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去世3周年：一生处世和光同尘，却对张爱玲“偏见”颇深
导语：有一年 ， 香港学者冯睎乾曾送了杨绛一本《宋淇传奇》 ， 杨绛“见一章谈张爱玲 ， 即发表意见 ， 谁知话一出口 ， 照顾她的阿姨即掩住她的嘴 ， 笑着喊奶奶不要乱说话啊” 。 从这个细节来看 ， 杨绛对张爱玲的确是有些偏见的 。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1997年早春 ， 阿瑗去世 。 1998年岁末 ， 锺书去世 。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 ‘世间好物不坚牢 ， 彩云易散琉璃脆’ 。 现在 ， 只剩下了我一人 。 ”写下这段话14年后的2016年5月25日 ， 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 享年105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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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杨绛为自己的文集作序时 ， 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 。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 ”然而 ， 就是这样一位“随遇而作”的“业余作者” ， 恰恰给我们留下了最值得品读的文字 。 从她笔下流淌出来的文字 ， 平淡、从容 ， 却又意味无穷 。
文学伉俪的恩爱秀：从互题书名到互相理发
文学伉俪的恩爱秀：从互题书名到互相理发
1932年 ， 21岁的杨绛 ， 以苏州东吴大学学生的身份来到清华大学借读 。
早在4年前 ， 杨绛就一心要考取清华大学外文系 ， 无奈当时清华大学在南方没有招生名额 ， 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 4年后的春天 ， 东吴大学因故停课 ， 杨绛为了完成学业 ， 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 北上迈进清华大学的校门 ， 圆了自己的清华梦 ， 也认识了钱锺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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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杨绛
钱锺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 还是由“媒人”引荐 ， 他就是钱锺书的表兄 ， 后来对精细有机化工有杰出贡献的孙令衔 。
当时 ， 杨绛去看望自己的老同学孙令衔 ， 而孙令衔要看望自己的表兄钱锺书 。 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 ， 三人相见 ， 孙令衔对钱锺书说“这是杨季康（杨绛）” 。 又向杨绛说“这是我表兄钱锺书” 。 相互寒暄过后就匆匆离开了 。
根据吴学昭执笔的杨绛先生传记《听杨绛谈往事》描述 ， 孙令衔曾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 ， 又跟杨绛说 ， 他表兄早已订婚 。 钱锺书决定问个清楚 ， 于是写信给杨绛相约见面 。
见面后 ， 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 。 ”杨绛以同样的句式回应这个22岁的无锡老乡：“我也没有男朋友 。 ”于是 ， 两人从相识相知 ， 到相守相助 ， 再到最后相别相失 ， 走过了整整66年 。
还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 ， 两人早在1919年就已见过面 ， 8岁的杨绛曾随父亲杨荫杭去过钱锺书家做客 ， 只是当时年纪尚小 ， 印象寥寥 。 按照常理来说 ， 两家都是无锡本地名士 ， 相互之间有拜访来往也是情理之中 。
和钱锺书一样 ， 杨绛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 。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 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学家 ， 曾翻译过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法学著作 。 在担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时 ， 一贯主张司法独立的杨荫杭曾在1917年调查津浦铁路管理局租车购车舞弊案 ， 传讯交通总长许世英而轰动一时 。 杨绛的姑妈 ， 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 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
一个是“蔚然而深秀”（杨绛评钱锺书）的天之骄子 ， 一个是“缬眼容光忆见初”（钱锺书评杨绛）的大家闺秀 ， 这一对同样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恋人 ， 表达的爱意也充满了含蓄和温情 。 其中有一个很温馨的细节就是 ， 他们两人发表的作品 ， 经常会相互题写书名 。
1947年 ， 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 在这部作品的扉页中 ， 特别注明了书名题字人是杨绛；1979年 ， 中华书局出版的钱锺书古文笔记体著作《管锥编》 ， 书名题字也是杨绛 。
在1987年 ， 杨绛出版散文集《将饮茶》 ， 钱锺书为这部作品写了三幅书名题字供出版社挑选 ， 最终因为套装书要统一封面风格的原因 ， 题字用在了扉页中；1988年 ， 杨绛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洗澡》 ， 1993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绛作品集》 ， 封面题字也都是出自钱锺书手笔 。
这对文学伉俪不仅互题书名 ， 生活中还有相互理发的习惯 。 在杨绛93岁高龄时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 ， 其中就提到了这件小事 。 钱锺书为杨绛理发的时候喜欢用剪刀 ， 而杨绛则掌握了使用电推子的技巧 。 一笔带过的轻描淡写 ， 字里行间却充满了温暖的回忆 。
钱锺书家境富足 ， 以至于除了读书写字做研究 ， 生活中的他都自叹“笨手笨脚” ， 不会划火柴 ， 不会打蝴蝶结 ， 分不清左右脚 ， 不会用筷子 ， ……生活上 ， 基本全靠杨绛照顾 。 杨绛的一句“不要紧” ， 能让钱锺书把再大的事情都坦然放下 ， 安心埋头学术研究 。
钱锺书在伦敦时 ， 面部生了一个疮 。 杨绛从一位英国护士那里学会了做热敷 ， 安慰钱锺书说：“不要紧 ， 我会给你治 。 ”就这样 ， 杨绛认认真真为钱钟书做热敷 ， 几天后 ， 杨绛把脓拔去 ， 钱锺书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 。
杨绛怀孕期间 ， 钱锺书每天都会去医院探望 ， 但开口总是“我做坏事了” ， 要么是打翻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染了 ， 要么是把台灯摔了 ， 还有一次把门轴弄坏了 。 每次杨绛听到这些 ， 总会说：不要紧 ， 我会修 。 等杨绛出院之后 ， 果然都将钱锺书弄坏的东西一一修好了 。 民国“先生”：站在鄙视链的最顶端
在中国近代史中 ， 被人们尊称为“先生”的女性不多 ， 杨绛是其中一位 。 和同时期的“民国四大才女”相比 ， “先生”这个称谓更多的给人一种文人特有的风骨与洒脱 。
或许是受到“文人相轻”的影响 ， 大师频出的民国时期文坛 ， 鄙视链几乎无处不在 ， 仅仅“四大才女”和几位“先生”之间 ， 就存在一条众所周知的鄙视链：张爱玲看不起冰心 ， 公然道宣称不屑与冰心、白薇等人放在一起比较 ， “冰心的清婉常常流于做作”；冰心看不起林徽因 ， 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影射林徽因矫揉造作、工于心计；林徽因则看不起被泰戈尔认为才华在林之上的凌叔华 。
从他们各自的作品和书信中 ， 多少都能寻到印证这条鄙视链的蛛丝马迹 。 但是 ， 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就站在了鄙视链的最顶端 ， 在她之上 ， 还有“先生”杨绛 。
坊间一直存在着关于杨绛看不起张爱玲的传闻 ， 但是都没有直接的佐证 ， 直到冯睎乾的一篇《贤妻的偏见——杨绛评张爱玲》出现 。
有一年 ， 香港学者冯睎乾曾送了杨绛一本《宋淇传奇》 ， 杨绛“见一章谈张爱玲 ， 即发表意见 ， 谁知话一出口 ， 照顾她的阿姨即掩住她的嘴 ， 笑着喊奶奶不要乱说话啊” 。 从这个细节来看 ， 杨绛对张爱玲的确是有些偏见的 。
这种停留于一鳞半爪的猜想和推断 ， 最终在杨绛的书信中得到了证实 。
2016年 ， 杨绛去世 ， 她的好友钟叔河先生公开了杨绛生前的两封亲笔信 ， 其中一封写于2010年 ， 当时杨绛99岁高龄 ， 其中有涉及到对张爱玲的个人评价 。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 ， 我对她有偏见 ， 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 ， 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 ， 故意奇装异服 ， 想吸引人 ， 但她相貌很难看 ， 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 ， 注：应为‘痘’） ， 同学都看不起她 。 我说句平心话 ， 她文笔不错 ， 但意境卑下 。 她笔下的女人 ， 都是性饥渴者 ， ……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 ， 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 ， 在我 ， 汉奸是敌人 ， 对汉奸一概不宽容 。 ‘大东亚共荣圈’中人 ， 我们都看不入眼 。 ”
杨绛以“偏见”起笔 ， 然后引用他人之口陈述 ， 言外之意 ， 因为“偏见” ， 愿意相信他人对张爱玲的评价；至于对张爱玲个人生活的评述 ， 自然是因为每个人的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同导致的 。
整篇文字 ， 杨绛对张爱玲文学方面的评价仅仅是“她文笔不错 ， 但意境卑下 。 她笔下的女人 ， 都是性饥渴者 。 ”这句 ， 这种评价或许可以视作“文人”和“才女”之间的不同 。
相对应的 ， 张爱玲对杨绛的首次评价 ， 出现在一封写给友人丘彦明的书信中 。 此前 ， 丘彦明曾邮寄过杨绛的《干校六记》给张爱玲 ， 之后在和友人的通信中 ， 张爱玲如此写道：“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 ， 那么冲淡幽默 ， 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 ”
一贯傲慢视人的张爱玲能给出这番评价 ， 可见是杨绛的文笔的确是打动了这位才女的心 。
为什么杨绛不待见张爱玲 ， 而张爱玲却欣赏杨绛的文笔？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是两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阅历：一个是爱情美满、婚姻幸福的书香世家闺秀 ， 一个是生活坎坷、命途多舛 ， 早早感受过人间悲苦的孤独灵魂 ， 和光同尘的杨绛 ， 怎能理解茕茕孑立的张爱玲？
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一句话 ， “每逢你要批评一个人的时候 ， 你要记住 ， 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这样的优越条件 。 ”这句话用在杨绛先生身上 ， 虽然听者逆耳 ， 却也合乎情理 。 《我们仨》的出版界神话：万里长梦中的学者家庭
1980年 ， 杨绛在《文学评论》第三期发表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 ， 其中写道：“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 ， 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 ， 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 ， 但光照所及 ， 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 。 ”这句话 ， 不仅是对自己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 ， 更是站在69岁的人生节点 ， 对之后文学创作树起的一个参照 。
如果梳理杨绛一生的写作历程就会发现 ， 最能体现她作品风格和文学成就的创作 ， 大多集中在自己的后半生 。
比如 ， 被翻译成翻译成英、法、日等多种语言多个译本的《干校六记》 ， 写于1981年杨绛70岁高龄；写尽她对丈夫钱锺书和女儿钱瑗最深切绵长怀念的《我们仨》 ， 起笔于92岁高龄；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并形成自己思考的《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 是在杨绛96岁高龄病愈出院后完成的 。
在杨绛后期创作的作品中 ， 《我们仨》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 简洁而沉重的语言 ， 写出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交织的日子 ， 彰显着近代中国社会与文化此起彼伏之中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 。 借用该书出版编辑董秀玉写在腰封上的话说：“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 ， 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 相守相助 ， 相聚相失 。 ”
《我们仨》起笔于2002年 ， 92岁的杨绛用一百多天写完了大约九万字的初稿 ， 交给了出版社 。 当时 ， 董秀玉在读初稿的时候问了一句：“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 ， 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绛回答说：“所以 ， 到现在才动笔写它 。 ”
《我们仨》出版后 ， 并没有做任何市场推广宣传 。 杨绛认为 ， 鼓动读者买书这种事情太商业了 ， 她不喜欢 ， 于是和出版社约定：她自己不接受采访 ， 三联也不要在媒体上谈这本书 。
但是 ， 这本书的销量却创造了出版界的神话：首印三万册在12天内销售一空 ， 甚至有人形容说“‘一印本’神秘失踪” 。 之后半月内连续加印3次 ， 每次都是前一批书还没有下机器 ， 后面的加印单就来了 。
据统计 ， 《我们仨》在第一年就发行了47.5万册 ， 至2016年 ， 销量已超过100多万册 。 遵照杨绛先生的要求 ， 三联将《我们仨》的全部版税都寄给了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
在平装版《我们仨》的出版印刷过程中 ， 还出现过一次因加印导致的错版 。 设计这本书的封面时 ， 有两个方案可选 ， 一个是浅棕条纹纸风格 ， 也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 ， 另一个是印有钱锺书全家合影的黄绿色封面设计 ， 最终 ， 出版社选定了前者 。
首印三万册的数量直接导致印刷厂备货不足 ， 在反复要求加印的情况下 ， 条纹纸封面用纸供应不足 ， 就出现了大约两、三万册改用黄绿色封面纸的情况 ， 算是一个意外的“错版” 。
杨绛去世3周年：一生处世和光同尘 ， 却对张爱玲“偏见”颇深// //
杨绛和《我们仨》
《我们仨》不断创造出版界神话的背后 ， 是杨绛和家人以及出版社共同努力的结果 。 可以说 ， 这本书是以和生命赛跑的姿态完成的 。
按照最初的设想 ， “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 ， 钱瑗写父母 ， 杨先生写父女俩 ， 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 。 ”但是 ， 因为钱瑗身患疾病的缘故 ， 这个温暖的设想并未完全实现 。
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钱瑗躺在病床上 ， 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 。 后来写得实在艰难 ， 停下笔之后 ， 就再没能拿起来 ， 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 ， 钱瑗去世的前6天 。
杨绛在《我们仨》的结尾中写道：“1997年早春 ， 阿瑗去世 。 1998年岁末 ， 锺书去世 。 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 。 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 。 ‘世间好物不坚牢 ， 彩云易散琉璃脆’ 。 现在 ， 只剩下了我一人 。 ”2016年5月25日 ， 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 ， 享年105岁 ， 当年失散的“我们仨” ， 又重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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