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主张经济建设要搞综合平衡不赞成搞赤字预算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后，我协助叶剑英同志主持北平的军事后勤和接管旧政权的财经的工作。当时，华北局想要我去山西省工作，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则想留我在北平工作。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对他们说，戎子和同志你们谁也不能留，新政府将安排他做财政工作。据说本来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提名的财政部副部长中，把我排在第三位，周总理审查名单时来了个留一去二，保留了我，并在我之后加上了王绍鏊老先生。此后，一直到1960年10月，我都在财政部工作，对周总理抓财政工作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亲自抓国家预算

我同周总理的工作接触和往来，最重要和经常的是他找我谈每年国家的预算问题。我们国家的预算工作是从1950年开始的。周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家预算是国家为实现自己政治经济任务，保障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计划地集中和分配国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当时，要制止旧政权时持续十二三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就必须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因此，凡召开政务院全体会议，周总理都尽可能让我参加，以便经常了解国家经济活动各方面的情况，为编制年度的国家预算提供良好条件。

周总理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各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主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财政预算是一项专门性工作，不懂行的人，对预算报表、报告一类的材料，不大容易看懂。但是，周总理只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翻一翻，就知道讲的是什么意思了。他对财经工作是十分熟悉的，你想在某个问题上蒙他是蒙不住的。

当时国家财政预算的编制和预算报告的起草，一般是先由财政部编制出预算草案、写出报告，并经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召集会议讨论通过后，再提到政府全体会议上讨论。在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前，周总理总要找我们去谈一两次，详细了解预算编制情况，并一道认真审查预算报告等文件。时间大多在晚上，有时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一直搞到深夜一两点钟，甚至更晚一些。他看文件既仔细又认真，逐字逐句逐段地反复推敲。凡是提法不妥、逻辑不通、文字或标点错了的，他都要修改订正过来。国家预算报告经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须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才能生效。在此之前，周总理还要找我们谈话，同我们一道再把政府全体会议通过的文件拿出来审查一遍，生怕还有被疏忽过去的差错。

1955年初，我们在编制当年的国家预算草案时，先计算出1954年国家预算执行的结果，帐面反映财政结余约有20几亿元，但实际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把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贷给工商、供销等部门作流动资金了。按照财政工作的正常做法，国家是应该给这些部门流动资金的。既已作为流动资金贷出，就已是财政支出，而不应再算做财政结余了。由于当时我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从帐面上看这笔钱是国家财政的结余。周总理看了预算草案后问：怎么结余这么多，结余的钱做什么了？我说明情况后，周总理说，既然已贷出作流动资金，为什么还要在预算报告中提出这么多的结余呢？现在政府一个劲地说财政紧张，各地区各部门又都说中央把它们抠得太死了，但你们却在报年终帐时说结余了这么多钱，人家难道不责备吗？你们应该把这笔钱改作财政正式拨款。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改正了错误的计算方法，把这笔钱作为支出拨出去了。这样一算， 1954年国家财政结余只有10亿多元。

建国初期，周总理主张财政收入的分配要从第一次分配中把财政收入款分配好，不要过多地打第二三次分配财政收入的主意。根据我们了解，他一般不主张国家在财政收支平衡的情况下用发行公债、债券等办法来筹集资金。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来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在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政府决定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项克服国家财政经济困难的积极措施。到1952年底，周总理看到国家财政收支能够基本实现平衡后，便指出，财政收支能够做到平衡，就不要再发行公债了。为什么他不赞成一直发下去呢？他说：你借了钱以后还要还给人家，在几年之后，将形成本年份通过公债形式借来的钱同当年用来归还前面已到期公债的金额数差不多，所得好处并不多。为了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有更多的建设资金，国家从1954年到1958年又连续发行过5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 ，这实在是一种应急措施，后来即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停止发行了。

当时，苏联参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有控制地发行小面额的有奖债券，规模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要少得多。我们曾多次向周总理提出是否我们也搞一些这样的债券发行？他不赞成。他说：解放前，你花两三块大洋买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公债，中了彩，一下子就发财了，头天还是穷人，第二天就成富翁了。我们不要采取这个办法。

周总理对国家财政预算一贯主张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和经济建设要搞综合平衡，不赞成搞赤字预算。无论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还是在全国人大会议、全国政协会议的报告中，他经常强调的都是综合平衡问题，坚决主张稳步前进。

重视国家税收工作

建国以后，凡属重要的全国性财政方面的会议，如财政部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全国税务会议、全国盐务会议、全国粮食会议等，周总理如不能亲自参加，必定派主管经济工作的秘书来参加会议。而且要求派去的秘书既要向他口头汇报会议情况，又要写出全面反映会议情况的简明扼要的报告送他。每次会议结束后，我们还必须到他那里去汇报一次情况。如果他对会议的有关问题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要我们再讲一讲。如果我们还讲不清楚，他会不讲情面地要你带上主管司长向他再汇报一次。这些会议所决定的方针、政策、措施、办法，一般都先提交中财委陈云同志那里，然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批准。

有关财政税收的法令法规，是都要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当时参加政府会议的民主人士比较多，他们当中有些人对财经工作比较熟悉，在会前他们总要先将文件研究一番，看看有毛病没有。 1950年，财政部搞农业税条例时，我们把税率算错了。当我们把条例拿到政府全体会议讨论时，他们马上指出我们算错了。这件事对周总理震动很大，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不要重复这类错误。在制定工商税条例时，我们担心有的商品在税目里漏掉而造成漏税，就在工商税条例的同一税率的每一条款的最后一个商品税目之后加上“等均属之”一语，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漏税。这样一来使工商税条例成了一些没有严格规定性的条文。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我们不懂造成的，以致闹出了笑话，结果被人“将军”了。

有了以上两次经验教训后，凡是财政部有关税法问题的法令、指示等文件，周总理都要自己再算一次，并问明有关规定的理由。你讲通了，他便同意提交政府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如果还有问题，就要我们弄明白算清后再提交政府全体会议。

支持陈云抓财经工作

建国后，周总理对陈云同志抓财经工作是十分信任、十分支持的。凡是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财经工作的会议，在我们汇报财政工作之后，周总理一般都让陈云同志发言谈意见，他自己发言比较少。毛主席主持会议，在陈云同志发表意见后，毛主席就问别人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按陈云同志讲的意见通过。由于周总理很信任陈云同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陈云同志所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在建国初期发挥了很大作用。

财政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有人撑腰，否则难以把财政工作搞好。因为财政工作是管家的，它经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责难。周总理是新中国政府的总管家。他理解我们，支持我们，使我们完成了人民委托的任务。

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

1956年，我国经济建设发生了急躁冒进，财政部门、计划部门、金融部门、商业物资部门感到有这个问题后，都向上面反映了本部门了解到的惰况，财政部反映的情况最多。先反映到陈云、李先念、薄一波同志那里，再由他们反映给周总理。周总理向来主张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财政收支要保持平衡。大家向周总理反映冒进的情况后，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代表大家的意愿，向中央提出了“反冒进”问题。 1958年初开始，毛主席反“反冒进” ，点了周总理的名，进行了严厉批评。陈云、一波、先念同志也被点了名。

周总理对毛主席一向很尊重，尽管他的意见是对的，但在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是作了多次自我批评，为其他同志承担了责任。

对三年“大跃进”那些“左”的东西，周总理觉察到没有？他当时真实态度是什么？我说不好，因为周总理的党性很强，就是有看法，他也不会私下向我们流露的。但是，我从周总理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一段时间主持召开的几次财政问题座谈会时的言行养他是不赞成“大跃进”的那些做法的。在当时的会上，我和有的同志在发言中，集中攻了钢铁翻番的做法，当然也就连带着攻了冶金部的负责同志。周总理对我们的发言感兴趣，叫段云同志和我共同写个书面材料报告他。后来我们写了一个报告送周总理。庐山会议的后一段，气氛由反“左”转到反右，错误地对彭老总开展了批判。这样一来，我们反“左”不就是错误了吗？这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回北京吧!于是，我、段云、陈国栋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显然，周总理和先念同志是在保护我们。

1960年12月，我和钱瑛大姐到甘肃检查工作。这时甘肃正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但还在向上面谎报是大丰收。省里上报全省粮食总产量是70亿斤。我参加会议，感到会上空气很沉闷，有些人有话不敢说，但有的人仍一个劲地讲还可以调出多少粮食。我问县委书记，难道你们不知道在饿死人吗？他们说你不谎报人家说你是右倾呀!我们在那里一核实，全省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就减少了30亿斤，只有40亿斤了。我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说，甘肃粮食总产量没有70亿斤嘛!接着，我给西北局书记处打电话反映了这一情况，接电话的西北局负责同志，却不敢接受经我们核实的产量数字，要我们相信省委的上报数。我说你们接不接受，是你们的看法，但我已经将真实情况反映给你了。正好这时聂荣臻同志从新疆回北京路过甘肃，我就请他回北京后把甘肃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听说周总理听到聂老总的汇报后感到很吃惊。很多情况都说明，周总理对“大跃进”中的钢铁翻番，一亩地要收多少万斤红薯，多少万斤麦子是不相信的，但由于在那种“左”的气氛盛行的情况下，在“反冒进”中已受到严厉批评的周总理，又有什么办法呢？

理解和体谅财政部的工作

我在财政部主管国家预算，搞了11年。这期间，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要钱，周总理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政府最高领导人而不同财政部商量就批条子指示财政部拨款。

周总理很理解财政部经常受各方面责难的处境。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少，财力有限，国家拨款往往满足不了各部门、各地区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合理的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常常有一些部门和省市对财政部的意见比较大，有的还向周总理告状，或者在政府会议上给财政部提意见， “围攻”财政部。凡是有人向周总理提财政部的意见，周总理总能体谅财政部的困难处境，从未因拨款的事情在公开的会议上或在私下批评财政部。周总理每次都对反映意见的同志说，你们的困难我了解，我一定将你们的意见转告财政部要他们考虑。

建国后不久，有一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和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敬同志共同向周总理反映，说财政部对北京、天津的城市建设费用卡得太紧了。周总理也感到我们把人家卡得是紧了一些，应该给他们多解决一些城建经费。他把我们找去说，他们的城建经费如果不是特别困难的话，是不会直接找我来的。这笔经费不知财政部能不能解决，能解决多少？请陈云同志召集你们同彭真、黄敬同志共同商议解决。周总理是采取这种办法来解决国家财政的追加经费拨款的。

在抗美援朝初期，由于有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国内对前方军事物资的供应一时没有跟上。彭老总为此发了火。彭老总的耿直性格，在我们党内是很有名的。这位老总脾气很大，他给周总理打电话说：后方供给是谁主持的，这么差，是要砍头的!实际上，他不大了解国内财经状况和组织后勤供应的困难程度。周总理对彭老总很了解，况且前方供应困难问题确实也是应当及时解决的。因此，周总理找陈云同志说，无论如何找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戎子和等同志开会，成立一个小组，研究解决抗美援朝的经费和后勤供给问题。陈云同志工作忙顾不过来，就派中财委宋助文同志代表他作为小组组长主持会议。小组成立后，陈云同志说：你们每周或者每两周开一次小组会，商议解决抗美援朝的供给问题。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送给我来决定，我不能决定时再送周总理解决。由于有这么一个小组专门研究解决抗美援朝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这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美援朝部队前方军事物资供应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处理都是很及时和恰当的，彭老总也没再表示不满意了。

周总理要求我们，抓财经工作，除了方针、政策要正确以外，还应该把工作重点摆到议事日程上，经常讨论，再就是领导人要以身作则。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周总理逝世后，我万分悲痛。我常常怀念周总理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熊华源、刘春秀访问整理)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