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商行，天子南库。广州，老牌外贸港的光辉岁月

文/乐迪

广州古称番禺，《淮南子》中提到，秦始皇派50万大军进攻南越时，有一军便“处番禺之都” 。当时全国19个都会中，番禺是其中之一。番禺地处东江、西江、北江交汇处，珠江三角洲北缘，濒临浩瀚的南海，作为岭南水运的枢纽，自然天成，秦汉时期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出现，逐渐形成港市。秦时番禺就存在海外贸易，以犀角、象牙、翡翠、珠玑等异域特产的集散地而闻名，当时的番禺是南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

位于中山四路的南越国宫署遗址（1974年发掘）和解放北路象岗山的南越王墓（1983年发掘），曾出土大量包含海外文化因素的文物，为早期广州的海外贸易历史提供了证据。前203年，秦将赵佗割据岭南建立南越国，在都城番禺（今广州）兴建王宫御苑。遗址内不仅有南越宫苑，还有从秦汉时期至明清、民国共12朝的遗迹遗物。这些遗迹层层相叠，宛如一部记载广州两干多年发展的无字史书。

广州港有长达2000多年的对外贸易史，期间一直保持高度活力，其地位之重要、历史之悠久，几乎无港口能敌。

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墓中出土的波斯银盒、原非洲象牙、红海乳香等也都来自海外。这些物品是广州早期作为海上交通贸易交通枢纽的直接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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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技术精进开辟新航线

汉代我国已存在以印度为中间站的海上中西交通，此时前往印度还是海陆接驳，自日南、徐闻、合浦入海，沿着海岸先后到达中南半岛（包含马来半岛）、印度东南海岸、斯里兰卡等地，因船小抗风力差，不宜深海航行，船队只能沿着北部湾沿岸及中南半岛海岸航行。按照一般的说法，船队到了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东岸后，便舍舟登陆，步行十多天，经过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而到达西岸，再西航经孟加拉湾抵达印度东南部，中国丝绸就是这样辗转流向西方。

当时番禺不是海上丝路的始发港，只承担来自东部沿海一带的沿岸贸易，充当来自交趾湾各港市海外商品的转运站，也称得上是海外奇珍异宝集散地。广州出土过一种汉代托灯的陶塑俑和侍俑，这两种俑的形象异于汉人。托灯俑有男性也有女性，侍俑均女性，站立作捧物状。俑的形象都是头较短，深目高鼻，两额高，宽鼻厚唇，下颚较为突出，身材不太高，胡子与胸毛比较发达，形象与印度尼西亚的土著居民原始马来族接近，也有可能来自西亚或非洲的东岸。从服饰来看，这些俑均缠头，上身裸露或披纱，下体着长裙如纱笼，亦与印度尼西亚一些岛上土著民族风习相似。这种西域风格的人俑在广州的出现是当时中西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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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南向的海上交通多限于带有贸易性质的公使往来，出于经济目的的民间贸易尚未经常化，孙吴立国之后倚重水运，这一情况才发生变化。由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比秦汉时有很大进步，船舶载量增大，已不必靠沿岸逐站补给生活用品，船舶坚硬度提高，性能较前精良，可冒险进入深海。传统曲折绕远的中西方交流航道逐渐被抛弃，新航道应运而生。

新航道自广州启航，经海南岛东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岛海面而抵达东南亚各国，这条航路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从广州到东南亚各地的航程，直接导致了徐闻、合浦的衰微，奠定了广州作为南海交通枢纽的地位。孙吴政权于黄武五年（226年）把合浦以北划出，更名广州，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从广州出发，还可以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经幼发拉底河而至今伊拉克等地，或沿阿拉伯半岛沿岸进入红海，经转运而与地中海相交通。在幼发拉底河的古巴比伦西南希拉，常有人看见印度和中国船在此停泊。此时的广州港已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 ，邻近交州湾港口的东南半岛上一些国家，此时也舍近求远，径直来广州通商，例如古代扶南国与日南港更近，却“遣商货至广州” 。

各国抵达广州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玻璃器、吉贝（棉布）、郁金、苏合、沉植等等。从广州输出商品以丝绸、漆器为大宗，还有从高凉郡（今阳江高州一带）运来的奴隶。广州城百货汇集，应有尽有，珠江水系航道四通八达，可以顺利通往岭北、岭东、岭西，又为疏散这些海外商品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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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国际化的东方大港

坐落在广州市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是古代中国东南西北四大海神庙中唯一保留下来的建筑遗物，它创建于隋朝开皇十四年（594年），距今已有1400年历史，是古代官方大规模出海前祭祀海神的地方，南海神庙建成后历代都有重修，现存为清代建筑。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乘“和平之舟”到达广州，首个考察点便是南海神庙。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 “波罗”梵语指“彼岸” ， “蜜”指到达， “波罗蜜”即“到达彼岸”之意。当地居民不识梵语，俗称南海神庙为波罗神庙。唐代南海神庙热闹非凡，出海祈风仪式频繁举办，足见广州港地位的提高。

唐开元二年（714年），我国第一个掌管海外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在广州设立，直隶朝廷。唐朝朝廷还宣布对外商采取“任其交往通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税率” ，并“常加存问” ，以示“绥怀”的政策。此时的广州逐渐发展到能容纳海舶大小千艘的大港，有石门、大通等作为外港，以供商船停泊、接驳货物，市区有可供船舶避风的内港，城前宽阔的江面上，也可供商船停泊。大唐的开放态度让广州的对外贸易获得空前繁荣，以广州为起点的中西海上丝路开始向东伸展，接通朝鲜和日本，标志着以中国广州为东方中心的世界性海洋贸易圈趋于形成。

唐人贾耽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中国以广州为起点，通达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一条著名商道，名为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至巴士拉港的航线称为东路航道，地点大致包括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境内沿海港口；把阿拉伯半岛沿岸、亚丁湾、红海航线称为西路航道，地点大致包括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境内的沿海港口，而巴士拉是东西路商道的交会点。贾耽的记载，明确表明唐代中国的海舶已经从广州启航，历南海、印度洋，云帆高挂，涉彼狂澜，直驶巴士拉港。这条航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总里程不少于14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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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外商在广州经营宝货生意，吸引各地客商前来交易，广州形成了国际性的珠宝市场。这里商货流转，海外奇珍异宝和香料等舶来品尤为丰富。丝绸、漆器和陶瓷等传统中国出口商品也以广州为集散地，通过丝路走向世界。当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东南亚国家已多达上百个， “雄番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确非虚词。

外国人沿丝路前来广州留居者，有大食、波斯、天竺、狮子国、真腊、诃陵等国商人，据称有十余万之众，有的留居数十年而未归。蕃商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尤以信奉伊斯兰教者为最多。广州市内现存的怀圣寺、光塔与清真先贤古墓，都是唐代伊斯兰文化在此传播的珍贵遗存，曾作为广州申遗海丝史迹点。

番人众多，唐王朝为了便于管理，指定城西南壕东岸蕃舶码头区作为外国人的居住地，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蕃坊” 。在蕃坊设有恭长处理其内部事务，还有蕃市、蕃学，以方便外国侨民生活及子女入学。唐代在广州聚居的外国侨民、商人已达十多万人。

隋朝开辟的大运河沟通了中国南北交通，广州港的货物可以更快分散至中国各处，唐代时道路设施不断完善，广州与长安相距数千里，快马三日可达。作为海陆会同之冲的广州广纳各国货商，已成为一个向国际开放的世界性的东方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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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三路市舶司以广为最

五代割据期间，闽粤政权经济自成体系，独立发展，更需要通过外贸来增加其财源，因此致力于招徕外商，鼓励华商下海贩蕃。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延续，让广州港在北宋时依然拥有其他港口无法匹敌的贸易地位，并进入出口大于进口的利好时期。

宋代从广州启航通过海上丝路输出大量宋瓷，装载出洋贩卖的陶瓷采取“大小相套” ，以减少体积的装运办法。 1977年在珠江口外伶仃岛附近打捞到唐代陶瓷，小四耳缸及碗均套在大四耳缸内。海南岛东部陵水县海滩出土的青瓷碗，也是十个一捆堆放着，体现了当时包装运输的高超水平。地理学家朱彧所写，在北宋末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描绘了广州港装载瓷器出航的情景：“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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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瓷器外，传统的丝织品及五金原料等也占有重要地位。通过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路与海外交往的地区比前更加广泛，尤以东洋地区（即婆罗洲以东，主要为今的菲律宾群岛）和印度洋地区的东非海岸为主。

宋代广州依然是世界性海洋贸易圈中东方的中心。外国商人梯山航海，纷至沓来，有的则带妻儿在广州居住。神宗熙宁年间已是“城外蕃汉数万家” 。其繁荣景象正如时人程师孟诗云：“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当时全国设有三路市舶司，且崇宁初年时“三方唯广最盛。 ”直至南宋初年，广州的市舶收入仍然“倍于他路” 。

宋代市舶司的职责较之唐代更加明确，管理制度也更为完善。元丰三年（1080年）《广州市舶条》出台，规定：

１、商人出海前，须向市舶司呈报所载人、船、物货及所要前往的地点，不许兴贩兵甲器杖及各种禁止出口的物品，且需由殷实之户3人委保，经验查核实后，市舶司才签发给“公凭” ，转买回货归国时，仍应赴原发舶港，缴上公凭并就地抽解，不得隐匿偷漏；

２、对进出口货物采取禁榷、抽解和博买等办法征收市舶税，此为宋代市舶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的财政收入，市舶收入绝大部分直接归于朝廷。此项收入十分可观。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宋绍兴末年，泉州、广南两市舶司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200万缗，而该年朝廷财政总收入为4000余万缗。为保障更多的市舶收入充盈国库，朝廷还制定了一整套惩罚权贵官吏营私舞弊，奖赏发展市舶有功官员的规定。不过宋代这些市舶法则，基本上是因时因事而颁布的敷令，并不具有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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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也曾短暂失去主港地位

宋室南渡，偏安杭州，以东南沿海为其统治的重心，具有海洋性帝国的特点，十分倚重海贸，泉州为杭州输送舶来品远较广州便捷，颇占地利。唐代兴起的泉州，因政治地理的变化而得到迅速的发展。

起初作为广州和扬州海上交通间的中转站泉州，不久便成为南海贸易的另一港埠得到独立发展，宋元之交，终于凌居广州之上。元代时广州虽失去了主港地位，但依然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港口作用。

无论从历史传统因素，还是从地理形势着眼，泉州较之于广州皆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朱明王朝一立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便回归广州。明初于宁波、泉州和广州分别设置市舶提举司。指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市舶司都被罢免或迁司，广州市舶司却始终保留。明初孙费所写的《广州歌》道：“岗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生动地描绘了广州海舶云集，商业繁荣的景观。

不过由于明代实行海禁，仅留贡舶制度，以期与四邻交好而不看重经济作用，整个中国的官方海外贸易局面步步龟缩，滋生了大批私自下海通番的现象。正统以后，民间冲破海禁，百十为群，结伴走私于东南亚各国者日多。明代海禁至中后期已现松动，万历至崇祯年间，广州每年举办一次交易会，会期延续两三个月，有时可达四个月。后根据两次不同的季候风，每年开放两次。中国各地商人源源运来丝绸等商品，以供外国商人选购，大批以澳门为中转基地的葡萄牙商人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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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以澳门为外港贸通东西洋

明代葡萄牙人为什么可以入居澳门，并没有确凿的解释，现在有行贿说、借地晾晒说、助剿海盜有功说等不同版本，总之其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以非法手段窃据澳门，此后便以印度西南岸的果阿为基地，发展果阿和澳门间的贸易。

明代后期的澳门，成为唯一允许外国人居留贸易的港口。澳门能够快速发展起来，最直接的原因也是“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 。对内，澳门以广州为商品采购和流通的集散地，执行广州外港功能；对外，澳门是全球贸易大循环的重要一环。明代后期，葡萄牙人以澳门为基地，开辟了澳门——果阿（隶属印度的一个邦，以海滩闻名）——里斯本航线，澳门——长崎航线，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航线。这三条主要的国际贸易航线沟通了四大洲（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和三大洋（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构筑了当时最大和最重要的东西方贸易网络。澳门因此也成为繁荣一时的国际贸易中转港。

当时从澳门运出的都是中国著名的特产，包括丝货、绸缎、棉布、棉线、瓷器、铁器、金、铜、锡、水银、糖、火药、花生、栗子、枣子、药材等，其中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大宗也最受欢迎。 “这里是中华帝国最繁荣的港口。仅葡萄牙人每年就从这里运走五万三干箱丝织品。重十二盎司的金条二千二百个，七担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

在1570－1600年，葡萄牙人所经营的澳门至长崎航线几乎垄断了中日贸易。据估算，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每年从澳门运到日本的中国商品就达60万－100万克鲁札多（1430年至1911年间流通的葡萄牙货币之一，１克鲁札多约合中国白银１两）。明后期禁止与日本的通商贸易，而中国丝货在日本广受欢迎，需求量很大，所以在日本，丝价远在中国市价之上。葡萄牙人为了垄断中日丝货贸易以获取厚利，禁止西班牙人从菲律宾到澳门或广州采购丝货，然而在17世纪初，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分别通过走私贸易和“朱印船”的形式加入到中日贸易之中，后来又有荷兰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对日贸易，于是澳门至长崎一线在中日贸易中所占份额大为缩减。

另一条从澳门经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航线，是16世纪和17世纪世界上最长的大三角国际贸易航线，甚至可以说是航经马尼拉的中国商品船只，造就了这里的繁荣。由于经这条航线贸易的主要商品是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 ，又因为沿着这条航路航行的主要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帆船，固又被称为“大帆船”贸易。

从世界各地运回澳门的货物，包括胡椒、苏木、白银、棉花、象牙、檀香等，其中又以白银为最多。明代周元暐的随笔《泾林续记》中记载：“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咽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奇诸物，多有至数万者。 ”

海外贸易如此兴盛，但事实上澳门却不能作为单独港口发展。葡萄牙人以澳门为枢纽的东西方贸易，是建立在对广州的高度依赖之上。起初的20年，葡人只被允许在澳门与中国商人买卖，经营中介贸易，同时明朝政府严格限制中国商人运销澳门的货物种类和数量。每年春夏间番舶抵港，最初只允许两三舶，后变为数舶，后又加倍。在明政府眼中，葡萄牙人仅被视为他们对外贸易的代理商，替他们把中国商品销往国外，并为他们购回外国货物。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葡萄牙人的商船获准可以像朝贡国一样到广州直接贸易，澳门的对外贸易拥有了充足的货源和市场。

明朝后期，在闭关政策的影响下，广州成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澳门港口也随之上升到垄断地位。不过葡萄牙商人在华事件频出，他们长期偷税漏税并参与走私贸易，又在澳门建城墙、筑炮台，并发生“蔑视澳官”“抗杀官兵”“蓄养倭奴”等违法事件引起明朝廷的疑虑和警觉。崇祯四年（1631年）广东官府禁止葡人进入广州贸易，只令中国商人载货下澳。澳门的贸易大受影响。葡萄牙商人不得不派使团到广州谈判，未果。崇祯十三年（1640年）明朝皇帝正式下诏令禁止葡人到广州贸易。

澳门实际上承担的是广州外港的功能，作为中转港，澳门的进出口货物主要通过广州向各地集散，澳门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广州贸易。外国商船来广州，需要在澳门执行港口停泊，查验、上税等职能。日本、欧洲、美洲的中国商品，都是来自广州的供应。随着广州大门的关闭，澳门港的黄金年代一去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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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因“一口通商”富甲天下

清代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最后的贸易中心，是清朝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 “十三行”延续明代旧称，指众多行商，并不真的就是13家。鸦片战争之前，外国人到中国做生意，必须通过清政府特许与从事外贸的行商进行交易。行商经营对外贸易，也须个人提出申请，官府审核后批准。行商代表朝廷管理海路邦交和贸易事务，因而西方人称他们为“皇商” 。行商有秉命封舱、停市、约束外国人等行政权。外国人一切陈请要求，都必须由行商转呈，不得与其他中国商人交易。

十三行不仅享有外贸特权，还代表政府向外商传达政令，收缴税饷，甚至管理外商人员。每当外国商船到达广州时，十三行就会派遣精通外语、熟悉业务的人员与他们接治。十三行的所在地也就成为清朝的外贸特区。

清初荷兰、英国等国多次遣使来华，要求对华直接通商，扩大双边贸易，均遭到清廷拒绝。雍正初年，规定西方商船一律停泊广州黄埔港，除商人外，水手等不得上岸。雍正末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频繁派船只到浙江沿海贸易，企图进入江南丝绸市场，宁波大有“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的势头。为了遏制西方商人北上浙江，清廷下令浙海关提高税收，借以迫使西人回到广东，但效果并不显著。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大为不满，颁布谕旨除粵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停止闽、浙、江三口对外贸易，广州成为“一口通商”之地，独占中国对外贸易的鳌头，这一优势一直保持至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50年代。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广州“富甲天下” ，十三行有“帝国商行，天子南库”之称。

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西方国家开始在广州设置商馆，这些商馆是行商出租给外国商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同时也作为驻华贸易与外交的办事机构。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首先在广州设立商馆。雍正年间，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也相继建立。外国商馆专为外商活动而设，每个商馆前都竖立本国国旗，标明国籍，颇具异国情调。 18、19世纪，广州的外销画家和西方画家创作了大量有关广州商馆及外商生活情景的作品。

道光二年，十三行所在建筑群落不幸失火，焚烧了七天七夜，传说那些溶入了水沟的洋银居然凝结成一条长达一二里的银块。可见当时商馆规模的奢昂庞大。 1856年，残存的“十三行”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付之一炬，英国商人也将经营中心转至香港， “十三行”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一口通商”的繁华殆尽，属于广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也最终走到尽头。

参考资料：《古代中国的港口经济、文化与空间的嬗变》《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广州港史》等

帝国商行，天子南库。广州，老牌外贸港的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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