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广东学术变化影响社会转型

万木草堂及康梁思想对晚清变法有独特作用

羊城晚报：康、梁这样其命维新、震动朝野的志士知识分子，为何会出在远离京师或江浙等政治文化中心之外的广东？

李吉奎：广东虽然远离中原，文化学术在清中叶以前相对落后。但它得风气之先，除了传教士来华、一口通商、十三行买办群体的形成等因素，还有跟澳门、香港的交流以及海舶、人员的往来，都不断给岭南社会带来新的气息、新的器物。民间开放比较早，民众有开拓性也有包容性，所以，先进的科学、思想理念能够在广东先被普遍接受。

广东学术、文化从清中叶开始发力，受益于阮元、张之洞这类官员的作为。在19世纪前期到中晚期，阮元、张之洞等人不仅起用、引进了大批省内外人才，提速外省籍士人入籍的进程，而且进一步培育了岭南本地的文教事业，有利于社会发展，提升了学术、文化、科技水平，使广东在学术文化方面由边沿进入中央视野。广东的变化，对整个国家的社会转型、思潮兴起，都有很大影响。当这些条件具备之后，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广东应运而生，也就不奇怪了。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万木草堂这所书院式的办学机构，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李吉奎：万木草堂的出现，对晚清变法有独特作用。它的面目已不是传统书院了，康有为在教学中寄寓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初步的中西兼具的知识结构，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从思想理论到人才储备，万木草堂都为后来的“戊戌变法”做了准备。

康梁师徒先后编纂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力图为近代的变法改制找到理论根据和思想解放的武器。此举如同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个大石头，引起巨大震动，让全国知道广东有这么一群人，在做“非圣不法”的事。后来，康有为的弟子们还将万木草堂的办学形式带到湖南、乃至日本。

羊城晚报：为何康、梁会在近代中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李吉奎：康有为、梁启超既是著书立说的理论家，又是重要的社会活动家，是晚清变法维新的领袖式人物，当时许多大事都与他们有关。他们不仅亲身参与变法，而且都有一定的“教育情结” ，注重启迪民智、培养人才，其言行具有极强的辐射力。但进入民国之后，康有为仍主张“虚君共和”、搞复辟，成了清朝遗老，政治上已没有正面作为；而梁启超则仍然关心国是，参与了捍卫共和的护国运动，在办报、讲学、著述方面都多有可观。他以一支凌云健笔，启迪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因此在新文化运动之前，梁启超亦是中国文坛一座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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