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访问摩洛哥回国后派人去学技术知识

一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准备在回国途中访问波兰。

我驻波使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建立的第二个大使馆。当时的大使是曾涌泉，我任政务参赞。使馆的主要干部，都是刚刚放下枪杆子、走出山沟、来到国外不久的外交战线上的新兵。正如周总理在我们出国前所教导的那样，我们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因此，总理访波的消息既使我们为之兴奋，激动，也使我们感到有些紧张。

总理到达华沙后，我们立即把波方的活动安排报告了总理。他的回答是“客从主便” 。这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一贯坚持平等待人，尊重友邦的外交风格。当他是客人时，就强调“客从主便”；当他是主人时，又强调“主从客便” 。他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使对方更加尊重我方。

周总理访波期间有一项活动是，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开始，讲话稿由使馆草拟，总理阅后首先肯定我们的成绩说：“太难为你们了，看得出来，你们还真下了一番功夫!”他接着说道：“我们还是只讲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关系，赞扬波兰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及目前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主题为好。原稿中涉及波兰与第三国的问题，尚无研究。要知道，我们是个大国大党，又有毛主席的威望，人家对我们的话往往看得较重一些，所以，还是慎重一些，以不提及为妥。 ”于是，根据总理的指示马上组织人改写。从午夜零时到四时，稿子终于改出来了，立即送总理审阅。这时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了，可总理还要继续工作，他的精力真是过人啊!

波党中央决定给周总理授勋。周总理对我说，这件事要请示中央。他当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拟了电报稿，要我回使馆立即发出。我不解地说：象这样的事总理就定下来了，回国后再报告中央就行了吧!总理说：这是纪律，不请示主席怎么能行？结果，毛主席立即回了电报，同意接受。平时，总理总是教导我们要严格遵守外交纪律，我从这件事看到，周总理的确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表率!

周总理访波即将结束，使馆借用波方刚刚修复的一个大厅，以周总理的名义搞了个辞行招待会。

那天，周总理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征服了所有的来宾，以至发生了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情况：当周总理致词已毕，举杯敬酒时，酒杯里竟空空如也。我急忙跑去，把聘请的波方招待员们从呆滞状态中唤醒，去斟酒。原来，当周总理陪贝鲁特等贵宾入场时，把人们的视线和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人们只顾了看啊，鼓掌啊， ……招待员们竟忘了及时斟酒。

后来，客人邀周总理跳舞，总理那娴熟的舞步，多采的舞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倾倒。一些西方国家的大使不断地点头，纷纷赞叹道：“How wonderful ， How wonderful(妙极了)!”恰好我国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也在场，总理动员她邀贝鲁特同志跳舞。小燕同志的德语很好，贝鲁特也善德语。两人跳起舞来，非常和诣。总理、贝鲁特兴致勃勃，踏着欢快的音乐节奏连跳数场，场内掌声阵阵，招待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四天的访问，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和总理的随员们日夜在一起，为协助总理工作甚感幸运，也亲眼看到总理的休息时间，每天仅有4、5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总理的座机原定早 8时起飞，经莫斯科回国。我婉转地向总理说， “总理太辛苦了，这样搞我们年轻人也够呛!建议总理10时起飞，早晨起床稍晚一会儿，不然到了莫斯科又没法休息了。 ”还没等我说完，总理立即严肃起来说：“为什么要推迟起飞时间？早已定了怎能更改？那样会给人一个什么印象？”结果，总理只休息了4小时左右就按原定时间飞离华沙了。周总理严于律己的作风，实在令人敬佩!

二

1963年12月下旬，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兼外长陪同下访问了摩洛哥王国。这是一个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美丽国家。我当时是驻该国大使。

哈桑二世国王十分重视周总理的来访。本来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宴早已采用欧洲国家通用的惯例--西式两菜一汤，但在接待周总理时，却破例地举办了极为丰盛的“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传统名菜国宴。参加宴会的外国使节们也为之惊喜万状!主人陪着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菜盘子直径有八九十厘米，能放下一只整羊。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选一块最好的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每上一道菜都是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照样回敬。总理和陈总一再盛赞摩洛哥饭菜堪称世界佳肴，哈桑国王则称赞中国饭菜乃世界之冠。

宴会是在王宫举行的。宴罢，哈桑国王邀周总理和陈总到他的会客室待茶，他把我也拉了进去。茶是中国绿茶(最喜珍眉) ，加上一把鲜薄荷和很多“面包糖”*[“面包糖”是白糖经加工成近似冰糖的面包状糖块，用时以铁器打碎。 ] ，放入特制的大铜茶壶里用木炭火煮。有茶官专司此职，经他品尝认为够标准了，才斟入特制的精美的银托玻璃杯内，送到客人面前。茶呈淡绿色，清凉香甜，别具风味。

宾主边喝茶边闲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周总理对摩洛哥特有的吃茶方式表示欣赏。哈桑国王解释说：这是8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接着又说，摩洛哥有1200万人口，年需绿茶12000吨，摩洛哥人民离不开茶，面包、茶叶、糖，是人民生活三要素，没有茶叶人们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总理马上说，听说了。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统统供应了贵国。总理表示，回国后再研究一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好解决了。哈桑国王深表谢意。

蓦地，哈桑国王提出一个问题。他笑着说，当今世界象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总理和陈总听了都笑起来。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陈总接着说，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嘛!说完，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在一旁暗想，哈桑国王可能有所准备，问题提得巧妙，但周总理和陈总回答得更妙，妙极了!

周总理和陈总在王国首相陪同下，参观了一座意大利帮助兴建的炼油厂。总理很有兴趣，询问得非常详细。回到住所后，总理对我说，记住，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看看这座炼油厂。还说，外国帮我们在兰州建的炼油厂，同这个厂的生产能力相当，而这个厂，包括技术训练班在内，总共才有300多名职工；兰州炼油厂却有6000人。人力浪费，成本增高，相比之下多么惊人!所以很值得来看看。果然，总理回国后，很快就要石油部派了一位总工程师来此考察。据他说，这个厂不但人员节省，而且由于管道布局合理，占地面积也节省很多。

一次总理留我共进晚餐，边吃边扯。从摩洛哥的饭菜扯到对摩的印象。总理对我说，不要忘记摩洛哥是非洲国家中第二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两国有许多共同语言。

饭后吃水果，大家盛赞摩洛哥的蜜柑个儿大、皮薄、汁儿多、香甜可口。总理说，全世界柑桔的老祖宗在中国，可是近几十年我们的柑桔退化了，原因是没有科学技术人员去研究它，改良它。中国的旧政府无人过问，西方国家则有科技专家来研究，不断培育出优良品种，问题就在这里。我介绍说，据摩朋友讲，世界上有两位最著名的柑桔专家，其中一位是法籍教授，就在摩植物研究所工作，使馆和他有来往，很友好。我问是否可请此人去中国讲学？总理说，我们先从国内派几位专家来看看。他说，有些人不亲眼看一看是不会相信的，然后再邀请这位专家去中国讲学。可能的话，再搞些良种树苗运回国去。果然，总理回国后不久，就派了广州和西双版纳两个植物研究所的专家来摩考察，并在法籍专家的协助下挑选了已嫁接好的30来种良种树苗300株，于1965年初空运到广州。这位柑桔专家也应邀访问了我国，做了几次学术报告。

从炼油厂和柑桔这两件事上，我深深体会到，总理一再要求驻外使节要懂些科学技术知识的深刻含义，因为不懂技术知识，不了解与此有关的国内情况，就不能向国内提供有益的意见；由于周总理对国家建设极为关心，情况很熟，他对许多事物有着广泛和浓厚的兴趣，因此能及时发现对我国建设有益的因素，加以利用。仅这一点，就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天晚上，总理拉我到住所的花园散步*[总理住在哈桑国王王家花园内的别墅里。 ] 。总理一边慢慢地走，一边对我说，在北京已是隆冬天气，这里还到处鲜花盛开，你选择的这个国家真是个好地方啊!说着，总理也笑了。然后他又说，这个王朝有反帝反殖的历史，是爱国的。你的前任大使同王室关系搞得很不好，是个严重错误。他看不到我们同王室的共同语言，怎能搞好反帝反殖统一战线呢？你同王室及其政府的关系搞好了，看得出，国王是满意的，这就做对了。我说在摩还可以做非洲很多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组织的工作，鼓励和支持他们的解放运动。总理说，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嘛!你们驻在非洲国家就要了解非洲人的心理和想法，不了解人家的想法，怎么能同人家搞好团结？他还以不久前建立的非洲统一组织一事为例，说明我们向国内及时报告情况对中央决策很有用，鼓励我继续努力开展工作。就这样，我同总理边散步边汇报工作，总理也边听边作着重要的指示。直到夜深了，我才陪总理回别墅。

三

我国从1949年11月开始向国外陆续派出国家代表机构--大使馆。 1950年开始，外国的代表机构也陆续派往北京。这就把外交部的后勤工作提到了日程上。当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国内外的房子问题。特别是外国代表机构来到北京，急需办公、居住用房，我国政府必须尽快予以解决。但是，旧北京留给我们的房子根本不够用，能作外国代表机构的用房就更少了。为了外交上的需要，周总理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个棘手的问题。他指派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协同外交部的同志到处看房子，不管哪家占用着，只要适合作使馆用，总理就亲自出马做工作，要人家把房子腾出来。杨秀峰同志的办公用房就是总理做工作，腾出来作使馆的。总理总揽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这些具体事务真不该耗费他老人家的精力。 1954年底，周总理决定成立外交部总务司，把外交部在国内外的后勤工作统管起来。

1955年初，我奉命调回外交部。 3月3日回到北京， 5日去部报到。当天晚上，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同志同我谈话说，总理已决定，要你任总务司长，并说，我们只让你干一年，打个基础。接着，他把总务司的工作任务和范围向我做了交代。我接受了任务。结果，一干就是6年多。

我第一次列席周总理兼外长召开的外交部党组会时*[那时各司正司长都列席部党组会。 ] ，总理见到了我，提到总务工作。他说，后勤工作必须加强，要好好抓一抓，为外交部在国内外工作的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使他们能够安心，更加努力地工作。他说，现在我们的大使们连个安家的房子都没有，这怎么行呢!来京的外国使馆也越来越多，到时候房子解决不了，你这个总务司长可吃不了兜着走!总理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他继续说，建房子要贯彻坚固、适用、美观、大方的方针。他指出，国内外的外事用房都要符合一般国际水平，要注意节约，也要注意国际观瞻；不同人家比豪华，也不要失于简陋寒酸，要同我国的国际地位相称。他还说，接待外宾也应掌握这个精神。

当时国内正开展反对浪费厉行节约的运动。总理问我，外事经费能不能节约一些？他要我们研究研究。他还提到驻外人员的工资问题。他说，外交人员在国外的生活水平和开支，是应该比国内高一些，这是工作上的需要。但是，国内还是低工资，所以要安排得适当。他指出，国外人员除正常花费外有点节余也是正常的，以后，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和国内工资的提高，再不断调整就行了。

总理对外交部的后勤工作给了明确的指示，使我这个外行人增强了信心。总务司的全体同志为贯彻总理的指示，决心牢固树立“为机关工作服务，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和“节约”的思想，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当时外交部财政相当紧，又无建筑力量，困难确实不小。但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部党组的领导下，在有关的国家机关和北京市的支持协助下，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落实了周总理的两项指示，基本解决了外交部国内外人员在京的用房问题和外国驻京机构的用房问题；驻外人员的工资问题，也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作了适当的调整。

在住房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为适应外交发展的需要， 1958年10月中央决定建国宾馆，以便在建国十周年大庆时接待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中央责成外交部负责筹建，部党组又把任务交给了总务司，具体要我负责这项任务。

在北京市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建筑地点选定西郊钓鱼台地区。当时这里是一片荒岗坟场，但滨临玉渊潭，可在“水”字上做文章。这块地，面积有46万平方米，可以搞成一座大型的内藏花园别墅式的宾馆，创造一片幽美的环境。外交部和中央办公厅以及周总理、陈总都批准了这个设计方案。在建筑过程中，总理和陈总还多次查问工程进展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在他们的关怀和支持下，钓鱼台国宾馆很快建成了。在接待客人之前，总理和陈总视察了宾馆，甚为满意。总理说，十大工程都是大建筑，宾馆的特点是环境幽雅和精雕细刻，这里也有个大，就是整体上是一座大公园。

为庆贺钓鱼台国宾馆的建成，周总理和陈总还把我和副司长国鹰、翟荫堂和沈勃(设计院长)、张开济副总工程师等人找到人民大会堂，共进晚餐，总理兴致勃勃地向我们祝了酒。他还问到了宾馆的造价。我向他汇报说，造价比十大工程都低。整个宾馆，包括院内的地下管道、桥梁、道路等在内，总共建筑面积6700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240元左右，共约1600～1700万元。总理听了说，就是要学会少花钱多办事，还要办得好!

在建设钓鱼台国宾馆的同时，周总理几次提出“到了建外交大楼的时候了” ，要我们抓紧做准备工作，待宾馆建完接着建外交大楼。根据总理的指示，总务司开始筹备建外交大楼的工作。首先，在征求各司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筑方案，报部批准。接着又根据我部宿舍都在东城的情况，在东长安街方巾巷以西选定了地点，并计划在办公大楼后面建一个汽车楼及宿舍区。这个计划得到总理和陈总的认可。但是巧得很，宋庆龄的住宅就在这个区域内，这可不是一般的搬迁户。总理知道后，就亲自出面动员她搬了家。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平面设计并制出了模型，楼高14层，东西正面楼宽200米，楼前有一个纵深60米的大院，以便外国使节停车。周总理、陈总及有关领导审阅了平面设计图和大楼模型，一致认为大楼外形线条丰富、体态庄重、美观大方、很有气魄。最后，总理批准了这个方案。

后来，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始料不及的困难。为了不再给国家增加新的困难，经陈总报总理批准，这项工程于1960年春天下马了。

建外交部大楼，是周总理多年的愿望。陈总最后一次同我谈这项工程时，十分惋惜地说：“唉!外交大楼啊!周总理讲过多次了，真个没办法，还是下马好!”他从来不吸烟，这时却向我要了一支烟，边吸烟边叨念着…… 。看得出，他们是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忍痛砍掉这个建设项目的。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周总理外交实践长河中的点滴。周总理为开拓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培养外交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外交思想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他言传身教，感人至深的外交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外交人员学习。

《我们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