼来 ， 循环施转于川北、川东 。 ”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军进攻重庆 ， 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 ， 重庆军民经历了惨痛的百年战争 ， 其间也曾涌现不少英雄人物 。
重庆忠县人秦良玉 ，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单独立传 ， 记载于正史中的巾帼英雄 。 她胆识过人 ， 文武双全 ， 在随丈夫石柱宣抚使马千乘参与征讨杨应龙的作战中崭露头角 。
天启元年（1621年） ， 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发动叛乱 ， 带兵进驻重庆 ， 四川巡抚等地方大员都成为其刀下亡魂 。
奢崇明一时兴起 ， 竟然自立为帝 ， 将重庆改名东京 ， 一路向西劫掠 ， 一个月就打到成都 ， 吓得明军引水灌进成都护城河 ， 躲在城里瑟瑟发抖 。
这时 ， 正是秦良玉带兵前来救驾 ， 她先派一支军队牵制住叛军后援 ， 随后亲自带领六千人马前往成都解围 。
奢崇明没把一介女流放在眼里 。 等到两军交战 ， 叛军才知道在秦良玉所部面前 ， 自己就是“战五渣” ， 一路逃奔重庆 ， 秦良玉趁胜追击 ， 打败叛军 ， 将重庆收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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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英雄秦良玉 。
崇祯十七年（1644年） ， 张献忠大军压境 ， 横行川蜀 。 秦良玉虽然寡不敌众 ， 仍率军坚守重庆东部的石柱 。 她对部下说：“我的兄弟都战死沙场 ， 我一个妇人 ， 受国恩二十年 。 到这种地步 ， 仍然要与反贼势不两立！”张献忠攻下成都后 ， 到处招降四川土司 ， 却唯独不敢来石柱 ， 足见秦良玉的威望 。
明亡后 ， 远在福建的隆武帝派使节专程赴重庆 ， 封秦良玉为忠州侯 ， 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则加封秦良玉为太子太傅 。 远在石柱的秦良玉闻讯 ， 仍感激涕零 ， 拜伏受诏 ， 誓死捍卫疆土 。
直到75岁病逝 ， 这位巾帼英雄一直投身疆场 ， 致力于平乱、抗清 ， 她的执着 ， 代表的正是重庆这座山城坚韧的信念 。
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 ， 重庆伤亡惨重 ， 据《重庆通史》引用的资料 ， 康熙四年（1665年） ， 重庆城中仅剩3000人 。
经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 ， 川蜀之地才恢复元气 。 到了近代 ， 重庆又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国民政府之所以会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 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历史渊源 。
从地理因素来看 ， 重庆作为四川盆地的门户 ， 扼守长江三峡 ， 又有山脊海拔高达2000米的大巴山作为天然屏障 ， 所谓“蜀道之难 ， 难于上青云” 。 全面抗战之后 ， 国军主要的防御方向在东方 ， 可即使是装备精良的日军也难以通过重庆突入四川盆地 ， 日本海军更无法逆流而上 。
相较于成都一马平川 ， 重庆作为一座山城 ， 四周重峦叠嶂 ， 立体的城市布局有利于防空 ， 日后凭借这一优势才能抵挡住日军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 ， 并且防止大规模的空降袭击 。
同时 ， 潘洵教授认为 ， 重庆有“雾都”之称 ， 常年笼罩在重庆上空的雾气 ， 恰好形成一个保护层 ， 使日本空军一时无从下手 ， 轰炸的时间因此推迟 。
而重庆所在的四川盆地 ， 连接西南、西北各省 ， 南有云南高原 ， 北有秦岭 ， 背靠青藏高原 ， 形成阶梯式的防御体系 ， 以空间换时间 ， 让日军不得不身陷绵长的纵深之中 ， 如同当年蒙古军南下面对重庆山区一样感到棘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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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地理优势一目了然 。
另外 ， 1891年后 ， 重庆被迫开埠 ， 坐拥长江、嘉陵江水运之利 ， 工商业迅速发展 ， 打下深厚的工业基础 。 战争爆发后 ， 东部沿海大量的工厂和物资需要沿水道向西转移 ，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 ， 正好可以容纳这些宝贵资源 。
而四川盆地自古就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 沃野千里 ， 物产丰富 ， 重庆还可以通过交通之便 ， 为各地补充军需物资 。
近代以来 ， 重庆的崛起离不开当地政府和百姓的奋发图强 。
1927年 ， “四川王”刘湘任命其老同学潘文华为重庆商埠督办公署 。 两年后 ， 潘文华又成为重庆首任市长 。
潘文华到任后 ， 发现重庆开埠四十年 ， 城市建设还是十分落后 ， 区区4平方公里的老城墙内 ， 20万居民如包饺子一样挤在这里 。 城中没有一条交通便利的马路 ， 只有狭窄的街道 ， 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滑竿、轿子等旧物 。
为了改善居民生活 ， 潘文华决定建设新城区 。 然而通远门外的一座坟山 ， 成为他拓城的一大阻碍 。
新官上任三把火 ， 潘文华为移风易俗 ， 在六年间进行了浩大的迁坟工程 ， 将山上的40多万座坟墓进行迁移 ， 并给每一个迁坟的家庭一笔“安坟费” 。
起初 ， 老百姓听说要挖他们祖坟 ， 气愤填膺 。 为此 ， 潘文华不惜采取威慑手段 ， 任命旅长郭勋祺为迁坟事务所所长 ， 防止百姓聚众闹事 。 他问郭勋祺 ， 怕不怕死人？郭勋祺人称“莽娃” ， 当即就表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 ， 带着一批兄弟为迁坟四处奔波 。
迁坟工作完成后 ， 潘文华开辟了由沿江路沿嘉陵江达牛角沱 ， 由南纪门沿长江达菜园坝的新城区 ， 比原来又扩大了一倍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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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文华 。
潘文华还在重庆修建了第一条公路——李子坝公路 ， 又建了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个发电厂 ， 还于1930年 ， 筹集电话公债20万元 ， 于当年实现全市通话 。
出身行伍的潘文华并非见识浅薄的军阀 ， 他为重庆市建设恪尽职守 ， 为这座城市之后的历史使命打下坚实的基础 。
1950年 ， 潘文华病逝于成都 ， 留下遗言 ， 葬于老上司刘湘墓旁 。
潘文华的老上司刘湘也是一位爱国军阀 ， 他在防区林立、诸军混战的四川中脱颖而出 ， 统一四川 ， 组建省政府 ， 且治蜀有术 ， 川蜀一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 ， 川军闻名遐迩 。
1937年 ， 为了民族大义 ， 刘湘主动请缨 ， 率军出川抗战 。 由于积劳成疾 ， 不幸于次年 ， 病逝于汉口 ， 临终留下遗言：“抗战到底 ， 始终不渝 ，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 ， 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八年间 ， 逾300万四川子弟兵 ， 转战四方 ， 抛头颅洒热血 ， 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
国民政府将重庆作为陪都 ， 也不是情急之下的决定 ， 而是长期规划之后做的决策 。
1932年 ， 日寇步步紧逼 ， 在上海发起“一·二八事变” 。 南京距离上海不到几百里 ， 国民政府为防不测 ， 曾在此期间移驻河南洛阳办公 ， 并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 ， 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决议 。
西安、洛阳虽是千年古都 ， 却不是作为大后方的理想目标 。
西北地区经济落后 ， 交通全部依靠陆路 ， 运输效率低下 ， 无法支撑未避战乱而来的庞大人口 ， 再加之缺乏天险 ， 无险可守 ， 还紧邻晋绥 ， 深受国内外势力掣肘 。 随后几年 ， 国民政府逐渐放弃了以西安、洛阳为大后方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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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重庆 。
作为战时陪都 ， 至关重要的一点 ， 是安全稳定 ， 那么哪里是最安稳的地方呢？
1935年 ， 四川省政府正式成立 ， 带着这样的思索 ， 蒋介石前往西南考察 ， 在重庆设立“行辕” 。 在长达半年的西南之行中 ， 蒋介石深深感受到 ， 川蜀之地作为大后方的种种优势 ， 决定以四川（当时重庆属四川）为抗日根据地 ， 声称即使只有一个四川 ， 抗战也可以继续 。
1935年前 ， 四川省内尚无一条通往外省的省际公路 ， 为此 ， 国民政府组织开发西南交通 。 有一些人对此甚为悲观 ， 他们说：“建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 ， 无异建筑万里长城 ， 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 。 ”
然而勤劳的川蜀子弟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巨工程 ， 川黔公路、川陕公路、川湘公路和川滇公路等先后建成通车 。
交通犹如人之血管 ， 通则行动自如 ， 阻则麻木不灵 。 这些工程 ， 使各省一改往日的封闭状态 ， 在抗战时大规模内迁、连接各省和补给前线起到积极作用 。
七七事变后 ， 日军气焰嚣张 ， 连战连捷 ， 甚至曾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 剑锋所指 ， 尽是中国华北、华东的核心城市 ， 包括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
经过多年筹备 ， 重庆已然万事俱备 。 1937年11月20日 ，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 ， 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 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 ， 统筹全局 ， 长期抗战起见 ， 本日移驻重庆 。 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 ， 从事更持久之战斗 。 以中华人民之众 ， 土地之广 ， 人人抱必死之决心 ， 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 ， 任何暴力 ， 不能使之分离 。 ”
1940年 ， 国民政府又发布《国民政府令》 ， 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 ， 并称“还都以后 ， 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 。
八年间 ， 重庆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 ， 人口从1936年的3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125万人 ， 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中心 。 云集重庆的各界名人、各国外交官多达3000余人 ， 这里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远东的指挥中枢 。
为支援迁都 ， 全国各界人士倾尽全力 。 其中 ， 出生于重庆合川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临危受命 ， 出任交通部次长 。
1937年 ， 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 ， 总吨位上万 ， 是当时我国最大的航运企业 。
1938年10月 ， 武汉沦陷 ， 距离武汉不过300公里的宜昌 ， 陆续涌入西撤的人员与物资 。 被称为“川鄂咽喉”的宜昌 ， 前有三峡阻隔 ， 后有日军侵犯 ， 可谓命悬一线 。
达官、显贵、贫民、伤员 ， 来自五湖四海的3万多人聚集在这座小城的每个角落 ， 熙熙攘攘 ， 愁容满面 。
卢作孚当机立断 ， 召开会议 ， 提出在40天内 ， 转移滞留于宜昌的3万多难民和近十万吨物资 。
宜昌至重庆 ， 逆流而行至少需要四天时间 ， 且宜昌以西的三峡航道狭窄 ， 大船无法通行 。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排除万难 ， 夜晚装卸 ， 白天航行 ， 开始了惊心动魄的大撤退 。
为此 ， 卢作孚临时雇佣3000多人 ， 无数民众自愿奔赴国难 。 他又征用民间木船850余艘 ， 运载轻型物资 。 卢作孚每天都要到码头 ， 亲自了解船只航行情况 ， 夜里还要检查装货状况 。
卢作孚之子曾回忆道：“这时候 ， 我父亲亲自率船 ， 前往距敌约20多公里的平善坝 ， 连夜装船 ， 天一亮即运走 。 民生公司职工们看见他身先士卒 ， 异常感动 。 大家众志成城 ， 齐心协力 ，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 终将平善坝至三斗坪一带24800余吨兵工器材抢运到上游安全地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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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三峡 。
到1938年12月 ， 长江枯水期到来 ， 喧闹的宜昌逐渐归于沉寂 ， 卢作孚登上最后一艘从宜昌西撤的轮船 ， 缓缓驶向重庆 。
宜昌大撤退 ， 被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赞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 卢作孚自己则表示 ， 这次“我们没有做生意 ， 我们是上前线去了” 。
抗战期间 ， 民生公司向大后方运送100万吨货物 ， 还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 为了尽可能地抢运难民 ， 卢作孚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 ， 将二等舱的铺位全部改为坐票 ， 由此增加了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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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重庆的地理优势并未阻止日机对这里进行狂轰滥炸 。 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 ， 盘旋在上空的飞机轰鸣声和随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 ， 是当时重庆居民挥之不去的梦魇 。
据2005年 ， 潘洵、彭兴华教授的统计 ， 重庆大轰炸的死亡和受伤人数分别为2.36万人和3.78万人 ， 总数应为6.14万人 ， 还有房屋17608栋被毁 。
其中 ， 最悲惨的事件是1941年6月5日发生在重庆较场口的“大隧道惨案” 。 那一天 ， 日机一改往日于白天进行轰炸的习惯 ， 在当晚9点对重庆开始长达5个小时的空袭 。
警报声中 ， 市民潮水般地涌向较场口的防空隧道 。 由于日寇轰炸不止 ， 防空局为了安全起见 ， 锁上了隧道的各个出口 ， 而隧道内通风、照明情况极差 ， 慌乱的市民拼命向出口挤去 ， 导致相互踩踏 ， 最终酿成部分市民窒息身亡的惨剧 。
根据重庆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数据 ， 一夜间 ， 隧道惨案死亡近千人 ， 多为妇女、老人和儿童 。 这仅仅是日寇罪行的冰山一角 。
抗战期间 ， 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 ， 然而聚集于此的人民却没有屈服 ， 仍然昂扬向上 ， 为救亡图存摇旗呐喊 ， 在炮火声中挺直腰杆 ， 将重庆打造成远东各国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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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 ， 蒋介石走出重庆广播大厦 。
1946年4月30日 ，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 以一则《还都令》向全体大后方人民致谢：
“回念在此八年中 ， 敌寇深入 ， 损失重大 ， 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 ， 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 ， 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 ， 控驭南北 ， 占战略之形势 ， 故能安度艰危 ， 获致胜利 ， 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 ， 自将永光史册 ， 奕叶不磨灭 。 ”
血与火的浇灌 ， 让这座城市烙上了不朽的印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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