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内外交困的政治是怎样的状况，对此有何影响？

导语：宋王朝内外交困的政治是怎样的状况，对此有何影响？

宋朝是经过唐末五代的社会大动乱之后建立的,宋太祖决意改变五代以来君弱臣强及兵变割据的局面,于是他采纳了大臣赵普的建议:“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己矣。今之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心矣”,将政权、财权和兵权收掌于中央,特别是皇帝一人手中,以强干弱枝的方法矫正了唐末五代的“尾大不掉之弊”,强化了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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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成功地为社会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这首先表现在人口和垦田数量的增加,据《文献通考》卷《户口》一记,宋太祖开宝九年共有户三百零九万余,至真宗天禧五年,已有户八百六十七万余,后者接近前者三倍。又据《宋史》卷1《食货志·农田(七三)》记,太祖开宝年中垦田数为二百九十五万余顷,真宗天禧五年垦田数增为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后者为前者的两倍。政府的财政收入也较之前朝有所增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国初至绍熙天下岁收数》记:“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络钱千六百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然而,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并没有造就出一个强大的北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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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央集权的统治政策的负面效应也表现出来了,王朝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其主要标志是“三冗” 。熙宁二年,大臣苏辙在上书总结以往弊《谏水记闻》卷l 。政时,将“三冗”概括为“冗兵、冗官、冗费”,“其中以冗兵的危害最为突出。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的第一个重大政策就是解除禁军宿将的兵权而归中央,在独掌兵权的同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全面地实行募兵制,养兵费用基本上靠国家财政解决,这一新情况给财政带来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冗兵之费几竭国用,冗官之费更加剧了财政危机。宋朝“以士大夫治天下”,实施文官政治,广开科举之路,以名位爵禄笼络文士,致使官僚人数迅猛增加。仁宗皇枯元年,户部副使包拯上书云:“伏见(真宗)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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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 ”`”而皇室挥霍无度,滥赏豪赐成风,更使财政危机雪上加霜。马端临评论宋代财政:“其所以疲惫者,曰养兵也,宗傣也,冗官也,郊贵也。而四者之中,则冗官、郊责尤为无名。 ”所谓郊贵,主要是指郊祀时为表示皇帝恩典,对官吏军兵所行的赏赐,而这一费用自然也伴随着冗官、冗兵逐年增加,“景德郊费六百万,皇枯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 。庞大的兵费、官傣、政费及王室的奢靡挥霍致使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至仁宗时,政府收支已无余积,而至英宗时,已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百姓负担日益加重,至仁宗朝,经济发达区域的“东南之民,大率中户以下往往乏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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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朝拥有数量众多的常备军,在与辽与西夏的对抗中却一直处于劣势,真宗、仁宗时期先后与辽夏订约,输送岁币。治平四年,司马光曾上书,称当时“灾异屡降、饥谨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架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活脱脱一幅公私交困、内外皆危的惨景。在经济较之前朝有长足发展的北宋出现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主要根源存在于宋初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如兵制、官制等。太宗晚年,支费日广的趋势己经初露端倪,他曾叹息“费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并指责三司使陈恕理财无方,陈恕居然当面顶撞,“今国用军须,所费浩瀚”,“纵使耿寿昌、桑弘羊复生,亦所不逮” 。在他看来,费用浩瀚的成因并不在理财的高明与否,而在于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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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恕的辩解自有一定的道理,鉴于费用过多而造成的民困情形,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己经认识道到更改法制的必要性。至仁宗朝,祖宗法度之弊端日益明显,宋夏战事趋于激烈,宋军在战场屡遭失败,国库空虚,严重的社会危机感遂在士大夫中蔓延开,“通变救弊”的思潮高涨,变法图强成为士大夫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