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的大刀向谁砍去：武则天夺权的手段如何影响了之后的历史？

公元655年，武则天成为皇后。

在不懂历史只看后宫热闹的情况下，大家会认为这是历史长河中一场正常的后宫情仇，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只见新人笑不见后人哭的争宠故事。

但这场以皇帝李治为男主角的大戏，好像一场蝴蝶效应，对日后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连锁反应。

最直接的影响是武则天成为皇后之后，立马扬起了手中的大刀，磨刀霍霍向猪羊。

间接的影响则是，官员的游戏规则彻底改变。

“废王立武”是一场艰苦的硬仗。在皇权不振和年轻君王的情况下，李治和新的同盟者武则天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因为李治和武则天面对的是自魏晋以来财富和势力积累了几百年的士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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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士族，简单来说，就是以家族为核心，以联姻为纽带，在社会上形成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仅有着很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在文化上也自诩为“家学世传” 。

这样的一个阶层，对于皇帝来说，好的时候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娶这些家族的女子为妻子，当妃子，让士族做巩固权力和统治的急先锋。大家一起共享权力的果实。差的时候对皇帝来说就是最为强大的敌人。皇帝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当皇帝的目标与利益和士族背离时，士族就为团结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阻止皇帝的任何行动。

李治不管是为了摆脱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老年顾问团的掣肘也好，还是真爱武则天也罢，不管不顾一定要废弃发妻王皇后，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当一个自由的皇帝。

李治和武则天取得了小胜后，武则天接过丈夫的大刀，就好像厨娘砍白菜一样，把士族打击得一蹶不振。

第一招：用《姓氏录》取代《氏族录》。

《氏族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好比全国贵族指南名录。有点像现在的福布斯排行榜，能上榜的人都不简单。

能够列入其中的家族，就是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

不能列入其中的家族，再怎么嘚瑟，也是只寒门一族，自然比士族低矮一截。

这种贵贱之论不仅得到官方承认，在普通大众中也有极高的认可度。所以，家族姓氏列入《氏族录》的人极力维护它的权威，不在其中的人拼命攻击它。

武则天家族的姓氏和她当皇后时期主要的心腹爪牙，许敬宗和李义府都不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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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是想法设法挤进《氏族录》，武则天的做法是打破它。既然利用不了，就毁掉它。

武则天同意许敬宗修改《氏族录》的奏请。主要的修改思路是，不再以门第和出身为编撰标准，而是以官员的品阶为衡量标准。

官员品阶的分水岭是五品。凡是大唐五品及其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写入新编撰的《姓氏录》。品阶不到，不管是不是士族，都不得录入。

这一举动，就好比现在各大平台的大V认证。士族的大V认证被取消，采用了新的大V认证规则。而在新的游戏规则下，士族们玩不过新兴玩家。

这一招，对未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再完全取决于世袭的权力和财富，而是需要靠子孙考取功名的能力和在官场中的官职高低。

这是武则天打破士族和庶族之间壁垒的第一个策略，非常有效。门阀士族开始加速衰落。

《姓氏录》这一招，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消除了氏族自恃甚高的人望，换做现代化的说法，就是让士族丧失了品牌形象和品牌价值。

第二招：完善科举制，作为入仕的主要渠道。

前面讲到武则天用来打击士族势力的第一招，就是《姓氏录》。《姓氏录》的评判基础是官员的品阶。

评判标准变了，玩法也变了。既然是用品阶来判定，那么如何获得品阶的方式也变了。

一开始，那些号称“家学世传”的士族在科举考试上占据了优势。比起寒门子弟，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资源，比如书籍、比如老师，以及更为重要的财力支持。

但是拥有资源并不等于可以好好利用资源。世家子弟，自发向上的不多，倒有可能演变成纨绔子弟。在科举上，他们拼不过满是想要出人头地抓住机会就要出头的草根子弟。

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打造依赖于自己的官员队伍，对科举制的各项措施，进行大力改革，政策上对平民阶层非常有利。

武则天首先增加了科举考试的频率，而且在登基成为女皇的第一年，还增设了殿试环节，亲自考核中举的学子。殿试后来演变成为科举制度的常规环节，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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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没有古印度那种严苛的种姓和阶层之分，但是古代能够参加科举的人，必须是身家清白的人家。武则天放开了科举考试的门槛，工商杂类人家出身的人，都可以参加考试。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准入门槛，也造成了武则天时期官员泛滥的趋势，但整体结果利大于弊。唐高祖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官员中占比不高，但是到了武后时期，科举出身的官员可以高达四成。武则天在朝廷上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任用了78个宰相，大部分是采用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

科举和《姓氏录》这两个举措，在武则天掌权期间实行了几十年。

几十年岁月，武则天有的是时间和精力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和大众认知。

士族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再也无法和皇权一较高下。

如果说上述两个策略带来的影响力绵长而深远，那么后面的这个举措效果立竿见影，堪称“短平快” ，又血腥异常。

第三招：大兴杀戮

如果列一份武则天的死亡名单，那么后人不寒而栗。

这份名单很长很长，里面包含诸多大臣，宗室子弟和血脉至亲。这其中就有她的姐姐、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乃至自己的儿女。

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首先消灭的是在后宫和她争宠的前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王氏和萧氏都出自望族，为此他们的家族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家产被抄，爵位被夺，子孙要么被流放充军，要么被砍头，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前皇后王氏的父亲死后都被人挖棺抛尸，挫骨扬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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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支持过王皇后的大臣，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武则天刚刚登上后位，地位不稳的时候，还曾经上书唐高宗李治，请求表彰来济和韩瑗。说他们二人不畏强权，敢于反对皇帝立后的举动，正好说明他们秉持公心，值得表扬。

地位稳固后，武则天开始大力清洗政敌。这个时候，她无须再继续扮演贤淑的皇后了。

那些资历深背景强大的敌人，纷纷被贬，丢掉了性命。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于志宁等，都被武则天一一击退。

这仅仅是个开始。武则天为了巩固权力，和那些忠于李唐皇室，那些不反对她但是反对女主称帝的人斗得死去活来。每一次到了关键节点上，都要兴起血雨腥风，像割韭菜一样，割掉政敌的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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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宗室和大臣们面对武则天的屠刀，心惊胆战，但又无可奈何。

这在武则天为了改朝换代，实行酷吏政治期间，达到了顶峰。

在公元697年，武则天已经登上帝位七年了。箕州刺史刘思礼意图谋反，本来是一家之事。但在严刑拷打下，刘思礼胡乱攀扯和自己有过节的人，最终有三十六家惨遭灭门，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武则天对此轻车熟路，这些家族大多都具有较大的权势和影响力。四十多年来，武则天一直采用这些方式，用诬告、谋反、牵连等连环组合拳，消除有可能对她构成一丁点儿威胁的潜在敌人。

酷吏政治实行到最后，连武则天身边仅存的儿女和子侄都如芒背在刺。来俊臣这样的得志小人，发现身边已经无人可以拿来陷害，无法再邀功的时候，居然把目光锁定在太平公主、李旦、张易之和武家诸王身上。

如果说武则天诸位子女和武家诸王有通力合作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次了。武则天的子女和本家侄子们，联合在一起，反击来俊臣和他的爪牙。

经此一事，武则天才发现，她大部分的敌人已经倒下了。如果再用以往那套方式杀下去，估计会杀到自己头上来。

为此，武则天才叫停了长达十四年的酷吏政治。

武则天大兴杀戮，不仅是为了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还是为了和整个传统社会上男性掌权的正统价值观挑战。她的滥杀和嗜杀，她的行政措施，最终都指向一个目的，巩固自己的权力和统治。

《姓氏录》和科举制度，使得武则天周边集聚了一大批支持她的大臣集团。他们大多出身普通，反对门阀和士族，毫无根基，必须依靠君权或者后权，才能实现抱负。

这些庶族官僚，与武则天在一起，互相扶持和依附，成功挤占了士族把持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士族，从此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生活在云端的阶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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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的这些举措，成为士族衰落的起点。从此之后，士族的地位，就好像一个抛物线的下半段，迅速下滑。尤其是利用科举，打开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家族地位不在世袭，而是用官员品阶来定义。一个家族如果子孙不给力，那么家族地位就会断崖式下跌，沦为白丁之家，使得上层向下的通道也被打开。为了保住地位，一个家族的男性成员就得拼命读书，拼命考试，拼命忠于皇权，那么大臣的权力永远无法威胁到君权。

曾国藩曾经把家庭分为四种，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及孝友之家。其中他对孝友之家最为推崇，认为可以延绵十代八代，因为以家风为传承的家庭，内核最为深厚。而官宦之家最为危险，仅能延绵一代，因为官宦之家的子孙最容易在祖辈打下的功劳簿上坐吃山空而毫无危机感。

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武则天对付政敌的大刀，无意中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家庭模式——官宦之家，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的大臣官场生态圈。

综合武则天的一生，政绩上很有成就。她杀戮很重，但不能全盘否定。她恶行累累，但好的措施也不断。身为一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不会不明白，有些人不该杀，但不得不杀。所以，在临终前，她留下遗言，要求去除帝号，放过她之前治罪的情敌和政敌后裔，并留下无字碑，也算是一种自我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