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严与华美的清朝龙袍

威严与华美清代龙袍略论

作者胡桂梅

清代的服饰制度，从清初创立，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不断修订，至乾隆时终于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服饰体系，在形式上既保留了紧身窄袖的民族特色，同时又沿袭了汉文化中一些传统典章制度。龙袍作为宫廷服饰中重要一类，属于吉服范畴，比朝服、衮服等礼服略次一等。清代龙袍以故宫博物院存世量为最大，其他文物收藏机构也有部分传世品，总体来看，清代龙袍形制丰富，制作工艺复杂，集历代织绣工艺之大成，与整个服饰体系一同在清乾隆时期定制，反映了封建集权社会的正统审美取向和时代风采。

一、清代龙袍的概念、形制与服用场合

“龙”纹在古代是封建社会帝王的身份象征，自唐代以来就将龙纹作为主要纹样被广泛应用于帝王的袍服之上，《唐书·代宗纪》中记载“八年十一月……迅鞠志诚，在幽州，被服皆龙凤，乃流之岭外” ，但此时龙凤纹还未成为皇家专属。元代龙纹袍服则成为了皇家御用之物，明代，《舆服志》中记载明朝皇帝的常服、燕弁服均以龙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自唐至明，龙袍的概念相对宽泛，泛指皇帝穿着的以龙纹为主的袍服，并不特指某种具体形制的袍服。

清代早期的龙袍依然如此，在清早期的《大清会典》、《清初内国史院档案》等文献中， “龙袍”的记载十分少见，仅在部分文献有零星记载，如《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世祖章皇帝”条：“上礼服旨先农坛致祭毕御具服殿更龙袍”（卷61）， “圣祖仁皇帝御用龙袍衮服”（卷83）等等，但这类描述均不涉及龙袍的形制。从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来看，清早期的龙袍形式也是多样的，并不统一，此时的吉服袍与常服袍区别不是很大，在款式、纹样上尚未形成定制。例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顺治黄色八团龙纹妆花纱男夹龙袍”（图1），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裾四开。袍身以妆花技法织彩云金龙八团，其中前胸和后背及两肩各正龙一，下摆前后行龙二；康熙时期皇室吉服袍中则使用了五彩满地纹的样式（图2），此样式雍正时期仍可见，而且女装也采用了这种装饰方式，如“明黄色满地云金龙妆花绸女棉龙袍”（参见本期殷安妮《清宫吉日的锦绣霓裳》图8）为雍正时期皇后吉服之一，袍身采用妆花工艺织造，在明黄色江绸地上，通身彩织云龙及海水江崖纹样，显得雍容华贵。

清乾隆以后，服饰制度逐渐完善，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大清会典》明确规定了龙袍款式、纹样、颜色，纳入吉服体系。《皇朝礼器图示》中对于可穿龙袍的人限定为男性包括皇帝、皇太子，皇太子龙袍“色用杏黄” ，余制与皇帝龙袍相同，皇子以下称蟒袍；女性包括皇太后、皇后、贵妃、妃、嫔，太子妃。

此后虽嘉庆、光绪朝对服饰制度都有所修订，但均没有改变龙袍的款式、颜色、纹样布局。光绪《钦定大清会典·礼部》（卷29）“凡冠服之制”条载皇帝冠服：“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裾四开。 ”内容与乾隆二十四年编撰的《皇朝礼器图式》中所刊的样式（图3）基本相符。清代皇后龙袍之制有三，皆为明黄色，领袖为石青色。其一为绣文金龙九，间以五色云，福寿文彩惟宜；下幅八宝立水，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相接处行龙各二；左右开裾（图4）。其二为绣文五爪金龙八团，两肩前、后正龙各一，襟行龙四，下幅八宝立水（图5）。其三为下幅不施章采，余与第一种相同（图6）。其余位分的妃子在颜色上予以区分，形制与皇后龙袍同。清代女性龙袍第一式与男性龙袍较为相似，但在袖子及开裾方式处理上有所区别。

清代皇室的龙袍，在一些重要的庆典、祭祀场合中均可使用，如万寿圣节、元旦、祭祀先祖（及祈合祈晴祭新月神等大祀、中祀）、授印、拜斗、坤宁宫还愿、元宵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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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顺治黄色八团龙纹妆花纱男夹龙袍

二、清代龙袍的制作

清代的龙袍属皇室御用之物，与其他的皇家服饰一样由专门的机构负责织染、制作，在制作方面要遵循一定的流程和制度。清代宫廷服饰制作的专门机构是内务府。内务府衙门分为“内务府堂”及所属“七司”、“三院”等50多个部门，其中与服饰制作相关的机构有广储司、三织造处、织染局、养心殿造办处等。

1.小样绘制

龙袍的纹样在清中期后有具体规定，但除了主体的龙纹、云纹、十二章纹、海水江崖纹外，其他的纹样并不完全相同。

龙袍的小样主要出自造办处画作。乾隆十七年造办处档案曾记“十五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绣面龙袍一件随纸二张，纺丝穵

单一块。传旨：着另画样呈览，准时发往南边绣做。 ”纸样多被画在长50、宽40厘米的宣纸上（图7），先用淡墨勾出衣服的轮廓和主要纹饰的位置，再填色。故宫图书馆收藏了包括龙袍在内的3400余件各类服饰图样，这些小样大多为同治七年初皇帝大婚交江南三织造承办的各种活计。

2.龙袍的织造

龙袍小样定稿后要发往江南织造承办，龙袍的织造工作基本都是在江南三织造完成。三织造处即是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处，承担着御用丝织品的生产和采办。所产丝织品可分为三种：上用、内用和官用，上用即为皇帝所用，内用为皇宫内的皇室成员所用，官用则用于诸王百官的赏赐。

《大清会典》载：“岁织内用缎疋并制帛、诰敕等，各有定式。凡上用缎疋，内设染局、江宁织造；赏用缎疋，苏杭织造。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杭州、苏州织造同样也承担了龙袍的织造任务。顺治朝内阁题本中有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工料外抄该工部题前事内开：“都水清吏司案呈，恭照苏杭江宁织解顺治十年分春运上用龙袍并岁造缎纱等顶到部。随该臣等逐一验收，将上用袍段恭进内库，岁造缎匹移送户部。所有收过数目并列于后，既经该司案呈，理合具题，恭候命下臣奉旨施行。计开：苏州解到：上用刻丝袍两件，领袖两副，全纯绣袍一件，满地风云十匹……杭州解到：上用刻丝袍两件……江宁织造解到：上用刻丝袍两件，领袖两副，全纯绣袍八件，满地风云袍十件……”

乾隆十三年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中《苏州》有这样一段记述：十二日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着南边做二色金龙袍一件。钦此。于本月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龙袍纸样一张。传旨：着照样用三蓝色宁绸绣做，金银线穿九龙袍一件。其花要银线，龙身枝叶要金线靠色。先画样呈览，准时交南边绣做。钦此。于本月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持出西洋银线六把，外有零的十四支，共重四十八量。西洋金线十二把，外有零的十支，共重八十六两五钱，于本月二十八日司库白世秀，达子七品首领萨木哈，将画的龙袍纸样一张，并交出银线四十八两，金线八十六两五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承揽。奉旨：龙袍照样准做，将银线挑头等的二把做龙头，花头用此等的二十五支。做石青面甲上花头用金线，内挑次等十九支，做月白面甲上明叶用再袍甲上所用靠色之金线，着伊本地添做，其下剩之金银线俱各送进。钦此。于十四年二月三十日司库白世秀，将苏州织造图拉送到的三蓝地宁绸金线穿花九龙袍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持。这段文字记述了龙袍从小样绘制、制作到收进宫中的过程，此次龙袍的织造任务由苏州织造承担。从乾隆朝档案来看，乾隆皇帝经常对龙袍的花色、质量提出明确要求和修改意见，如“不要大红，要按五色”、“其颜色还要文雅些”、“靠色再多添几色，其红紫色颜色还要淡些”、“网细致里做”、“若奉传办务要精细”等等。

3.龙袍的验收和存储

皇室所用之物均要求做工精良、质量上乘，不得有瑕疵，制作好后要经过验收，龙袍则在织造完成后，运到宫内验收合格后方可入库。据档案记载，乾隆皇帝曾多次提供样纸和库存样品，命三织造“照此颜色织新花样” ，还要“光亮好”、“颜色鲜”、“图饰搭配合度” 。据《内务府织造档》记载：“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内经臣衙门奏称，织造处办解上用缎匹内，如挑出不堪应用一二匹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免其论处；三匹以上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外，仍将该织造严加治罪。 ”《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中提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和硕怡亲王等查得苏州织造图拉所办的三蓝地绣龙袍一件，绣法粗糙，工银浮多，另外二月十七日送来的三蓝地绣龙袍绣法亦粗糙，工料一体核减一百一两一钱四分，由图拉照数赔偿。

龙袍验收合格后即可入库，有些匹料则需要再加工，进行缝制，全部合格后交由专门的部门负责存储，皇帝的龙袍平时存放在四执事库或缎库、衣库，以备重要场合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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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康熙皇帝十三子胤祥画像

三、国有博物馆现藏清代龙袍概览

故宫博物馆藏清代龙袍数量很大，不仅包括了皇帝的，还有大量后妃龙袍，这些后妃龙袍中有些是饰有章纹的。故宫所藏龙袍时代从清初一直到清末，延续性强，充分反映了清代龙袍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北京艺术博物馆藏有40余件清代中晚期吉服袍及袍料，其中龙袍均属于男服形制，鉴于实物无明确流传经历记载，有些龙袍难以区分为皇帝或是皇太子所有，但所藏龙袍大部分为左右开裾，与制度不符，这点尚存在疑问。

1.材质工艺

清代龙袍的材料可分为面料、里料和装饰。面料主要包括缎、绸、纱、罗等丝织品；里料包括绸、纱、绫、毛皮等；装饰主要包括领、袖、边、纹样上的装饰。清代龙袍纹样丰富，根据制作技术又可分为刺绣、妆花、缂丝、织绣联合、缂绣联合等。

妆花：妆花是一种提花丝织品种织造技法的总称，其特点是用色多，色彩变化丰富，在织造方法上，用绕有不同颜色的彩绒纬管，对织料上的花纹作局部的盘织妆彩。明清时期的大部分妆花精品，尤其是龙袍都出自江宁织造。妆花缎是清代最为流行的缎类品种之一，特别是帝后服用的衮服、朝服、吉服基本都是妆花缎，纹样富丽堂皇。从品种上看，妆花缎大多数是根据服装款式设计定制的织成袍料或背面等特殊用品，如《苏州织造局志》中提到的立龙满装袍、五龙小八吉祥满装袍等都是为一定款式织制的妆花袍料。根据现存的实物来看，清代妆花龙袍（参见本期殷安妮《清宫吉日的锦绣霓裳》图11）主要有妆花缎、妆花纱、妆花罗、妆花绸、织金妆花缎、织金妆花绸等不同的品种。

缂丝：清初的缂丝继承明代缂丝工艺，一般以极细的生丝做经纱，以较粗的彩色纱作纬线。清中晚期以后，缂丝工艺逐渐没落。清代的缂丝龙袍制作一般在苏州完成，工艺上通常采用平缂、掼缂、构缂、搭梭、长短戗、包心戗、套缂、透缂等等，由于多种工艺的同时使用，使得缂丝作品布局和图案更生动。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清乾隆时期“缂金十二章龙袍”（图8），以明黄色缂丝卍

字纹为地，施三色捻金线缂织龙、蝙蝠、灵芝云、十二章、海水江崖、立水八宝纹饰，以黄色三枚团龙江绸为里；形制为圆领，右衽，四开裾马蹄袖，直身长袍式。龙袍缂丝细腻，缂工精湛，质地紧密，构图规整。

刺绣：制作刺绣的龙袍时，先把裁成方片的丝绸缝合起来，然后进行刺绣，经检验合格后裁剪制作，这时对绣工的要求非常高，极易出现缝合时图案不对称的现象。龙袍的刺绣方法丰富多彩，除了常见的齐针、套针、打籽、戗针、滚针等，还有一些特殊的工艺比如平金、刻麟、辑珠、串珠等等。清代龙袍上的刺绣充分发挥了各种针法的特点，集时代之顶级技术，每件龙袍都是刺绣艺术的精品，都代表了时代的最高工艺和创作水平。北京艺术博物馆藏嘉庆明黄缎绣云龙纹龙袍（图9），圆领右衽，左右开裾，马蹄袖。绣灵芝云纹、蝠、寿字、十二章纹，捻金线绣龙纹。接袖。领缘、袖口为明黄缎地彩绣云龙。龙袍主要彩用平绣，蹙金绣，平金绣。运用套针、齐针、斜缠针、钉针等针法，配彩和谐，晕色自然流畅，显得整体富丽堂皇，局部纹饰细腻生动，尤其是龙纹熠熠生辉，彰显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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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皇朝礼器图式》中所刊皇帝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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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皇朝礼器图式》中所刊皇后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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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皇朝礼器图式》中所刊皇后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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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皇朝礼器图式》中所刊皇后龙袍

另外，还有一些龙袍采用了特别的装饰方法，例如首都博物馆藏清嘉庆“绛色缎缉米珠彩绣云龙海水江崖纹龙袍”（图10），长141、通袖宽214厘米，形制为圆领，右衽，斜襟，马蹄袖，四开裾直身长袍式，以绛色素缎做地，上施缉米珠绣九龙、捻金线绣寿字、五彩丝线绣蝙蝠、灵芝头云纹及海水江崖；制作上采用了钉线绣、穿珠绣、套针、戗针、打籽、钉金、缠针等刺绣方法，绣工十分精湛。

2.颜色

清代大部分文献中均记载龙袍“色用明黄” 。皇太子“色用杏黄” ，皇子蟒袍“色用金黄” 。但皇帝的龙袍并非只有明黄一色，在文献、实物资料中也可见他色龙袍，如《清文宗实录》卷89中记载过蓝色龙袍，咸丰三年三月丁未日，咸丰皇帝“谕内阁：……赏给朕用龙褂一件、蓝色龙袍一件，以示殊眷。 ”咸丰四年《穿戴档》中记皇帝穿戴：“正月初四，蓝缂丝面天马皮金龙袍”、“五月二十二日，酱色直地纳纱金龙袍”“五月二十六日，驼色直径地纳纱金龙袍” 。再如北京艺术博物馆藏的龙袍颜色有明黄、金黄、桔黄、蓝色、茶色等数种。

3.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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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皇帝十二章金龙袍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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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缂金十二章龙袍

清代龙袍是皇权思想在日常生活中的典型体现。皇帝的龙袍为明黄色，不可僭越。纹饰上以龙纹为主，采用了十二章纹。

清代皇帝的龙袍在最显眼的位置—前胸、后背和两肩处采用正龙纹样（图11），龙身盘旋，头居其中，正视前方，姿态甚有威仪，突显王者气势；而前后衣襟及里襟的下摆部位则使用行龙纹样（图12），龙作飞腾舞动状，富于活力和动感，生动传神。清朝皇帝龙袍上除了龙纹之外，还有象征着封建礼制最高权威和美德的其他十一种图案。与龙的图案合称为十二章。这十一章纹饰分别为：日、月、星辰、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这十一章纹饰的每一章纹饰和龙袍的主体纹饰龙一样，都各有取义。

日、月、星辰代表三光照耀，象征着帝王皇恩浩荡，普照四方。山，代表着稳重性格，象征帝王能治理四方水土。华虫，通常为一只雉鸡的形象，象征王者要“文采昭著” 。宗彝，是古代祭祀的一种器物，通常是一对，分别装饰虎纹和蜼

纹，象征帝王威猛和智、孝的美德。藻，象征皇帝的品行高洁。火，象征帝王处理政务光明磊落，火炎向上也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粉米，即白米，象征着皇帝给养人民，安邦治国，重视农桑。黼，为斧头形状，象征皇帝做事干练果敢，遇事能“断” 。黻，为两个己字相背，代表着帝王明辨是非，从善背恶，知错就改的美德。总之，十二章包含了至善至美的帝德，象征皇帝是天地的主宰，其权力“如天地之大，万物涵复载之中，如日月之明，八方囿照临之内” 。

清早期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并不多见，即便偶有出现，其位置和章数也很不统一。直至乾隆朝时，清政府对冠服体系进行了修订和规范，作为制度载入《大清会典》，十二章纹饰开始正式作为皇帝龙袍上的规定纹饰，排列位置也被固定下来，其具体分布为：前五后五，两肩各一。左肩为神鸟三足乌，代表日纹；右肩为捣药玉兔，代表月纹；领前列三星，呈三角形排列，之间以直线相连；领后对应位置为山纹；胸前正龙左下方为如两弓相背青白相间的黻纹，右下方为白刃黑身的斧形黼纹；两条行龙左下方为藻，右下方为宗彝；后背正龙左下方为两条首尾相向的龙，右下方为彩羽雉鸟形华虫；两条行龙左下方为火，右下方为粉米。

在清代皇帝龙袍的下摆处，可见许多斜向排列着的弯曲的线条，称为“水脚”或“立水” 。立水之上，有起伏翻滚的波浪，也称“平水” ，平水上面又立有高耸的山石，这种纹饰俗称“海水江崖” ，含有“四海升平”、“江山万代”的吉祥寓意，表达出深刻的吉祥寓意，表达了皇帝对国家的绝对统治权（图13）。

皇帝龙袍除了包括了龙纹、十二章纹等特定含义的纹饰，还大量饰以云纹、八宝纹等多种寓意吉祥的纹样，这些纹样排布规整有序，繁密而层次分明，装饰在皇帝龙袍之上。

云纹：清代龙袍上的云纹通常由一种或多种色彩构成深浅层次的变化，形成一种弯转曲折、流动舒畅的立体感，显得细腻而生动逼真，衬托在威严雄劲的龙纹周围，既突显“君权神授”的文化内涵，又表现出吉祥福瑞之意。

蝙蝠纹：蝙蝠纹是明清时期广泛使用的一种典型吉祥图案。 “蝠”与“福”字谐音，因此蝙蝠被当作幸福的象征。清代龙袍上蝙蝠纹，通常都被织绣成红色，取其谐音“洪福” ，再加以祥云衬托，寓意“洪福齐天”（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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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嘉庆明黄缎绣云龙纹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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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绛色缎缉米珠彩绣云龙海水江崖纹龙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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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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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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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海水江崖纹

八宝纹：八宝纹也是清代龙袍上的常见纹饰。八宝是八种具有吉祥含义的事物，所指比较宽泛，常见的组合为：一和合，二鼓板，三龙门，四玉鱼，五仙鹤，六灵芝，七罄，八松。也有用其他物品作为替代，如珠、球、磬、祥云、方胜、犀角、杯、书、画、红叶、艾叶、蕉叶、鼎、灵芝、元宝、锭等，可随意选择八种进行组合。除此之外，佛、道两教还有其各自特指的“八宝” ，也经常被用作龙袍上的装饰纹样。

文字纹：除了各种吉祥图案，清代皇帝龙袍上还经常使用各种文字装饰来表达福瑞吉祥的含义，常见的有“卐

”字、“寿”字（图15）、“喜”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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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明黄色缉线绣云龙纹天马皮龙袍

四、多元文化在清代龙袍等宫廷服饰上的体现

清入主中原初期，未有严格的服饰政策，但受明王朝影响，认识到服饰为权利的象征，顺治元年（1644年）摄政和硕睿亲王曾谕“衣冠礼乐，未遑制定。近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莅事。其寻常出入，仍遵国家旧例”（《大清世祖实录》卷6）。

康熙年间，服饰制度同其他礼仪制度的制定一并被提上日程，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三月……议政王大臣等议复左都御史陈廷敬疏言官员士庶冠服衣裘饰用之制、婚丧之礼，祈敕下廷臣，博考旧章，斟酌损益，务合于中。查顺治九年已定婚丧之制，康熙九年复定服饰之例。见在遵行，毋庸更议。得上旨， ‘如议。凡服饰等项，久经禁饬。近见习俗奢靡，服用僣

滥者甚多。皆因该管各官，视为具文，并未实行稽察，以致不遵定例。嗣后必须著实奉行，时加申饬。务期返朴还淳，恪循法制。以副朕敦本务实、崇尚节俭至意。 ’”（《从大清圣祖实录》卷120）。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提出“祖宗成宪具在，所宜永守勿愆也”（《大清高宗实录》卷919），最终决定本着“不轻变祖训”的原则，在保持满族服饰特点的同时，吸收汉族帝王服饰的色彩和章法纹饰，再对服饰制度作一些增加补充，最终以典章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龙袍也同样反映了多种文化、意识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服饰。概括言之，清代龙袍制度的形成，当是受了如下几方面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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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乾隆朝女龙袍

1．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明代中原汉文化对清代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广泛。具体到服饰制度上，明代完备的服饰制度和高度发展的服饰文化意识都对清代服饰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清王朝基本承袭了汉文化内核——礼制，而服饰制度是礼制内核的表象之一。明代《明集礼》记载“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礼，至清代《大清通礼》虽然将五礼的顺序调整为“吉、嘉、军、宾、凶” ，每种礼仪包含的内容也与明制不尽相同，如增加了代表重视农桑的祈谷、亲耕等，但对于传统礼制的总体框架和精髓没有改变。这种精神层面的继承反映在服饰中，则表现为每种礼仪均附以相应的服饰这一定例，明代皇帝的五种冠服中衮服主要使用在吉礼、嘉礼中，皮弁服则使用在宾礼中，武弁服使用在军礼中。清代皇帝服饰分礼服、吉服和便服，礼服包括朝服、朝冠、端罩、衮服，吉服包括吉服冠、龙袍、吉服袍、衮服，便服即常服。朝服主要吉礼、嘉礼，吉服则使用范围更广，可用在部分吉礼、嘉礼、军礼中使用。

从细节来看，清前期对汉族服饰文化的借鉴是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尤其是在纹饰方面体现最为明显，有些汉族传统纹饰被摒弃，有些弃而复用，有些则稍加改动使用方式有所变化。

譬如龙纹。龙纹是中国最早的传统服饰纹样之一，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龙纹。龙纹象征天子，天子即龙。除了明代流行的龙纹外，夔龙纹在乾隆朝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例如“乾隆香色纱绣八团夔龙有水单袍”（图16）。乾隆中期，针对团纹多为后妃穿着、满地纹多为贵族穿着的现实，在颁布的《皇朝礼器图式》中将八团纹分为下缘有平水纹和无平水纹，作为皇后、皇太后才可以穿服的吉服袍特定款式；而将满地龙纹作为所有皇室及贵族女子都可以穿着的龙袍（吉服袍）形制。

譬如凤纹。凤纹在明代是用于皇后服饰，妃嫔只能穿鸾凤纹。清代崇德年间，服饰制度规定，只有皇后才能穿凤凰纹（图17），但不久后的皇后朝服画像中纹样均统一为龙纹，直到乾隆年间，凤凰纹样又开始出现在皇后的吉服中。

再譬如十二章纹。东汉孝明帝时将十二章纹样用在天子服饰中，王公贵族的祭祀服装上章纹依次减少。其后近2000年虽代有更张，穿着场合也多有变化，但十二章纹一直存在于天子服饰中，代表着皇权思想。清雍正时期将十二章中的七章使用在吉服袍中，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世宗宪皇帝的“明黄色缉线绣云龙纹天马皮龙袍”（图18）就采用了日、月、星辰、华虫、宗彝、黼、黻七章。乾隆时期，《皇朝礼器图式》中已将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礼服、吉服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仅限于皇帝使用。但在实际使用中并未完全按照典章进行，乾隆后期开始，后妃的吉服袍中也大量使用章纹，有四章、五章、六章、十二章等几种，故宫博物馆所藏“乾隆朝女龙袍”（图19），饰六章纹。

2.女真文化的承袭

12世纪初女真建立了金国，部分女真人迁居中原与汉族同化，另一部分则留居东北。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形成满族的主要组成部分。早期满族的习俗,是女真族习俗的绵延。甚至直到进关以后,仍长期保持女真习俗，有些方面直到清代末期，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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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洪福齐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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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寿”字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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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乾隆香色纱绣八团夔龙有水单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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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香色翔凤妆花缎女夹袍

金代女真上层服饰制度融合了辽制与宋制，理论上遵循周制。尽管上层学习宋制，与宋人服饰依然存在很大不同。如保有如左衽、窄袖等特点。民间依旧存有女真旧俗，如《大金国志》所言， “金俗好衣白，栎发垂肩，与契丹异。垂金环，留颅发系以色丝，富人用金珠饰” 。

金人死后实行火葬，在北京、辽宁、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出土金代墓葬均有火焚迹象，故金国遗存服饰实物极少，但在黑龙江阿城巨源金齐国王墓中出土了一批服饰，为金代女真服饰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依据。男墓主外层所着衣袍为“绛紫地金锦襕

棉袍”（图20），盘领、窄袖、左衽，属女真族传统的窄袖服饰，袍后左侧外开衩，右侧对称开里衩，适合上下骑坐之便，两侧分内外开衩，有利于防寒保暖。另外还有三件交领左衽袍服，出土时穿在男身里层，形制为交领、左衽、窄袖，左后侧开衩。女尸外的棉袍（图21）与男墓主形制基本形同，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天命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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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绛紫地金锦襕棉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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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绿地忍冬云彩纹夔龙金锦棉袍

《钦定满洲源流考》对金代服制评价曰：“我朝冠服之制，不必尽与金同。而便于骑射，视金史所载尤为过之，洵亿万世所当遵守也。 ”可见清代服制本身是为骑射方便服务的，既保留了一部分本民族服饰传统，又有所改良。无论是龙袍（吉服袍），还是常服、便服均保留了窄袖、开衩这一基本形制，并改交领、盘领为圆领、大襟右衽。至于何时在领、衽部分有所更改已难确认，但是在孝庄太后画像中（图22）中已看出明显是圆领、大襟右衽。

另外，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龙凤纹饰的喜爱，并非在建国以后直接从明代通盘吸收，而是部分继承了女真皇室的习俗。在金中都的宫殿遗址及房山金陵中均发现有铜坐龙器物、在太祖陵内使用的龙凤纹石椁（图23）、太祖陵中的金丝凤冠、白玉凤配饰，建筑构件中发现的龙形瓦当、凤纹瓦当等，在女真帝王的宫殿、陵寝中，可见金代女真的贵族中对于龙凤纹的喜爱程度。在天命年间，服饰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女真出现了“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的情况（李民空《满洲见闻录》，辽宁大学出版社， 1978年），说明在金代的皇室、贵族就已经受汉文化影响。

3．蒙古等少数民族与满族文化的相互渗透

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互相融合和影响。尤其在入关前，由于蒙古族与满族为近邻，在领土扩张、发展中与蒙古族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许多皇后、妃子是蒙古族。服饰文化也与蒙古族服饰互为借鉴，例如清代袍服与蒙古族袍服都具有箭袖，箭袖在女真先人及明末有关女真人的记载中几乎都没有提及，但在《清实录》的插图中，箭袖显然是这个时候本民族普遍穿着的。箭袖在元代蒙古族服饰中很少见，但在明前期修建的蒙古族藏传寺庙美岱昭寺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壁画中的人物服装中也出现了箭袖（图24）。

4．佛教文化的影响

女真人信仰多元，佛教为其中之一，并最终成为后金—清王朝宗教信仰的主流，影响了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使佛教成为清代最重要的宗教。清代的服饰中一些显然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清代服饰的特别之处。

满族人佛教文化的影响根基于金代女真人的佛教信仰和明前期的佛教阐扬。据宋人记载，金人“奉佛尤谨” ，建造了大梁宏伟的佛寺，时称“僧居佛宇冠于北方”（徐梦萍《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女真人遁入空门者很多。明代辽东地区的佛寺数量依然很大，这与明王朝不遗余力的在女真地区传播佛教思想，以“柔化斯民，使至敬顺” ，永乐十一年（1413年），派内官亦失哈于奴儿干都司所在特林江边观音堂旧址修造永宁寺，供奉观音，并立碑为记。明代中叶，女真部族核心部分—孕育了后世大清王朝开国君主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辗转迁徙，定居于浑河，进入辽东地区，开始了繁衍生息，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在服饰文化中，比较明显的就是“金佛冠”的使用。《太祖高皇帝实录》中提到“上饮以金卮，所戴东珠金佛冠并亦赐之” ，这里的“金佛冠”具体形制如何？《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宣祖二十八年（1595年）乙未十二月朝鲜南部主薄申忠一奉命出使建州，来到了佛阿拉城，他这样描写所见到的努尔哈赤：“头戴貂皮，上防耳掩，防上钉象毛，如拳许。又以银造莲花台，台上作人形，亦饰于象毛前，诸将所戴，亦一样矣。 ”（申忠—《建州纪程图记》，《清入关前史料迭辑（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可以看出，这种莲花台上做人形，应该就是佛或菩萨造像，这种将佛像置于冠帽之上，大概是取顶礼膜拜之意。金佛冠作为满族服饰的一个特征流传下来，顺治元年，刚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统治者就按照尊卑贵贱对冠服进行了划分，不过此时金佛冠还并非皇帝专利，摄政王、辅国公、公主等，都可以使用。嘉庆朝明确规定皇帝夏朝冠“织玉草或藤竹丝为之，缘石青片金二层，上缀朱玮，前缀金佛，饰东珠十五，后缀舍林，饰东珠七。顶如冬朝冠。 ”（《大清会典》）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夏朝冠上的金佛（图25），通体金质镂空累丝制成，底座呈两层椭圆形每层饰行龙二，龙首两两相对于背面，正中坐一佛，火焰式背光上饰二行龙。绕着坐佛镶嵌十五颗东珠。

另外，在清代龙袍上经常出现的藏传佛教中的佛家八宝，这与历代服饰均有所区别，清以前皇帝的袍服中鲜少出现，可见佛教文化对于清代的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