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中国︱乳制品在国人餐桌上的兴衰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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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杯奶 , 强壮中国人”之类的广告语如今可说是司空见惯 , 牛奶及各种乳制品俨然已是很多中国家庭的日常饮食 。 然而 , 当代国人恐怕很难想到 , 乳制品如此大规模进入国人食谱 , 其实为时并不长久 。
草原的馈赠
马文·哈里斯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人类学家 。 他在其著作《好吃: 食物与文化之谜》里曾经感叹 , 中国人对奶的使用“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中国菜谱中没有奶制的菜——没有用乳酪为调料的鱼或肉 , 没有干酪片或牛奶酥 , 也不用给蔬菜、面条、米饭或饺子添加黄油” 。 这个观点 , 称得上是西洋人的“刻板印象”之一 。 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传教士韦尔斯·威廉斯 , 在1883年出版的《中国总论》(修订版)一书里大发感慨 , “在西方人眼里 , (中国人)餐桌上没有面包、黄油和牛奶 , (因此)不算是完整的一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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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与面包
但这个“中国人不吃乳制品”的论断显然有些武断 。 譬如 , 生活在中国北方与西北的草原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以畜牧经济为主 , 因此在饮食上也以“食肉饮(乳)酪”为主 。 乳制品在游牧居民食谱中的重要性不亚于肉食 。 母牛和山羊奶多数用于制作长时间保存的乳制品(奶油、酸酪);绵羊和骆驼奶常用于烧奶茶;母马奶则只用于制作酸奶 。
蒙古族就是个中代表 。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谈及13世纪蒙古人的食物时就说“他们通常的食物是肉和乳” 。 具体而言 , 就是“冬则食肉 , 夏则食乳” , 当时的西方旅行者注意到 , 蒙古人在夏秋两季主要食用乳制品 , 几乎不吃肉:“在夏季 , 如果他们还有忽迷思即马奶的话 , 他们就不关心任何其他食物 。 ”即使在冬天 , 蒙古贵族也喜欢喝马奶 , 据说成吉思汗的孙子 , 金帐汗国的建立者拔都麾下30人每天都要供应拔都3000匹母马的奶 。 普通的蒙古百姓无法如此奢侈 , 只能从牛奶中提取奶油后留下的奶使之变酸 , 然后煮之使成凝固的奶块 , 又置于阳光下晒干 , 这样它就坚硬如铁渣一般 。 在冬季缺奶时 , 他们把这种酸奶块放在皮囊中 , 倒入热水 , 用水搅拌 , 直至完全溶化 , 以此代替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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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奶
至于另一个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北方民族 , 生活在中国东北的女真(满)人在历史上原本“唯知射猎 , 本不事耕稼” , 在明代后期才逐渐转入定居生活 , “家家皆畜鸡、猪、鹅、鸭” 。 他们的饮食中也不乏乳制品的身影 。 恰是在清军入关的顺治元年(1644) , 朝鲜使节仍然注意到 , “胡(指满洲)俗多以肉酪充饥” 。 这一习惯在之后的清代宫廷里依然保留 , 在紫禁城西华门外组建有三个牛圈 , 通称“内三圈” , 为专供宫廷所需牛乳 。 康熙年间的乳牛分配法为:皇帝、皇后共用乳牛100头 , 太皇太后、皇太后各24头 , 皇贵妃7头 , 贵妃6头 , 妃5头 , 嫔4头 , 贵人2头——从这个角度来说 , 宫斗胜利的奖励之一就是更多的奶牛 。
“内三圈”每日“均按每乳牛一取乳二斤”将乳汁交送御茶膳房备用 , 首先用作御用的“奶茶” 。 比如乾隆皇帝不吃牛肉 , 但喝牛奶熬成的奶茶 , 每天都要随点心、果饼等呈进 。 这样的习惯其实并非清帝的专利 。 近代俄国探险家普热杰瓦斯基就记述蒙古牧民有饮用“奶茶”的嗜好 。 他们在煮开的茶水中加入奶(牛奶、耗牛奶、绵羊奶、骆驼奶)再煮几分钟 , 然后把锅从火上移下 , 把茶注入专门的容器并分别把它斟到碗中 。 除奶以外 , 还常常往茶里添加各种奶渣、淡味饼、各种形状的炸面块 。 普热杰瓦斯基着重提到 , 此等奶茶 , “一般蒙古人喝个二三十碗 , 不算稀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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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奶茶
除此之外 , 清宫的奶源多是用来“做月饼、花糕、寿桃;在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各类小吃 , 鱼儿饽饽等” , 这就是所说的“旗俗尚奶茶”的由来 。 直到清末民初 , 老舍先生仍描绘说:“在满洲饽饽里往往有奶油 , 我的先人也许是喜欢吃牛奶、马奶以及奶油的 。 ”
乳酪的浮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 “食肉饮酪”历来被认为是草原游牧民族的饮食特征 , 古代中原人民却鲜有饮酪者 。 要不然 , 西汉时期被迫出嫁西域大国乌孙的“和亲公主”刘细君(汉武帝的侄孙女)也不会在《悲愁歌》里将“以肉为食兮酪为浆”看成迥异中原的异乡风俗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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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酪
这个异乡风俗 , 在之后的历史演进里 , 偏偏逐渐进入了汉地餐桌 。 《释名?释饮食》解释“酪”曰:“酪 , 泽也 , 乳汁所作 , 使人肥泽也” 。 这就说明 , 东汉时期 , 人们便认识到食酪不仅可保身体健康 , 亦可使人皮肤润泽 , 有美容之功效 。 汉末三国时期 , 乳酪开始进入中原的上层社会 , 《世说新语》里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与此有关 。 有人送了曹操一盒酪 , 曹操尝了以后 , 提笔在盖子上写了个“合”字以示众 。 大家都不知道曹丞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 唯独杨修笑道:这是曹丞相让大家都来尝尝 , “合”者 , “一人一口”也 。 刘义庆等人将这个故事收入《世说新语》当然主要是用来赞颂杨修的智慧 , 但也暗示当时的乳酪在中原尚是珍贵之物 , 要不然曹操也不会让手下人都来尝尝鲜了 。
到了西晋时期 , 乳酪已经深受中原人所喜爱 , “饮酪”的风气一度流行起来 。 因此还产生了有名的羊酪与莼羹之争的典故 。 三国归晋以后 , 东吴名将陆抗的儿子陆机曾经“上洛”拜访侍中王济 。 这位晋武帝的女婿得意洋洋地指着饭桌上的“数斛羊酪”问陆机 , “你们江南吴地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与此物相媲美么(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机倒也反应敏捷:“我们那里千里湖出产的羹 , 不必放盐豉就可与羊酪媲美呢!(千里莼羹 , 未下盐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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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素菜羹
当真是莼羹的滋味更好么 , 恐怕也不见得 。 其实因为饮食习惯有异 , 当时的南方人还吃不惯乳酪 。 永嘉南渡以后 , 南渡士族领袖王导请江东士族首领陆玩吃饭 , 端出了名贵的奶酪 。 谁知吃了奶酪回家之后 , 陆完的身体居然出了问题 , 结果只能写信给王导自嘲 , “仆虽吴人 , 几为伧鬼 。 ”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下文 。 到了南北朝时期 , 一方面 , 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有《作酪法》、《作干酪法》、《作马酪酵法》等专篇 , 介绍了乳酪的制作和加工技术 , 这是现存最早的关于乳品制作方法的汉字记载;其中特别提到制酪时掌握温度的重要:“温小暖于人体为宜 , 适热卧则酪醋 , 伤冷则难成” 。 另一方面 , 南梁的沈约是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人 , 他食用了别人赠送的“北酥”之后并没有身体不适 , 还写了一封“谢司徒赐北酥启” , 称赞这种食品“自非神力所引 , 莫或轻至” , 算是代表当时的南方社会上层 , 给了乳制品一个正面评价 。
到了隋唐时期 , 奶制品的消费在古代中原的上层社会可能达到了一个顶峰 。 隋代谢讽在《食经》里记载了许多食品名称 , 如“加乳腐”以及“添酥冷白寒具”等 , 用到“乳”、“酥”等字 , 说明乳品是制作馔肴的重要原料 。 唐代韦巨源著名的《烧尾食单》也有不少馔肴的原料是乳品 , 如“乳酿鱼”、“单笼金乳酥”等 。 彼时食用乳制品的风气也留存在了敦煌壁画上 。 莫高窟第9窟的挤奶图画面中 , 一个妇女站在牛旁 , 另一妇女蹲着挤奶 。 第23窟的制酥图中 , 两人在过滤奶子 , 旁边另一人在一个容器中搅动 , 以使水和奶酪分离 , 后世将此称作“打酥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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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笼金乳酥”
从淡出到普及
饶是如此 , 倒也很难说乳制品已经就此在中土扎根 , 毕竟“唐人大有胡气”(鲁迅语) 。 到了宋代 , 一方面 , 历史悠久的乳酪还在民间流传 , 还出现了新的吃法 。 比如人们喜欢把樱桃和乳酪搭配食用 , 就像陆游诗里所说的“槐柳成阴雨洗尘 , 樱桃乳酪并尝新” 。 但另一方面 , 宋人对大多数乳制品并不是十分感兴趣 。 当时 , 与其他北方民族一样 , 辽朝的契丹人常年“食肉饮酪”;结果开封朝廷派往辽朝的使节留下的文字记录又回复到了《悲愁歌》的风格 , 显得不习惯乳制品的口味 。 苏颂就觉得辽人饮食与宋朝大异 , “酪浆膻肉夸希品” 。 被契丹人夸为稀品的“酪浆” , 宋使却吃不下去 , 以至于没吃饱饭的苏颂向同事抱怨 , “朝飧膻酪几分饱”……
继宋之后的元代是蒙古贵族建立的朝代 。 就像周德清在《中原音韵》里所说 , “唯我圣朝 , 兴于北方” 。 乳制品因此在中原迎来了它的回光返照 。 明清之后 , 乳制品在中原餐桌上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微不足道 , 最后几乎销声匿迹 。
实际上 , 乳制品逐渐淡出的过程不只局限在汉人的食谱里 。 传统上热衷奶食的满、蒙两族同样有此趋势 。 雍、乾时代 , 满人食用乳制品的习惯已大有改变 。 《红楼梦》中写到 , “宝玉只嚷饿了……头一样菜是牛乳蒸羊羔 。 贾母说:‘这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 , 没见天日的东西 , 可惜你们小孩子吃不得 。 ”到了晚清时代 , 大多数居住在京师的满族人连“吃奶的习惯”也“渐渐消失”了 , 而多以饮用杏仁茶或者面茶 。 至于以“逐水草而居”著称的蒙古族 , 从明代后期开始 , 在以今天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土默特平原逐渐转入农耕定居生活 。 由于“田野尽辟 , 游牧事业己衰 , 农业渐兴” , 当地蒙民“饮食渐与汉人同” , 从小没喝过牛奶也成了十分常见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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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牛乳蒸羊羔”
这是为什么呢?有人揣测这是因为乳制品带有鲜明的胡族特征因此受到排斥 。 这样的看法恐怕站不住脚 。 毕竟古训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 。 朱元璋推翻元朝后禁止“胡语”、“胡服” , 却没有提到“胡食”;明清帝国对西洋夷狄的鄙视也不曾阻止美洲作物(马铃薯、甘薯、玉米)在中国扎根 , 进而养活了几亿中国人 。
真实的原因恐怕还是出于“养活几亿中国人” 。 明清时代 , 我国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 , 在19世纪中期达到传统农业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4.3亿 。 大量的牧场草地因此被开垦成为农田 。 诚然 , 牛和水牛依旧被大量饲养 , 但却当作役畜使用 , 它们的奶只能够喂养自己的牛仔 。 而在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家畜——猪——的乳腺本来就不适于产奶 。 由于奶畜饲养的减少 , 明清中国失去了大量供应奶源的社会条件 , 开始把奶制品当成了药补食品 ,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一口气记载了羊奶的诸多药效:“补寒冷虚乏 , 润心肺 , 治消渴 , 疗虚痨 , 益精气 , 补肺肾气和小肠气” 。
这就意味着一度在中原兴盛的食用奶制品的习俗逐渐衰微消退——中国人转而用大豆提供相当于奶制品的蛋白质 。 久而久之 , 大多数中国人在6岁或更大一些时便停止产生乳糖酶 , 因而不能消化乳糖 , 大量鲜奶会使其消化不良 。 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国人对于乳制品的抵触 , 造成了当代人认为中国自古很少食用奶制品的错觉 。 当鸦片战争再度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 , “奶食”甚至成为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饮食最直观的认知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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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奶牛
随着外国侨民涌入沿海通商口岸 , 奶牛随之引进我国 。 1842年 , 荷兰黑白花奶牛引入厦门 , 这是西方奶牛传入我国的最早记载 。 在“西风东渐”的过程中 , 乳制品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注目地登上了国人的餐桌 , 尤其是牛奶 。 早在民国时期 , 在很多城市的报纸杂志中 , 都能发现普及牛奶及奶制品营养价值的文章 。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变迁之后 , 乳制品终于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实现了“逆袭” 。
参考文献:
张茜:《历史学和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奶食文化》 , 《美食研究》 , 2017年第3期
曹幸穗:《中国历史上的奶畜饲养与奶制品》 , 《中国乳业》 , 2009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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