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论探胜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许多哲人学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中 ， 不断拓展学术视野 ， 开始了对于诠释学、哲学诠释学的深切关注、重新认识和发端性研究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中国诠释学和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 ， 成为中国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 当今时代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诠释学 ， 不仅应该借鉴西方诠释学的精华 ， 而且必须发掘和阐扬中国古代诠释学的精神、法则与效应 ， 使之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
随着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深入 ， 学者们提出：深入探讨中国诠释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诠释学发生发展的真正规律并阐扬其精神、法则与效应 ， 必须重点考察中国诠释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诠释学之诠释方法论的创造、运用、效应与基本特性 。 诠释方法系统本身作为一种关于经典诠释之目的、途径、策略及其操作程序的选择系统 ， 总是开启着、引导着同时也制约着诠释学尤其是哲学诠释学的发生发展 。
由于相关研究刚刚兴起 ， 其问题本身又很复杂 ， 当今学人似乎尚未形成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基本诠释方法论的全面分析、明确共识和系统理论 。 应从历史实际出发 ， 有力发掘总结进而探察其形成发展的真正规律、追寻其真实可信的历史效应、阐释其对于当代应有的历史启示 。
为了收获具体可信的研究成果 ， 在中外哲人的启示下 ， 我们初步设定了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以历史观察为引导 ， 考察历史上一些诠释学大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派别 ， 追溯其诠释目的、诠释思想的历史渊源 ， 尽可能还原中国古代各种诠释方法论创立发展的历史文化环境；以个案考察为重点 ， 分析一些成就卓著的诠释者对于经典文本词句、段落、篇章之语意与思想的诠释 ， 体察其诠释者与原作者的互动 ， 发掘诠释者对新理论的建构 ， 尽可能切实地总结出古代哲人学者创建和运用的诠释方法论；以古今比较、中西比较为参照 ， 尽可能揭示出中国古代哲人学者创建的各种诠释方法论固有的本质属性、主要特色及其形成缘由；以综合分析为归向 ， 在个案考察的基础上 ， 通过贯通性研究 ， 尽可能揭示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各种诠释方法论的成长历程、真实特性与历史意义 。 通过研究 ， 尽力真实地彰显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历史风貌 。
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的发展历程中 ， 语言诠释方法论是最早形成的 。 当学人本着“索道于当世莫良于典”的认识而解读哲学经典时 ， 最先呈现的便是经典的语言文字 ， 语言文字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 ， 而且构成了人的存在与所属世界的关系 ， 故而“语言是存在的家” 。 所以 ， 中华哲人学者自商周时期以来就逐渐形成了语言的自觉 ， 总是通过运用语言以表达存在、分析语言以揭示存在 ， 这就促进了语言诠释方法论的最早形成 。
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的历史进程中 ， 体验诠释方法论的形成也相对较早 。 它既植根于当时的心理学思想、文艺学理论 ， 又适应了经典诠释的新要求 ， 标志着经典诠释上升到新的境界 。 在理论上予以首倡的是孟子：“故说《诗》者 ， 不以文害辞 ， 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 ， 是为得之 。 ”在当时 ， 其显示出可贵的创造性和开拓性；对后世 ， 则显示出深远的启示性与奠基性 。 有如理学大师朱熹所总结的：中国哲学经典体验诠释方法论 ， 在理论与实践中 ， 都注重“时复玩味 ， 庶几忽然感悟 ， 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使自家意思便与古圣贤意思泯然无间 ， 不见古今彼此之隔” ， 进而达到“自然渐渍浃洽、心与理会”的境界 ， 逐步实现“读了有兴起处”的高远目标 ， 实现相关思想理论的再创造 。
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的历史进程中 ， 与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相互作用并形成特别效应的 ， 是类推诠释方法和贯通诠释方法 。 所谓类推诠释方法 ， 就是在诠释经典文本过程中 ， 对于具有普遍共同特征的同一类事物 ， 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 ， 因其所已达而及其所未达 ， 由一个或几个判断推论出另一个新的判断 ， 从而使人举一反三、逐层深入 。 所谓贯通诠释方法 ， 就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 ， 或者整合同类经典相关理论使之渐成连贯之势 ， 或者类聚史上各家相关注解使之渐成比较之势 ， 然后“考其是非”“兼取众善”“发其精微” ， 使其相互发明、融会贯通 ， 从而实现由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的升华 ， 于万殊之理中识得一本之理 ， 并由此提炼出新的解释 ， 阐发出新的思想 。
中国古代杰出的哲学经典诠释者 ， 总能从实际出发 ， 全面灵活地运用语言诠释方法、体验诠释方法、类推诠释方法和贯通诠释方法 ， 创造哲学经典诠释的特别效应 ， 使诠释方法进入各具特色的胜境 。 就其实际而言 ， 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创造特性的最高效应 ， 主要表现为在诠释过程中 ， 逐步而又切实地实现对相关哲学理论的再创造、对相关文化传统的再创造和对诠释主体的再提高 。 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论 ， 既是诠释文本的方法 ， 又成为诠释“大道”的方法；既是传承理论的方法 ， 又成为创建理论的方法；既是“为生民立命”的方法 ， 又成为实现自我的方法 。
作为诠释主体 ， 诠释者选定某一哲学经典全心投入诠释进程 ， 往往是感受到事业的召唤和时代的激励；同时 ， 多数情况下又必然具有个人的学术自觉与学术期待 ， 为了实现自己精神境界以及相关哲学视野的再提高 。 事实上 ， 其经典诠释越是富于创造性 ， 其精神境界及相关哲学视野的再提高越是自觉和显著 。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 彰显出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创造特性对于促进诠释主体再提高的可贵效应 。
（作者：周光庆 ， 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诠释方法论研究”负责人、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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