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坚持原则和解决困难的高超领导艺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周恩来同志，由于长期工作劳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折磨摧残，终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党、人民和他的战友和同志们。哲人虽逝，风范和业绩永存。追思以往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工作情景，更加激起我对他的深沉的崇敬和缅怀。

一

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曾于1955年、1958年和1961年，三次率我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第一次是参观考察苏联的战时经济动员工作；后两次是为了重新调整和具体落实苏联援助建设的156个工程项目。这三次工作都是在周总理以及陈毅、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部署和指导下进行的。 1958年12月我们到达苏联不久，周恩来同志率领我党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得以在莫斯科直接向他汇报关于谈判进行的情况和解决方案，最后由他拍板定案。

在苏谈判期间，周总理还详尽地指示我们：对156项工程，在规模上，何者要增，何者要减；在进度上，哪个推后，哪个提前，要一项一项地具体研究落实。他主张为了减轻苏方的负担，也为了节省国家外汇和发挥我方设计与制造设备的能力，凡我国能自行承担的部分，都缩减下来。同时要求制定设计与设备分交的具体方案和完成的进度，以便双方协作和密切配合。对谈判和发生争执的问题，周总理指示我们，一要坚持原则，该争的必争；二要顾全大局，该让的就让。经过我们与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为阿尔希波夫)的认真而严肃的讨论协商，有的也经过一定的辩论和争执，最后全部达成协议，并向周总理汇报定案。在定案之前，他曾反复征求我代表团中各工业部门负责人以及各部驻莫斯科代表们的意见。在定案之后，他还特别指示我们，务必将协议草案经由驻苏使馆电告北京，经过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才能正式签字。由于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支持，谈判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和圆满。

在此期间，我和中国其他代表团的团长一起，随周恩来同志出席了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及苏斯洛夫等人的发言，了解了苏共代表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会议气氛。会后，我又随周恩来同志参加了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专门为他举行的宴会。那天的宴会，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米高扬、柯西金等，全部到场。赫鲁晓夫祝酒，相当勉强地致词欢迎。周恩来同志仍是落落大方地致词答谢。从致词和宴会的气氛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在还算热情的表面下，潜藏着双方的隔阂与分歧。自赫鲁晓夫前不久的中国之行，由于我方拒绝苏方关于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等不合理的要求后，双方关系虽未公开对立，却也颇为紧张。从对我们代表团谈判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及苏共中央宴会的经过可以看出，周恩来同志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解决困难的能手。他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与足够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不卑不亢，大智大勇，既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又坚持了尽可能的团结。

二

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我和国务院几个经济部委的负责同志一起，随同周总理赴哈尔滨，又转赴广州，参加东北、中南两个大区的经济协作委员会的会议，安排和规划这两个地区的长远经济发展计划，解决各项有关的具体问题。

在东北协作区的会议上，东北三省的负责同志热情很高，考虑了整个地区的发展远景目标和主要要求。除了一般工农业生产建设和社会文教发展的设想外，特别提到的长远目标有两线、两港、一河。所谓“两线” ，就是在现有的哈尔滨到大连和沈阳至北京的铁路干线之外，在西部由白城子至山西集宁，再修建一条沟通关内外的铁路干线。在东部由佳木斯南下到通化再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铁路干线。所谓“两港” ，就是在现有大连海港以外，再修建营口、东沟两个外运的港口。所谓“一河” ，就是在松花江及辽河的分水岭地带，开通一条南北运河，引松花江水南下，增加沈阳及周围地区的生活和工农业用水的供应，并以松花江的清水，冲刷辽河河道，减少泥沙淤积。

对于这些在“大跃进”的高速度、大规模建设思想影响下提出的庞大计划，周总理表示完全理解，在原则上予以肯定和支持。因为考虑到长远发展，以及东北经济运行中严重的运输紧张和水资源不足，这些设想都是有道理的。但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理耐心地进行了说服和解释，认为这些巨大工程，决非一个五年计划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所能办到的。因为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既考虑到需要，还要考虑到可能。在30年后的今天看，白城子到集宁这条铁路已经建成通车，营口港也已基本建成。而东沟港和松辽运河以及东线铁路，仍在开始筹建和逐步落实中。可见，当时周总理认为这些建设是必要的旭不能要求过急，急于求成，是完全正确并符合后来发展的实际的。总理当时在会议上还从另一方面提出问题，认为东北重工业多，城市多，为了满足生活供应，大力加强农业和轻工业，改进和完善商品流通，是今后一两个五年计划里要着重安排和解决的重要任务。这样便扭转和端正了东北协作区会议的方向和主题。

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协作区会议，同样是在当时“大跃进”的空气之下进行的。各省提出很多关于建设重工业方面的设想，比如广州钢铁厂、湖南钢铁厂，很多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要在广州建设万吨级至少是3000吨级的锻造水压机等。对此，总理仍是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复地、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他指出，中南地区大，人口多，首先得把农业搞上去，要根据市场需要以及原料供应条件的可能，使轻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提高。至于钢铁工业等，并非不需要，而是受到矿石、煤炭、运输等条件的限制，只能逐步上马，由小而大，决不能一哄而起，齐头并进。事实上，那些重工业项目，后来有的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才逐步建设起来。当时周总理的指导思想和求实精神，是完全正确，颇为可贵的。

这个时候，周总理正在考虑青藏铁路的修建问题。为此，在中南区会议后，他特意把当时西藏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及铁道兵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广州，要我和他们两人组成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筹划此事。总理明确指示，这条铁路的建设，对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密切西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沟通与西南各友好邻邦的往来等，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总理曾和我们三人一起，按照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初步设想了这条铁路的起点、终点、走向、经过地段的城市与乡村，了解了沿线的土壤、水源、风雪和自然生态等情况。并指出此事要早做规划和准备，具体实施还得等待一定时机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而今青藏铁路已经建成相当的一段，由西宁经大小柴旦到达格尔木，定的正是当时初步设想的选线方案。这也证明，总理胸怀全局，全面筹划国家建设，既高瞻远瞩，又时刻贯穿着求实精神。

三

由于自然灾害及主观上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从1961年起，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为此，党中央提出要以3年时间，放慢发展速度，进行经济调整，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当时有许多人对困难估计不足，所以对调整的决心不大。 1961年过去了，调整工作收效甚微。中央于1962年5月，再次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动员部署，要求下大力进行这项工作。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总理、几位副总理亲自下到各地，具体指导和严格督促。东北地区重工业多、城市多，情况复杂，困难尤其严重，为此总理主动提出，他负责前往东北地区。李富春同志负责华东，李先念同志负责中南。薄一波同志留在北京，除处理日常工作外，并负责华北的调整工作。

为进行充分的准备，总理派我率领包括国务院各工交部门的副部长、司局长等80余人的工作组，先行前往沈阳，经过一段准备工作后，他再亲自前去，最后审查定案。当时，东北由于农业歉收减产，城乡粮食供应全面紧张，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供应尤其困难。几乎全部轻工业消费品短缺，价格高涨。工交企业生产的“食粮”--煤炭、电力的供应亦十分紧张，只能间断地开工。工农业的机械动力设备严重损坏，辅机配件不足，无力修复。农村三力(人力、畜力、地力)大大减弱，生产上不去，有的田地陷于荒芜。我们工作组在东北局的直接领导下，和三省的有关同志，掌握和分析了大量的调查统计资料，根据中央精神，研究调整的具体方案。周总理在北京曾提出三项具体调整方针，要我们到东北后研究落实。这就是：(一)在整个经济布局上，要缩短工业战线，拉长农业战线；(二)在工业系统，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生产战线；(三)在机械设备方面，要先辅机，后主机，先维修，后制造。这是非常正确的方针。我们正是据此调整和安排东北工作的。

调整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是精减工矿职工，压缩城市人口。根据中央的要求，东北地区需要精减职工200万，压缩城市人口300万。精减职工，压缩城市人口，必然牵涉到职工生活、家属安排以及到农村后的住房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很棘手。当时为确保鞍钢、大庆油田等重点大企业的充分开工，对于地方所有的几千个小型企业，包括“大跃进”中新建的小钢铁、小纺织等所谓“小土群”、“小洋群”一类的企业，分别情况，实行“关、停、并、转” 。对此，一些地方同志感到痛惜，舍不得。这样一来，精减工作就更难进行了。虽然调整方案已研究拟定，但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仍未落实。这时，周总理带领工交系统的几位部长，亲自来到沈阳。他立即听取我的详细汇报。在长达7个小时的汇报中，总理始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一面记笔记，一面思考。总理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准备工作，随即和东北局及三个省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研讨克服困难进行调整的办法。他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并对照全国的情况，分析东北的问题。他说，除坚决调整外，别无出路。他提醒大家，难道让鞍钢、大庆、三大动力制造、汽车和飞机制造等都停止生产，以保证那些“小土群”、“小洋群”吗？难道我们对工矿企业和大中城市的粮食、副食及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束手无策吗？总理经过两三个星期的工作，才说服了大家，落实了调整方案，并要求立即付诸行动。回北京后，我将这次东北地区的全部调整工作，写出一个详尽系统的报告，经总理和富春同志转报中央常委，得到肯定和赞许。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上述各项调整任务和要求全部完成。自1964年起，东北经济情况大为好转，城市、农村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1965年春节，沈阳车站堆的白条猪肉象一座小山。当然，从后来事实看，这次调整也有一定的副作用和后遗症。比如一些小工矿、小设备遭到搁置和损坏，有些职工下放后的工资补贴等纠缠多年，难以解决。但是，扭转那样困难的局面，转危为安，不调整、不精减下放是不行的。

四

从1963年起，我被调到东北局工作。 1966年12月和1967年4月，我曾两次来京，受到周恩来同志的接见。 1966年12月，我和沈阳的一批红卫兵“造反派”来京，解决他们要查阅东北局的全部档案问题。开始时，我代表东北局说服他们，决不能砸档案库，看档案也得经过中央批准。他们听不进去。到京后，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们，反复地耐心地进行了解释工作，既表示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又要求他们不要越格，更不要采取暴力手段。最后决定回沈阳后，由我负责，挑出一部分有关的档案，允许他们派代表去查阅，不许带出库外，不许乱翻乱抄。 1967年4月，东北局及沈阳军区的领导，为解决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来京，受到周总理接见。他反复细致地分析了全国及东北地区的“文革”形势，指出东北局和沈阳军区必须团结合作，不能搞分裂，以免影响群众，造成对立和武斗。军区要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革”运动，并抓好工农业生产。他的谆谆教导，不能不使人深深感动。可惜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到7月初，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蛊惑煽动，终于造成双方分裂，使东北局步全国各中央局之后，也陷于瘫痪。自此，全东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武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

1966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我还单独受到过周总理的一次接见。当时，他暂住在大会堂。他边吃饭边和我谈话，要我当场挂长途电话，向东北局领导同志传达他的意见，并要得到回话。当时，总理因睡眠不足，过度疲劳，已消瘦很多，声音嘶哑。他吃的是糙米饭，几片腊肉炒青菜、一碗豆芽汤。看到这些，我内心十分感动和不安，象这样子，他还能支持多久!到“文革”后期，他果然患了不洽之症，但仍然日理万机，支撑大局。他为了稳定局势，尽量减少损失，尽可能保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保护革命干部和群众，不惜委曲求全忍受着林彪、“四人帮”对他的诬蔑和折磨，坚持工作、坚持斗争，直到最后一口气。他真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我是1975年6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期间，批准我的请求，解除流放和监管、恢复人身自由的。但因“四人帮”分子刁难，一直拖到1975年12月底，我才辗转回到北京。可是，没过几天，总理就逝世了。我竟未能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再见总理一面，甚至还不许我瞻仰他的遗容，向他最后告别，至今想起，仍旧非常痛心和遗憾。

周恩来同志那种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巧妙结合的领导艺术，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优良作风，那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气魄、高尚的党性和品德，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将永垂不朽，永留芳香。

《我们的周总理》

周恩来坚持原则和解决困难的高超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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