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硝烟中，一代教育大家竺可桢如何引领 “东方剑桥”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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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广西龙门湾登陆， 24日南宁陷落。此时，西迁至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再次面临危机，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随即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申请迁校。竺可桢，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因浙大学潮，竺可桢临危受命，兼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随后，抗战爆发，他带领一千多浙大师生一起展开了“西迁”流亡之路。此时，日军兵临广西城下，竺可桢只得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再次申请举校搬迁。虽然一再申请迁校，但是，直到3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1月9日，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才正式同意浙大迁到贵州办学。然而，当竺可桢提出，浙大搬迁需要31万元搬迁费时，陈立夫却只同意给6万。这是为什么呢？

竺可桢

几番辗转，浙江大学终于获得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举校再次西迁至贵州。这已经是浙大全体师生的第五次搬迁了。然而，再次迁校却让刚刚来到浙大教授艺术理论和新文学史的丰子恺面露难色，他的家人分住宜山和思恩两处，上有72岁的母亲，下有刚一岁的女儿，一大家子逃难，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战争让人无从选择，只在宜山待了半年多的丰子恺只得收拾行囊，准备再次流亡。然而，就在浙大全体师生再次准备向贵州西迁之时，有77名学生却并没有选择一起同行，而是向南，开赴战斗前线昆仑关。他们是要做什么呢？

丰子恺

1940年2月2日，农历乙卯年腊月二十五，贵州东北部的中心城市遵义，迎来了新一年的第一场雪。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搬迁到了这里。此时，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位于西南战区后方的遵义，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影响，当地人正忙着为旧历新年做准备，餐馆里漂浮着茅台酒的酱香。贵州遵义，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黔北交通要道；这里盛产柞蚕丝、白木耳、桐油、牛羊皮等；许多土地上还种植罂粟。然而，由于遵义是竺可桢一年前就考察好的地址，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大批难民不断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七万多，激增到十万人。一年前空闲的房屋，如今早已人满为患。遵义的房租也比浙大到来之前上涨了6倍。竺可桢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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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浙大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则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又从青岩搬到了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整个浙江大学终于开始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浙大终于稳定下来，竺可桢的个人生活也迎来曙光。 1940年5月11日，已经丧妻两年的竺可桢与在重庆相识一年多的陈汲女士，在遵义举行了结婚典礼。陈汲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在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工作。著名文学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源是她的哥哥。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使陈汲具有出众的气质和学识。与陈汲的结合终于使得竺可桢这颗长期颠沛流离寂寞的心有了安稳之处。然而，安稳的日子才没过多久，就在竺可桢婚后的一个月，也就是1940年6月，宜昌沦陷。宜昌沦陷给搬迁到重庆的大学带来新的恐慌，重庆的米价已高出战前20倍。因此，毗邻四川的贵州也受到影响，遵义的物价随后开始上涨，学生们的生活困难再次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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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结婚照

虽然条件艰苦，浙大的研究成果却异常丰硕。当时，国际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尚未被发现的粒子——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验证。这一时期，浙大物理系教授王淦昌一直关注着中微子探测的进展。 1941年，王淦昌想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办法，但由于湄潭的物理实验室条件实在有限，他没有办法亲自动手探测，便写出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1942年1月，美国《物理评论》杂志刊出了他的这篇论文。而就在王淦昌的论文发表5个月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实验报告——《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并证实，正是按照王淦昌的思路。当时，由于物价飞涨，许多家中人口多的教授都要搞些副业，才能糊口。看到数学教授苏步青自己种菜，王淦昌的妻子决定饲养奶羊，以补充家人的营养，因此，放羊的任务便交给了王淦昌，在湄潭的十字街头，牵着奶羊的大学教授王淦昌，一边走一边思考着轰动世界的物理学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