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青年到卖国汉奸的人生滑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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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洋政府治下的京兆地方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是为五四运动。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中，列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即山东问题。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国家利益，有国人极度不满，从而上街游行表达不满。当时最著名之口号是“外争国权（对抗列强侵权），内除国贼（惩处媚日官员）”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爱国运动，但三个曾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却在日后成为汪精卫南京政府中的要员，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以汉奸罪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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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誓死追随汪精卫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广州一个官宦家庭，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在1919年1月，陈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运动爆发之初，陈公博对学生运动不感兴趣。然而到北大快毕业时，他对政治突然兴趣大增。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与同为北大毕业的谭平山、谭植棠模仿《每周评论》创立《广东群报》，发表自己的主张，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在陈独秀的要求下，三人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陈公博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 ，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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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22年，因公开支持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陈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后脱党，随即在汪精卫的支持下赴美留学。 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写下了一段颇有预见的话：“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胜利。 ”

陈公博做出了正确的预见，实际行动却相反。

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介绍加入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他很快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打响。在抗战之初，随着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到处弥漫着一片消极悲观的情绪，陈公博逐渐走向“和平主义” 。

1938年11月，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汪精卫降日已成定局。尽管陈公博极力反对，汪精卫反复犹豫后依然决定出走。

12月31日，汪精卫发表“艳电” 。陈公博并没有积极参加汪精卫与日本的一系列密谈，只是停留在香港，一边侍候病母，一边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在汪精卫心腹顾孟余、高宗武与陶希圣先后与汪精卫决裂后，陈公博思虑良久后选择追随汪精卫，成为南京政府政府的二号人物，并且在汪死后接任代主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以汉奸罪被捕， 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周佛海：为爱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 。 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

周佛海一直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陈独秀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

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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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佛海因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遭受中共党内批评后，便产生了不满情绪。此后，他带着杨淑慧再度前往日本就读，实际上与中共脱离了关系，不再参与任何工作，对国内局势的发展也漠不关心。

不过，周佛海之所以停止有关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与当时形势也有关。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参加共产党组织及活动是严加防范的。周佛海回到日本后便被监视，他怕被驱逐回国，以致影响他的前程。

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在得到国民党青睐后，周佛海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此后十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

然而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军的表现，周佛海逐渐变得悲观，他与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 。在日记中周佛海记录了他们当时的心境“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 ，认为共产党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 。

1938年，周佛海协助汪精卫出逃，并在1940年3月30日促成南京国民中央政府的成立。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核心官员，都是由周佛海提名产生的。在周佛海自己的日记中，对于这段历史，他本人是十分骄傲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但是随着美国的参战，周佛海看出形式对日本极其不妙，于是主动与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机关联系，通过军统渠道向蒋介石表示悔改，蒋介石则亲笔回信，让其“暂留敌营，戴罪立功” ，并承诺“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保证” 。

对形势的判断救了周佛海一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因其“戴罪立功” ，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签署减刑令，给予周佛海特赦，由死刑转为无期徒刑，最后病死在狱中。

五四新星梅思平

五四运动之前，浙江温州人梅思平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开始接受新思潮的冲击。

五四运动爆发后，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在校期间的梅思平还曾追求过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其当时接受新思潮的开放心态。 1920年12月，李大钊和北大政治学系的9人公开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 ，其中包括梅思平。该研究会宣告以“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相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

在毕业后，梅思平一度远离政坛，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名编辑。然而当时中国的处境会让每一个有识之士担忧，梅思平与同事陶希圣加入宣传民族主义、民主革命的孤军社，并于周佛海并结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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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1月，周佛海投奔蒋介石后旋即向蒋引荐梅思平、陶希圣和吴文祺，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

1928年10月，陶希圣与梅思平先后在国民党舆论宣传阵地《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左派学者进行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梅思平由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历任江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

但和陈公博与周佛海一样，梅思平的人生轨迹随着日本侵华而改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对“焦土抗战”不以为然的梅思平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一员。八一三事变后，他和许多文官主张“早日了结为好” 。 “日本之侵略固令人无可再忍，但外无奥援，内有隐忧，唯其侥幸于万一，不如忍辱而负重。 ”

1938年春，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级外交官员高宗武、梅思平在以中央驻港特派员的身份赴港，展开对日情报工作。这年秋天，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满洲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撤兵（迅速撤兵及不要求军费赔款），及尊重主权（废除治外法权及退还租界）。会谈还安排了汪精卫脱离重庆国民政府的具体办法。

对于成立汪精卫伪政权梅思平的心理也很矛盾，他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 ”

尽管骑虎难下，梅思平最终选择追随汪精卫。 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梅思平在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

抗日战争结束后，梅思平因汉奸罪被捕，并于1946年9月14日，与陈公博一同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