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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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外掀起一股鼓吹妇女回家的论调。

1942年，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加入这场反对“妇女回家的论战” ，在《新华日报》（即现今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发表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对当时“贤妻良母论”进行了反驳。

周恩来总理论 ‘贤妻良母”的主要观点，在1942年 9月 2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发表。

题目———— 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周恩来

1942年9月25日《新华日报》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但“贤”与“良”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特别用在妇女身上，旧社会以三从四德为贤，以三K（教会、厨房和育儿）［注：教会， kirk ，厨房， kitchen ，育儿， kingdergarten 。 ——录入者注］为贤，新社会则妇女解放了，女性与男性处于平等地位，其“贤良”的标准亦平等了。母职妻职犹之父职夫职一样，可以成为区分贤良的标准，也可以成为男女的分工和各自的任务。所以我们站在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而只问其所指的标准和含义如何。我们更不反对母职或妻职，而只问其所指的职务内容和有关方面的相互关系如何。

但是， “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一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所以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因此，我们对旧的贤妻良母主义是反对的。同时，我们也反对在“贤妻良母”的名称上边冠以一个新字。尽管你解释新的“贤妻良母”的定义，是完全站在男女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妇女应尽母职和妻职。但要保持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而只冠以新字，你便陷入男权社会的立场，而将妇女在社会上地位定型化了之后，再加以新的解释，这无论如何是不妥的，也是不合逻辑的。我们只要设想一下，为什么没有“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 “贤妻良母”是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了。如果将新的“贤妻良母”的任务，分为母职和妻职来讨论，那便很合理，并且也很自然地会联想到父职夫职的问题。

并且，贤妻良母成为这样一个固定名词，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一个已婚的女子，如果生了儿女，既要做贤妻，又要做良母，不仅不能两全，而且会妨碍其做良母。因为一般当丈夫的在“贤妻良母”这个要求上，总是自私的偏重于贤妻，而或多或少地妨碍着自己妻子成为良母。即使某些当丈夫的能让其妻子专心地成为良母，但这在这些人中，又有很多借口于家庭难得安慰而去外边做些使妻子难堪的事情的。反过来，还要妻子忍泣吞声，说这才合乎贤妻的榜样。这就是“贤妻良母”的真正要求，真正解释。这在现今青年一代中，我们也还看见这类典型。所以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

论到母职，这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而人类社会，更应自觉地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社会不管进步到什么程度，公共育儿制度就算尽善尽美的实现，母性固然不会消失，母职也还仍然需要。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如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们亟须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首先就要求家庭中尊重母性，尤其是当丈夫的更要尊重母职，帮助母职，而不应妨碍母职。能尽父职的人，必须懂得母职是百倍艰难于父职。

谁无父母，生我能劳，唯母爱为最深刻！有人拿社会上尽多无母之儿，来做母职有亏的例子，是很不妥当的。我以为实际上无父之儿不知要超过无母之儿多少倍。苏联的法律，对私生子及离婚后的子女均规定做父亲的养育责任，并确定由其薪资所得中扣付。这是公正的，因为做母亲的既在那里尽着纯义务的母职，做父亲的便应出钱养育，共担责任。

提倡，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

一个男子没有足以赡养全家的薪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子更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可说，无休息可能，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连哺乳时间都不可得，做保姆教员的也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这些问题不解决，母职的提倡不仅是片面的，而且要妇女们普遍地尽母职，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假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现在有些国家，不论立场如何，都有托儿所的设置，都有对生育几个儿女以上的父母便给国家津贴的规定，亦是提倡母职的一种补助办法。同时，我们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相反地，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

不过，母职既是任何妇女所不可免的天职，妇女于尽母职的时侯，少做一点其他的事业，不仅是许可的，而是分工的必需。但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

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至于妻职问题，是应当与夫职同等看待和相提并论的，因非本文中心，留待后论。我们非空口反对“贤妻良母” ，而是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的，这就是本文用意所在。（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 //

延伸阅读—— 《论“贤妻良母”与母职》文章主要表达的观点：

周恩来总理在1942年发表的著名文章《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所表达的，社会上只片面要求妇女贤良是不公平的， “‘贤妻良母主义’......它是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束缚妇女的桎梏，其实际也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在这个名词下，妇女的地位，便被规定得死死的，只能牢牢守在家庭做一个伺候丈夫的妻子，做一个养育儿女的母亲，而不能在社会上取得一般地位。 ”周恩来认为母职妻职与父职夫职是对立统一的，要使妇女尽母职， “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 ”

回到对母亲和家庭日益重视的今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是怎样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让今天有更多的女人，希望以家庭为生命的重心？她们在社会生活和职场中经历了什么？又是怎样的社会和职业生活，让更多的女人希望回归到从母职中寻找生命的价值？

今天，当我们讨论母爱之伟大的时候，我们不妨更多探究如果母职作为女性的一种“理性”选择的后果，这意味着什么？而在社会学公义层面，值得我们投入更多关注的，并不是那些广大的“正常”的母亲，而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游离余我们主流经验之外的母亲，比如单身母亲、人工生殖母亲、代理孕母、拉拉母亲......等等，她们作为主体的母亲角色和人生路径，能否得以实现，如何得以实现，才是更值得我们这个社会关注的。

文章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一是剖析“贤妻良母”作为一个固定用法的男权特征。周恩来在文中首先把母职与贤妻良母区别开来，从妇女解放的立场上，在“贤妻”“良母”与“贤夫”“良父”并列的语义下， “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 ”但是， “‘贤妻良母’成为一个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他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为束缚妇女的，其实际上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 ”

他认为，一是“贤妻良母”这一名词将妇女的地位死死地规定在家庭中，二是“贤妻”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压迫妇女的产物。据他观察，凡是主张“贤妻良母”的国家， “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 ”因此，必须反对“这个旧的固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 。

二是强调母职的社会性。一是认为母职可以是社会性的而非仅限定于女性的。他认为，不仅“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而且“代人哺婴，公共育儿”乃至“幼年教育”同样属于母职的范畴。二是认为母职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母职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同时，应使母职摆脱男性传宗接代的狭隘意义：“我们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 ”三是认为母职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提倡母职“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是要从政治上提倡。 ”“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们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 ”

三是为女性提供母职之外的社会选择。周恩来认为，提倡母职“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 ”相反地，从男女平等立场出发， “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 ”

“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持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马冬玲

作者系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摘自《周恩来论“贤妻良母”及其对妇女工作的启示》）

文章主要表达了如下几个观点 : 一是剖析 “贤妻良母”作为一个同定用法的男权特征。贤妻与良母，曾经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典范。

但是把 “贤妻”与 “良母” 联系起来，形成 “贤妻良母”这一特定概念，实际上是近代受日本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才开始出现的，是由口本 “逆输人 ” 到中国的。周恩来在文中首先把母职与贤妻良母区别开来，从妇女解放的立场上，枉 “贤妻”“良母”与 “贤夫”“良父”并列的语义下， “并不反对良母或者贤妻这两个独立的美称和赞意。 ”

但是， “ ‘贤妻良母 ’成为一个同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其含义便不同了，他专门限于男权社会用以作为束缚妇女的，其实际上的确是旧社会男性的片面要求” 。

从为什么没有 “贤夫良父”这一名称便知道， “贤妻良母 ”是 “有它一定含义，一定的社会性质” 。

毕竟， “无论在任何社会，做母亲的当然要良，做妻子的当然要贤，这犹之做父亲的当然要良，做丈夫的当然要贤，一样成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易的真理。 ” 。

他认为，一是 “贤妻良母”这一名词将妇女的地位死死地规定在家庭中，二是 “贤妻”主要的还在于强调夫权作用，因此，它是一个压迫妇女的产物。据他观察，凡是主张 “贤妻良母”的国家 (如日本、德同等 ) ， “其妇女在社会上一般的是没有政治地位的，而这些国家也永远保持着男权社会的浓厚传统。 ”

因此，必须反对 “这个旧的同定的连结在一起的名词 ” ，无论其前面是否冠以一个 “新 ”字。

二是强调母职的社会性。一是认为母职可以是社会性的而非仅限定于女性的。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将母职的范嗣加以扩大化了。他认为，不仅 “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而且 “代人哺婴，公共育儿”乃至 “幼年教育” 同样属于母职的范畴。

二是认为母职具有礼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母职 “是生物社会绵延不绝的生命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

人类社会应 “自觉的认识母性的伟大和母职的重要” 。

同时，应使母职摆脱男性传宗接代的狭隘意义: “我们尊重母职，提侣母职，不应站在男性社会自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人类社会共利的观点上” 。

三是认为母职的实现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周恩来认为应尊重母职，提倡母职。尊重母职 “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尊重 ” ，提倡母职 “是要全社会来提倡，尤其是要从政治上提倡。没有尽母职的良好环境，单靠妇女本身去尽母职是不够的，而且会困难重重的。 ??所以我们认为要使妇女们能尽母职，必须以全社会的力量助其成，而不应仅仅责成妇女。 ” 三三是为女性提供母职之外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的作用。周恩来认为提倡母职 “绝非视妇女于尽母职之外便无他职可尽。 ”

相反地，从男女平等立场出发， “妇女是人，但凡人类可做的事情，妇女大都可做。 ”

“我们反对借口妇女应尽母职，因而取消其社会职业，使其陷于更大的困难，转致妨碍母职。我们更反对以同样借口不承认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这种想法的人，不过是男权社会的拥护者罢了。 ” 三、周恩来论 “贤妻良母”对今日妇女工作的启示基于以上分析，周恩来对 “贤妻良母 ”的辨析可以为我们当今的相关妇女工作提供如下启示 : 一是要从男女平等价值观出发，赋予 “贤” 和 “良”时代精神。周恩来认为:“‘贤’与 ‘良’ 的标准，当随着时代社会而有所不同，而有所变更。 ”当前，社会依然需要 “贤”和 “良” ，只是需要明晰的是，丈夫和妻子都是重要的家庭成员， “贤良”的标准应该是对夫妻双方共同的要求。因此，社会在倡导 “贤妻”和良母 ”的同时，也要倡导 “贤夫 ”和 “良父 ””; 倡导男女两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而不是以女性是否胜任传统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作为区分贤良与否的标准。

“三个注重”落到实处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我们的宣传工作和家庭教育中应该将 “贤妻良母” 与 “贤夫良父”并列。二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进一步推进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

周恩来在文中说道，母职的提倡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包括 :女性没有社会职业的保障，结了婚的女子有失业的危险，怀孕的无胎教无休息，育儿的无社会津贴、无托儿场所，做工的无哺乳时间，做保姆教员的未能得到生活安定更说不上奖励优待等。他还提出应借鉴有些国家设置托儿所等办法加以解决。

他提出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在当今社会已经有了很大改观。他提出的方法，有的已经得到采用。但是，当前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依然不高，特别是在二孩的政策之下，，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托幼机构等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女性仍被普遍看作育儿的主力，在推动男性履行父职方面还有较大工作空间。因此，我们的家庭工作应从帮助家庭解决这些问题入手采取多项措施，为育儿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化服务。三是要坚持为女性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

在现实的母职实践中，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成为一个“好妈妈” ，而是，女人在不断努力学习并实践“好妈妈”的过程中，时时刻刻小心翼翼的不敢越雷池半步，生怕一步不慎，就成为一个“坏妈妈” 。在今天，比“成为一个母亲”更重要和艰难的就是“当好一个母亲” ，一系列家庭教育的论述强调母职的重要性，以现代专业的新瓶，装着母职建制的旧酒。虽然人人都知道孩子最终成为什么样，有太多的偶然因素，但妈妈们还是步步为营，生怕一步错、步步错，孩子的一个小优点，就成为妈妈们辛苦一天的所有快乐源泉，而孩子一个小小缺点，可能成为妈妈们焦虑、痛苦的所有爆发点。（评论内容根据网络整理）

延伸阅读【1】古今如何重“母职”？

2011年02月25日光明日报

我国古代虽然讲究男尊女卑，却一直很重视母亲在教子中的作用。

西汉思想家贾谊《新书》中指出：“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可见对母亲的重视。

也是在西汉，经学家刘向写作《列女传》一书，专为各界知名妇女立传，其中就有《母仪篇》。所谓“母仪” ，即母亲的榜样。该篇序言中说：“所取乎母仪者，为其守礼知义，端严善教，以为后世法者也。 ”是说这些母亲遵守礼法，通晓道义，端庄严谨，善于教子，可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后人又陆续增写了《续列女传》、《列女传增广》等不下数十部妇女传记，每部都设有《母仪篇》，介绍了中国历朝历代百位教子有方的母亲的事迹。

现当代中国也非常重视母亲的作用。 1931年至1948年，先后印行了欧阳溥存撰写的《母道》、绿萍的《母亲日记》、熊芷的《母亲学》、傅琴心的《母教》、张天麟的《中国母亲的书》等。母亲被视为子女教育主要的践行者。

1942年11月20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他说：“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的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万代子孙，我们极需尊重母职，提倡母职。 ”

1958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说几句话》。她说：“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 ”她要求母亲具备爱、劳动、勇敢、诚实、集体主义等人类最优秀的品质，给孩子做出榜样。

随着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极大提高，母亲，这个温良而智慧的形象，更是毫无疑问地成了子女的“第一位老师” 。

【2】古代母亲如何教子：以身作则注重品性培养

2013-08-28 19:00 来源：央视网

重视家庭教育，这是中国历来的传统，翻检史册，故事无数，其中，尤以母亲教育子女成材的事迹最为生动深刻、流传久远。细品众多“贤母”的教子故事，对于今天的教育仍不失启迪。

宽严相济巧劝学

孟母“断织喻学”的举动，可以算是体现中国母亲智慧的典型例子。孟子小时无心向学，一次还没放学就跑回了家。孟母正在织布，见他回来，问道：“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闻言，举起剪刀一把剪断了织好的布。 “读书犹如织布，累丝成寸。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布一样，还能接得上吗？”孟子顿有所悟，从此手不释卷，刻苦攻读。

与孟母一样，东晋名将陶侃之母也曾借助纺织教儿爱惜光阴，用功读书。她让小陶侃观察织布时梭子飞快穿梭的情景，温言启发，循循善诱，从此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字印在了陶侃心里。此外，宋朝欧阳修母画荻教子识字、唐朝诗人元稹之母从不体罚子女的佳话，都为人们称颂。

著名作家茅盾八十寿辰时，写了一首《八十自述》诗，深情地回顾了童年时母亲的精心培育：“……大节贵不亏，小德许出入。课儿攻诗史，岁终勤考绩” ，述说自己小时贪玩，母亲虽然生气，但也不忍心打骂，而是说服教育，循循善诱。邻人颇有微词，认为她对孩子太“姑息” 。母亲一度也困惑，但她经过深思，坚定了自己的教育方法：“只要抓好大节教育，孩子偶尔贪玩点也没什么。 ”这与古人宽严相济、劝学有方的教子智慧一脉相承。

点评：“知识改变命运” ，古今一理。古时的母亲们都十分重视促子学习，千方百计地教子读书。值得称道的是，这些母亲自有一种天然的睿智，在教子时不是举起棍棒，而多以巧妙的方式喻学，晓之以理，以情感化。

防微杜渐敦品行

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由婶母一手抚养长大。顾炎武从小聪颖，常被夸赞，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婶母觉察后，让他背诵并解释《卖柑者言》。这是一篇寓言杂文，用形象的比喻，揭露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达官贵人的腐朽本质。顾炎武解释得很清楚。 “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吗？”婶母追问。顾炎武无言以对。 “文章的讽刺对一般人不也很有教益吗？如果做学问刚有一点进步就骄傲起来，满足于一知半解，那不也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顾炎武闻言大窘，从此立志进德，勤于修身。

三国人孟宗十岁时，母亲送他到河南南阳求学，临行前，特意为儿子做了厚褥大被。南阳气温较高，用不着厚褥大被，邻人感到奇怪，便问为什么。孟宗母说：“我儿年幼无知，不懂得怎样和同伴们相处，不会帮助别人。我想，求学的同伴中难免有缺衣少被的，我是要他和那些家境贫穷的同伴同铺一条褥，同盖一条被。这样，可以‘听声相应，同气相求’ ，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 ”用心良苦的话语里，闪现出朴素而高明的智慧。

再比如，孟母三迁，是防微杜渐，看到了环境对人品性的影响；春秋时文伯母教子克己自励，春秋时江乙母、东汉范滂母教子刚直不阿，岳飞母刺字励子“精忠报国”等等，均体现了不俗眼界与高尚德行。

点评：与重学崇文相比，历代母亲更注重对孩子品性的培养。她们都把良好行为规范和优秀品质视为做人的根本，巧妙地输送到孩子心里。

行正品端身为范

《礼记》中说：“幼子常视勿诳。 ”意为小孩子常在父母身边，父母不要说谎。孟轲母正是这样严于律己，不打诳语。

有一次，小孟轲看到邻居家正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什么？”孟母信口说：“杀猪给你吃肉呗！”刚说出口便觉失言，非常后悔：“孩子刚刚懂事我就欺骗他，这明明是在撒谎，真不该信口开河。 ”为了不给儿子造成言而无信的不良影响，孟母咬牙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从邻家买回猪肉，炖好给孟子吃，兑现了无意中的许诺。

此外，陶侃母甘受贫困，退鱼劝子为官清廉；唐朝郑果母周济穷困亲友，教子自励，秦末王陵母视死如归教子坚持正义，东汉赵苞母以死励子保卫国家，均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点评：严于律己，重视以身作则，是中国母亲们教育子女的一剂良方。在古代社会，妇女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最底层，形成了诸如吃苦耐劳、勤勉俭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慕名利等高尚情操。在中国母亲身上体现出的传统美德，一直是子女教育最为宝贵的教育资源。

古今如何重母职

我国古代虽然讲究男尊女卑，却一直很重视母亲在教子中的作用。

西汉思想家贾谊《新书》中指出：“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 ”可见对母亲的重视。

随着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极大提高，母亲，这个温良而智慧的形象，更是毫无疑问地成了子女的“第一位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