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撤走专家周总理不为高压屈服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就认识了周恩来同志；开国以后在我从事外事工作的日子里，又多次受到总理的教诲；十年动乱中，又由于总理的及时关怀，我才得以少受摧残和折磨，早日恢复自由。这些往事都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一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迅速派飞机到延安迎接以周恩来副主席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前来西安，共商大计。当时，我是张学良将军卫队营副营长。听说周副主席即将莅临西安，全国联合抗日的局面指日可待，我非常高兴。鉴于西安环境极其复杂，为了保证周副主席的绝对安全，张学良将军特将其金家巷公馆的第三幢楼房让出来，供周副主席下榻，并命令我负责布置和安排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 12月17日周副主席偕罗瑞卿、许建国等九人飞抵西安，住进金家巷公馆。

由于奉命负责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使我得以直接与他接触。周副主席那胸怀祖国、远瞻世界的宏伟政治家气魄和平易近人的风度，令我由衷的崇敬和钦佩。当他了解我们的身份后，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遵守张将军的命令，我理解；但是在警卫工作上不要以我为重，你们要把精力集中于蒋介石、陈诚这些人，不要使他们发生意外，才有利于我们进行工作。 ”

我除负责周副主席的警卫工作外，还和王一平同志共同参加对被拘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周副主席曾指点我们说，事事都要从大局出发，对于被拘留的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要善于进行政治宣传，做好他们的工作，把他们不正确的观点转变过来，促其团结抗日。

周副主席在西安期间，日以继夜地进行工作。他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取得他们的密切合作。他还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和以西安为中心的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使中共中央的方针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为和平解决事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2月下旬，经过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的奔走，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周副主席不仅和张、杨两将军一起反复做宋氏兄妹的工作，而且还由张学良将军陪同会见蒋介石，说服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氏兄妹经过周副主席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也努力劝说蒋介石改弦更张，放弃“剿共”政策，采纳联合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迫于内外强大的压力，终于接受张、杨两将军团结抗日的要求，接受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走上了国共合作抗日的道路。

二

1949年12月中旬，毛主席以国家全权代表先期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我当时任东北贸易部副部长) ，说中央要我参加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关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政府贸易条约的问题。富春同志还要叶季壮、吕东和我准备有关经济建设项目贸易交往的资料，以备会谈时参考。

1950年1月20日，我们随周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会谈工作很快就开始了。周总理直接领导并亲自动手对条约草案进行研究和修改，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非常认真、细致。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同时签订的还有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归还中国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至于中苏经济贸易协定，因为其中关于贸易条件、价格、经济建设项目、派遣专家、交货进度以及各种交接手续等问题，还需进一步详细商谈，因此未能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字。

在谈判过程中，为了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同苏方代表发生过多次争论，有时往往争执不下。周总理总是耐心地向我们讲解形势，教育我们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他说：在国际问题上我们须一边倒，这是毛主席的意见，即倒在苏联这一边。因为帝国主义在封锁我们，千方百计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但是在经济贸易问题上，我们不能不讲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必须采取具体解决的办法。总之，要在中苏友好的大前提下求得团结。

周总理因国事在身，于2月中旬先行回国。临行前，他指示由李富春同志全面领导，叶季壮和我参加，代表中国政府就经济贸易留下继续同苏联商谈和签字，经过双方会谈，于3月下旬中苏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协定》。

此次随总理赴苏联谈判，不论在日常工作上，还是在谈判桌上，他那坚持原则的态度，远大的战略眼光和细致的工作作风，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三

1956年9月初，李富春同志通知我，周总理拟派我前去接替李强同志，担任驻苏联大使馆的首席商务参赞。并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任命我为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以便和苏方驻我国的经济代表阿尔希波夫的副部长身份相对等，此事已通知叶季壮部长和李强副部长。临行前总理又亲自找我谈话，向我布置了担任首席商务参赞的重要任务。总理说：第一，对1949年12月以来开始谈判的所有项目，从重工业到轻工业，包括军事工业、运输工业、化学工业、原子能工业和科学技术等，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核定，然后我亲自赴苏签字。第二，按人民币和卢布的比价，搞清楚我们究竟欠苏联多少债，需多少年才能偿还完。第三，把中苏间真正友好平等的关系建立起来。总理还嘱咐我：你这次赴苏任务很重，对一切问题都要从全局出发，具体着手，和国内国外的关系都要协调，重大问题需向中央请示。

此项谈判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于1959年初最后核定为156项。周总理在1959年2月7日亲自赴苏在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经济合作的协定上签了字。在谈判过程中，总理既有对重要方针的明确指示，又有对具体工作方法细致周到的交代，正是由于有总理的卓越领导，我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1960年，苏联政府撕毁了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周总理说，你要撤就撤，你撤了，我们自己搞。周总理还教导我们，我们不能看到一点小利就屈膝投降。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应有自己的风格、国格。周总理这种不为高压屈服，勇于捍卫国家尊严、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和气概，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四

十年动乱期间，我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 1967年初，我被机关的造反派打成“走资派” ，停职反省靠边站。但当时贸促会的外事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 1967年3月，日本友好贸易团体来华访问， 5月份瑞士仪器钟表业来华办展览会，都必须由我出面接待。所以1968年2月23、24日李先念与陈毅副总理根据贸促会和外贸部的报告，联名批示撤销造反派对我的靠边站、停职反省的处分，重新主管贸促会的工作。

3月6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日本代表团，我陪同代表团前往。接见后，我刚回到办公室，周总理便打电话给我，以非常关怀的口气问我：谁叫你恢复工作的？我将原委汇报后，总理说：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要问一问先念同志和陈老总。你不知道，现在情况很复杂，你有可能再被拉下马靠边站，到那时情况可能更加残酷!放下电话，我的心很久无法平静，想到总理工作那么繁重，日理万机，竟然还关心我个人的处境，使我激动万分，热泪夺眶而出。随后，总理又让秘书打来电话，问我一个人主持工作有无困难，如有困难，可再派一位同志来协助我工作。我表示欢迎来人协助工作，十分感谢总理的关怀，同时也反映了工作不好做，从形势上看，我在贸促会最多还能主持半年工作的情况。但是我这种估计还是偏于乐观了。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总理所料，我的处境很快就恶化了。 5月20日我主持瑞士仪器钟表业来华展览会之后不久， 7月12日就被贸促会军代表和造反派监禁在贸促会和外贸部大楼里，一切待遇都和监狱囚犯一样，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外贸部军代表又串通国家公安部门，以特务嫌疑罪名将我逮捕，关进泰城监狱。

1972年初秋，我爱人曹宏恩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寻找我的下落和了解我的问题性质。总理见信后，立即批示外贸部军代表和负责人，应准予我爱人到监狱探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爱人得以到狱中探视，她是医生，经她给我体检，发现我已患高血压症，心律也不齐，并伴有轻度半身不遂，必须迅速出狱治疗。于是她再次上书总理，说明病情，请求批准我出狱就医。总理得悉后，非常气愤，命令外贸部负责人和军代表立即将我释放出狱。经总理干预， 1972年10月份我终于结束了前后长达四年半的牢狱生活。

在十年动乱中，敬爱的周总理想方设法保护许许多多老同志，使他们免遭迫害和残酷折磨。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总理已身息重病，还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作为受到总理保护的幸存者之一，每当我回忆及此，感激之情，难以描述。唯有不断鞭策自己，以周总理为榜样，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息尚存，此志不渝。

五

1976年总理逝世后，我于悲痛之余，赋诗一首，寄托我的哀思，诗中追述了总理光辉的一生，题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录于后，以纪念总理。

少年壮志，远走天涯；

许将热血，洒遍中华。

宏愿济世，东去扶桑；

寻求真理，西渡重洋。

北伐军兴，公为砥柱；

工人怒潮，威震湘沪。

南昌起义，红旗高擎；

万里长征，指挥若定。

西安事变，一发千钧；

逼蒋抗日，公建殊勋。

抗战八载，风云变幻；

身居虎穴，正气凛然。

樽阳折冲，智勇绝伦；

日寇覆灭，又启战氛。

运筹帷幄，决胜疆场；

开国元勋，举世景仰。

总揽国事，日理万机；

深谋远虑，巨细不遗。

光明磊落，忠心耿耿；

崇高形象，永照汗青。

呕心沥血，从不为己；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们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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