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摘自《长征记》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自右向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得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十分震惊，不敢轻举妄动，并调整部署，全力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在南侧，西北军主力第17路军以两个师主力驻守宜川、韩城、白水地区，东北军将主力两个军一个部署于延安、甘泉、鄜县、洛川一带，一个军部署于甘肃合水、太白镇地区并拟东调进入陕西黄陵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在北部，陕北军阀以一个师部署于榆林、横山、靖边、定边一带，不断向南袭扰，企图夺占陕甘苏区的安塞、安定、瓦窑堡等地；在东部，陕北军阀一个师据守米脂、绥德和清涧地区，山西军阀阎锡山晋绥军的步兵四个旅、骑兵一个旅进入陕西，分别位于吴堡、义合镇和神木、府谷地区，并对神府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清剿” 。在西面，国民党军在宁夏、甘肃边境地区部署了两个师。国民党军从四面对陕甘苏区形成了封锁、围困。

如何巩固与扩大苏区，当时中央和红军内部有两种意见：博古等人主张红军应该“稳固地向前发展” ，也就是继续实行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行之有效的“以巩固求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南，与东北军、第17路军作战，寻求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毛泽东此刻则放弃了自己所独创的“波浪式推进”的方略，主张红一方面军充分利用当时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大举东征，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 ，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

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央和红军内部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本质，在于是采取机械地、教条化的思想路线，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路线。博古等人虽然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坚决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在具体问题上却难以摆脱程式化、教条化思维，认为“以发展求巩固”是“冒进”、“冒险” 。更多的人则是不理解毛泽东，更不理解红军为什么要放弃一贯实行的“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在战争指导上，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一切以夺取胜利、发展红军为第一要务。他东征山西的军事战略设想，是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分析之上，同时又基于对军事形势的细致解剖，高瞻远瞩，是为红军找到的一条既求生存，又求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军事方略。他因此说服众人，最终形成了东征的战略决策。

瓦窑堡会议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在鄜县以西、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并派出一部协同陕甘苏区地方武装围攻甘泉、围困延安。

正在此时，原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浩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蒙古辗转来到陕北苏区。他也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成功到达中国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第一人。

张浩带来了两条主要的信息：一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决议精神；二是斯大林同意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这对于一直以来想取得苏联援助的中共中央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于11月20日和25日两次致信毛泽东，主张迅速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

毛泽东考虑到红军需要休整、扩大，根据地需要巩固，于11月30日复电张闻天，主张“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继而，他又于12月1日给张闻天写信，进一步详细地指出：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标；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今子长县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新时期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张浩（即林育英， 1935年12月由苏联回国，到达陕甘苏区）、郭洪涛等人出席。会议全面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相应地调整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

会议于25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之后，现在又在并吞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 “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的特点” 。 “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决议还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并就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扩大与巩固共产党等问题，指明了党的方针与政策。

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是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和东征的意义。他指出：在陕甘苏区的北面，陕北地方军阀兵力虽不强，但临近长城和长城外荒无人烟的沙漠，红军没有发展前途。西面宁夏、甘肃边境地区，国民党军兵力也不多，但系地瘠民贫、人口不多的回民聚居区，红军发展也是困难重重。南面的关中、渭北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密集，但靠近国民党军的西北大本营西安，有东北军和第17路军八个多师驻守，蒋介石的中央军一部也正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红军如向南发展，必将与国民党军重兵相抗，前途未卜。只有东面的山西，提供了红军发展的空间。山西军阀阎锡山号称拥有十万人的晋绥军，但分布在晋绥两省，缺乏同红军作战经验。同时山西是日本急谋夺取的华北五省之一，也是红军直接对日作战的重要通道。阎锡山媚日反共，派出五个旅“进剿”陕北苏区，严重威胁着苏区的巩固。红军东征，师出有名，容易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正处在全国大变动的前夜，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苏区必须迅速向外发展，红军必须迅速得到扩大，而“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 。东征山西，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对日直接作战，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抗日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走向新的高潮，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的老巢，可以把入陕的晋绥军调回山西，缓解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山西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便于红军扩大兵员，解决给养以及筹款和征集作战物资。一举四得。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于12月23日以毛泽东报告的军事报告为基本内容，形成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在中国红军和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时状况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 。党的战略方针是， “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 。 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还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同时应估计到1936年下半年红一方面军有可能和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争。要求红一方面军猛烈扩大到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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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的红军部队

为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决议对红一方面军的任务和行动步骤做出明确的规定，指出：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大任务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为此，红一方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应确定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并分作三个步骤完成上述任务：第一步，在陕西，为巩固陕北苏区和确保东征山西时后方的安全，应给北面和南面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扩大红军五千人，组建红28、红29军；扩大整理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着手组织骑兵旅、蒙古游击队；完成东渡黄河的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等。以上限于1936年2月5日前完成。第二步，东征作战，准备以六个月的时间，击破阎锡山之晋绥军主力，消灭其一部；开辟晋西五县以上地区为初步的苏区；扩大红军，筹措资财；调动入陕之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陕北苏区已失的土地；完成北出绥远的各项准备；保证必要时回陕所需的船只；加强对河北与陕南等地的游击战争的指导；沟通与苏联和红2、红6军团的通信联络。第三步，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进攻程度，决定红军由山西向绥远进军的时机。

决议还对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各地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作了充分估计，提出了在长江南北原有苏区、日本占领区和“自治”区游击战争的目标与方针，并总结了九年来指导革命战争的经验，系统地阐述了“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为了加强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决议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成的权力” 。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是在中国革命的转折时刻，是在红军扩大发展的重要时刻，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制定了全党全军进入新阶段的基本战略方针，为红一方面军规定了战略任务，指明前进方向。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红军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陕甘苏区进入了巩固与发展时期。

东征准备

12月24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依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军事战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随后，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周恩来颁布了《第一步行动计划中的后方工作计划》。红一方面军在陕甘苏区党政军民的支持、配合下，全面转入东征作战准备。

首先是扩大、充实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陕甘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至1936年1月，五千余名青壮年参加红军，另有七百五十多名伤病员出院归队，一百八十四名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到部队，并争取了二千多名俘虏兵参加红军。红一方面军以红1军团扩编为三个师，除保留原红2、红4师之外，以第1、第13团为基础，加上新建的第3团，重建了第1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其他各部也做了调整充实，方面军辖两个军团六个师，总兵力增加到一万两千七百人。陕甘苏区地方武装部队力量也得到加强。在北线，以陕北独立第1、第2、第4团为基础组建了第28军，辖三个团一千二百余人，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在南线，以红军第1团及中宜、宜川独立营和华池等县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军第29军，暂编两个团，萧劲光任军长，朱理治任政治委员。此外，还整理与扩建了六个独立营、十个基干游击队。

为了打击南北两线进犯之敌，确保红军东征后后方巩固，同时迷惑国民党军，隐蔽东征作战的准备与意图，从12月下旬开始，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展开北征和南征作战。刘志丹、宋任穷指挥红15军团第78师、军委骑兵团和红28军组成北路军，北出横山，向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军第86师发动进攻，包围横山县城。彭德怀率方面军主力南下进至洛河以东宜川、洛川之间，以第1、第13团和第81师围攻甘泉，红1军团主力在宜洛地区扫除民团据守的围寨，开展群众工作，并派红4师进出于宜川、韩城、郃阳（今合阳）、澄城、洛川5县城之间，发动群众，扩大苏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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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中共中央在此期间积极进行了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派出李克农与东北军第67军军长王以哲秘密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日、互不侵犯的协议。为表示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反蒋之诚意，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1月中旬解除对甘泉之包围，并由宜、洛地区北撤。这一成功的统战工作，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围剿”部署，使得陕甘苏区所面临的南部威胁得到缓和。

一切准备都在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决定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率领中央政治局在东征作战中随红一方面军行动，另以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共西北中央局，周恩来为书记，王稼祥病愈后参加会议，负责红军的后方工作，坚持陕甘苏区的斗争和开展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月19日，军委下达《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东征山西，开辟山西抗日根据地；要求陕甘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支援前线，保卫后方。

但是，东征作战事关重大，毕竟红军长征初到陕北，主力大举东征，后方力量单薄，如果国民党军趁机进攻苏区，一旦陕甘苏区失守，而东征作战又无法到达预定目的，则后果不堪设想。因而，虽然东征作战准备全面展开，但许多高级指挥员依旧对此忧心忡忡。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致电中央，提出红军还是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巩固陕甘苏区上，可考虑向北发展。如果决意东征山西，必须确保在蒋介石中央军大举增援的情况下，红军主力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这一建议反映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看法，其核心是担心东征山西，会丢了陕北根据地。彭德怀后来说：“我的这种想法，反映了红军当时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 ”当然也有人有其他考虑，李德此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对战略意见书》，指责东进山西，并转进到绥远，接近中蒙边境，是“想挑起日苏战争” 。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和作战指导思想， 1月31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东征作战的意义、目的进行了详细说明，耐心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并批驳了李德的观点。他强调：东征山西，讨伐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有利的。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同时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等问题。他充分尊重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指出：在东征作战中，一定要保证黄河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

会议最终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进行东征，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为左路军，红15军团为右路军。

在黄河东岸，统治山西二十四年的阎锡山自红军直罗镇战役胜利一直处于紧张之中，生怕红军会乘胜东进，威胁其封建统治。为阻止红军东进，他以四个旅一个团连同沿黄河沿岸各县的十二个“防共保卫团” ，统归晋绥军前敌总指挥、第34军军长杨爱源指挥，布防在黄河东岸黑峪口至禹门口之间三百多公里的地段上，控制渡口，并构筑大量碉堡，部署各种火器，设置多层工事，力图凭借黄河天堑阻止红军东进。

能否越过黄河天堑，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是东征作战成败的关键。延长会议后，根据彭德怀、毛泽东的电令，林彪、徐海东分别带先头师师长和先头团团长到河岸现地侦察，较详细地掌握了渡河点附近及突破点的敌情、地形等情况。彭德怀、毛泽东也亲自到黄河沿岸侦察渡河点情况。

在清涧县的袁家沟，毛泽东深入调查了黄河沿岸的情况，并亲自到黄河岸边的铺子洼观察对岸敌情。他曾经设想利用黄河结冰期指挥部队从冰上过河，但调查后发现这一年开春早，部分河冰已经开始解冻。考虑到部队东征后与西岸的交通联络和准备必要时回渡，他决定改变渡河点，选择河面较窄、地形较隐蔽的延水关至福禄坪地段上实施槽渡。

清涧县袁家沟红军总部机关旧址

2月7日，大雪初霁。毛泽东再次来到黄河岸边。壮丽的北国风光引得他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指点江山，直抒胸臆，革命领袖、卓越统帅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就这样，毛泽东吟诵着“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指挥红一方面军踏上了东征的征程，展开了巩固与扩大陕甘苏区的征战。

东征山西

2月18至20日，红一方面军下达东征作战命令和补充指示。命令规定，方面军第一步作战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 。为达成渡河行动的一致，毛泽东专门下达命令：行动“一律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 。

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红1军团及红15军团第81师为北路，红15军团主力为南路，在陕西绥德县沟口至清涧县河口一带，突然发起渡河战斗。

东征战役经过要图1（1936年2月中旬～4月3日）

红2师第5团以曾国华为队长，由二十四名勇士组成突击队，在夜色掩护下，乘坐两只木船冲入黄河。汹涌的河水夹带着冰块直泄而下，船到河心，被对岸晋绥军发现，枪弹、炮火打得河面冰屑、水花四溅。勇士们毫不畏惧，疏开船距，奋力划桨，由偷渡转为强渡，疾冲对岸。在船靠岸边的一瞬间，曾国华高喊：“跟我上!”带着二十四名勇士跳上对岸，短兵相接，以猛烈的火力击退了晋绥军的反扑，迅速夺取了岸边的碉堡，牢牢控制了滩头阵地。在岸边指挥战斗的师长刘亚楼立即令二梯队出发，与突击队会合后，全面占领了晋军河防阵地，并乘胜追击，占领山西中阳县三交镇。与此同时，红15军团先头部队第75师第223团也强渡成功，攻占了石楼县贺家凹。红75师参谋长毕士悌，在指挥部队攻占敌滩头阵地时壮烈牺牲。至21日拂晓，红2、红75师全部渡河，以一部掩护后续部队渡河，主力分别经小算镇、义牒镇向石楼前进。 23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控制了辛关、老鸦关、转角镇、三交镇各渡口，占领了包括三交、留誉、义碟各镇在内的横宽五十余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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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黄河的骑兵

阎锡山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土崩瓦解，极为惊慌，一面急电蒋介石请求支援，一面调整晋绥军的部署，令在陕北“清剿”的晋绥军四个步兵旅撤回晋西，共集中七个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堵截红军。

毛泽东根本不给阎锡山调整部署的时间，指挥红军迅速扩大战果，完成战役展开。 25日，红1军团向吕梁山区前进，对中阳县城发起攻击。阎锡山派出独2旅增援。独2旅是阎锡山的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经常担负救援任务，号称“满天飞” 。独2旅行动迅速，先头第4团加强一个炮兵连很快进入关上村，旅主力则集结于石板上。林彪立即决定，改取围城打援，乘独2旅立足未稳，集中军团主力歼灭之。 26日下午，部队发起进攻，红1、红4师由西北向东南，红2师由南向北，合击关上村之晋绥军第4团。红军居高临下，攻势凌厉。晋绥军退守村北高地上的一座寺庙，红1师师长陈赓指挥部队以猛烈火力压制敌军，工兵连续爆破，在围墙上炸开一个豁口，部队一拥而上，消灭敌人。独2旅旅长周原健见第4团被歼，带着旅主力向汾阳逃命。红1、红4师穷追猛打约二十五公里，于27日在郭家庄附近将逃敌大部歼灭。 “满天飞”折戟沉沙，阎锡山大怒，将侥幸逃命的周原健撤职查办。

在红1军团激战关上村的时候，红15军团主力也向隰县进击，先头红225团在石楼以南歼灭从黄河边溃退之敌一个营，军团主力随后在隰县西北之蓬门一带与救援石楼的晋绥军第69师第203旅遭遇，徐海东指挥部队先敌展开，猛烈攻击，激战一昼夜，歼敌一个营，击溃一个营，俘敌营长以下三百余人，随即东进吕梁山区，于27日进占晋西交通要地隰县水头镇。

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伤亡三百余人，歼灭与击溃晋绥军五个团，俘虏一千二百余人，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随后，红1、红15军团主力分别在以关上、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休整；随军东征的中共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则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大力开展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方面军直属队等部在叶剑英的指挥下，巩固渡河点，确保后方联络线的畅通；留在陕北的周恩来指挥红28军及陕北地方武装乘晋绥军东撤，迅速收复吴堡、葭县、神木、府谷等被占的苏区之地，使黄河东西两岸连成一片，并继续发展同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保障红军巩固的战略后方。

阎锡山堵截红军作战受挫，孤注一掷，调集起所有可机动的部队编为四个纵队，以石楼为中心，对红军发动全面反击。 3月4日，晋绥军由北东南三面向红一方面军逼近。毛泽东再次展现了抓“枢纽”的本领，决心“以关上、水头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 。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分别阻击南北两路进攻之敌，主力于兑九峪镇西南地区隐蔽待机，准备首先歼灭晋绥军第2纵队于兑九峪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彭德怀抵达大麦郊指挥战斗。

9日，晋绥军第2纵队由孝义向大麦郊、水头镇方向推进，主力进入兑九峪地区。 10日7时，红1、红15军团同时发起攻击。担任正面进攻的红1师和右翼红15军团主力迅速击溃晋绥军一线部队，但晋绥军主力占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第2纵队司令杨效欧亲率卫队拼死反扑，红军连续进攻均无法奏效，战斗陷入僵持。此刻，晋绥军援军第70师两个团赶到，战场兵力增至十三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同时晋绥军第3纵队一部则向红1军团主力侧后迂回。红军歼敌时机已经丧失，继续恋战将陷入晋绥军的包围之中，毛泽东果断下令部队撤出战斗。

兑九峪战斗虽然未能全歼敌人，并被迫撤出战斗，但毛泽东却在战后迅速抓住了胜利的转机。他认为，此战晋绥军两个团遭受重创，第2、第3纵队不得不撤到孝义、汾阳休整补充，阎锡山的反击计划已经受挫，正是红军全面反击的大好时机，因此指挥部队不退反进，全线出击。林彪指挥红1、红4师和红75师两个团迅速东进至汾阳附近；聂荣臻率领红2师等部向北逼退晋绥军第4纵队；程子华率领红15军团主力在水头、大麦郊以南迫退晋绥军第1纵队。阎锡山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全线出击，只得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晋绥军的第一次反击以失败而告结束。

蒋介石得知红军东渡入晋后，既怕且喜。怕的是红军出山西得到发展，东进冀豫等省妨碍他推行对日妥协的卖国政策；喜的是阎锡山长期在山西称“王”割据，是他的心腹之患，现在正可借消灭红军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因此，阎锡山请求增援后，蒋介石立即做出反应，先后从河南、湖南等地抽调中央军约十个师，委任陈诚为总指挥，驰援山西。 3月上旬开始，中央军部队陆续进入山西，而晋绥军则积极准备对红军再次实施反扑。

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而且是蒋阎军队绝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是避敌退却，返回陕北，还是留在山西，继续发展?以“发展求巩固”的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决定以攻对攻，以方面军主力向汾河流域及同蒲铁路南段的出击，打乱蒋阎军队的进攻部署，扩大占领区，扩大红军，发展胜利。 3月12日，红一方面军在大麦郊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确定：以红1军团并指挥第81师（欠一个营）为一路（后称右路军），担负主攻，出击霍县，尔后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并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15军团第78师、第75师主力和军团直属队为一路（后称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第15军团第75师第224团、第81师一个营和正在组建的第30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等部（后称中路军），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巩固已占地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并以一部控制吕梁山区要点，牵制晋西方向的晋绥军主力四个纵队。

3月16日，红军开始行动。右路军突破汾河堡垒线，红1军团主力包围霍县城，红5团沿同蒲铁路向赵城、洪洞方向进击。左路军进抵灵石以西地区，并以一部佯攻姚家山和灵石县城。

第二天， 3月17日，晋绥军新的反扑行动开始。阎锡山命令晋绥军主力四个纵队向石楼方向全线进攻，夺回被红军占领的沿河地区及渡口。防守黄河沿岸地区的红军部队力量单薄，很难抵挡晋绥军主力的进攻，黄河渡口岌岌可危。

但毛泽东镇定自若，眼睛盯住的不是黄河渡口和退路安全，而是红军发展与壮大的有利时机。他断定，阎锡山将主力投入争夺黄河沿岸地区，山西内陆的晋南、晋西北和太原等富庶地区防守兵力必定空虚。因此，果断决定：以小部兵力在中路牵制晋绥军的主力，主力分兵北上、南下，猛烈扩张，筹款扩军。 18日，毛泽东、彭德怀电示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右路军迅猛南下，兵出晋南，相机夺取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左路军迅速北上，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向晋西北发展。

红军各部立即行动。左路军红15军团主力急速北进，于22日进至太原以西的双龙、岔口镇地区，袭击晋祠，逼近太原，吓得阎锡山紧急调兵加强太原城防，并在绥靖公署的门前垒积沙袋，构筑工事，自己躲在公署内二门不出，见人就骂。就在阎锡山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红15军团主力却潇洒地继续北上，进入了岚县、兴县地区。

右路军红1军团南下后，至23日，占领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曲沃等县的广大村镇，切断同蒲铁路交通。汾河流域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商业发达，是山西最富庶的地区之一。红1军团在此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基层苏维埃政权，并招收新兵五千余人，筹粮十万余斤，每人都缝制了两套崭新的夏装。官兵们高兴地称之为“人财两旺” 。

此刻，蒋介石的中央军十个师已经大举入晋，加上晋绥军的四个纵队，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团，超过二十万人。阎锡山与陈诚会商后，决定将中央军编为第1路，由陈诚任总指挥，分别部署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主要“进剿”红军右路军，并防堵红军向河北、河南转进；晋绥军编为第2路，由杨爱源任总指挥，分别部署在晋西、晋西北地区，主要对付红军左路军和中路军。蒋介石为策应山西的“进剿” ，还命令驻陕西的东北军、第17路军进攻陕北苏区，从西面封锁黄河，阻止红军西返，企图将红一方面军各个击破，分别围歼于山西境内。

3月下旬，晋绥军以石楼为中心，向黄河沿岸渡口猛烈进攻。红军中路军在叶剑英的指挥下，英勇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掩护物资特别是笨重物件西渡黄河。战至29日，石楼方向的红军炮兵营及笨重物件安全西渡，方面军首长遂决定中路军暂时放弃义碟及沿河渡口，同时令在陕北神木、府谷、葭县地区活动的红28军迅速东渡黄河，配合左路军行动。 31日，红28军于罗峪口附近渡河，进入晋西北。

4月初，晋绥军占领黄河渡口后，主力开始向红军左、右两路军发起进攻。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左、右两路军逐步收拢，以便集中歼敌，粉碎敌人“进剿”计划。中路军以主力在隰县、灵石间牵制敌人，以一部兵力在永和以西地区破坏黄河封锁线，保证与陕北后方的交通联系。据此，红军左、右两路军从4月4日开始，边抗击敌人进攻，边逐步向晋西地区集中。左路军红15军团主力在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后，一路冲破敌人的拦阻，并在师庄、三角庄地区击溃晋绥军第196旅，全歼该旅第392团，于4月14日进至大麦郊地区休整，并进行整编，将原第75师第223团扩编为第73师，下辖第217、第218、第219团；原第75师第225团扩编为第75师，下辖第223、第224、第225团；原第78师不变，下辖第232、第233、第234团；原第75师第224团三个营分别编入三个师；原第81师正式脱离军团建制，归方面军直接指挥。整编后，红15军团下辖三个师，每师三个团，每团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排。

红28军在直罗镇附近与红15军团分手，向西转进。 13日，第28军开始进攻三交镇，激战两日未克，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于17日进到康城镇附近，同方面军总部会合。在三交镇战斗中，军长刘志丹亲赴第一线观察敌情、指挥战斗，于14日不幸牺牲。刘志丹是陕甘红军和陕甘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深受陕北人民爱戴。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于1936年决定，将烈士故乡陕西省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

毛泽东为纪念刘志丹题词

右路军于4月4日开始分路向西转移。为调动敌人，林彪、聂荣臻虚晃一枪，首先指挥部队南进，吸引敌人主力于晋西南，尔后急速北进，横扫乡宁、吉县地区，摧毁平渡关至清水关之间约四十公里的晋绥军沿河据点，于21日集结于大宁以北、桑壁镇西南地区隐蔽休整。

至此，红军左右两路军均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和围攻，完成了收拢兵力、集中作战的预定计划，粉碎了敌人分别聚歼红军于南北两线的企图。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开始准备派代表赴莫斯科，同共产国际商议对日作战彼此共同步骤问题、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中国红军向绥远发展创立局面问题、技术帮助以及人员帮助等问题。国民党军跟踪而至，中央军与晋绥军采取堡垒主义推进的战法，以主力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至新绎、河津的弧形封锁线，并以一部兵力驻守石楼、隰县、大宁、永和等重要城镇，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之。在黄河以西，东北军第67军等部和第17路军第42师一部也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分别在鄜县、甘泉和韩城、宜川一线构筑工事，准备从西面封锁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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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纪念刘志丹题词

毛泽东、彭德怀在全面分析敌情之后，认为由于国民党军兵力猬集，红军继续在山西顺利作战的条件已经丧失，而陕西的神府区域和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区域和甘肃的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为红军提供了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有利条件，遂决定避敌锋芒，暂时撤出山西，返回陕北，转向西方作战。

5月2日，彭德怀、毛泽东下达西渡黄河命令。方面军各部迅速分批由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渡河，至5日全部返回陕北苏区。在红军西渡之际，陈诚曾命令国民党军三个纵队星夜追击，企图抢占渡口，歼灭红军于黄河东岸。但当他们追到黄河岸边时，红军已经集结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坪地区休整、总结经验和作新的战斗准备。蒋介石、阎锡山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的计划彻底破产。

历时七十五天的东征作战，红军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官兵四千余人，缴获各种枪四千余支（挺）、火炮二十余门；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吸收了八千多青壮年参加红军，筹款三十余万元，达到了扩大红军、巩固苏区的目的。同时，红军在山西二十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革命力量，激起了山西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那样：东征作战， “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

红军结束东征作战后，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建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第17路军主力等共16个师另三个旅，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首攻目标是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苏区东北部。此外，晋绥军4个多师位于黄河东岸的晋西、晋西北地区，防备红军再次东渡入晋；宁夏军阀部队两个师位于陕甘苏区西面，防堵红军西进；东北军骑兵军主力及第51军等部驻防甘肃境内待机。

中共中央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军事上，陕甘地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第一，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2、红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第二，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第三，坚决地进行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执行这三项任务的目的，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情况，中革军委决定：以红1、红15军团和红81师、军委骑兵团共一万三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策应红2、红6军团及红四方面军北上；以红29军主力（两个团）、红30军、陕北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阻挠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西渡黄河，并牵制上述国民党军及陕北、渭北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以红28军准备出陕南，协同在陕南坚持斗争的红74师，巩固与扩大鄂豫陕苏区，吸引蒋军主力南下，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后因情况变化参加西征）。

5月14日，红一方面军在陕北延长县大相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总结东征作战经验，进行西征战役的动员。会后，中央调整了红1军团的领导人，林彪调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军团参谋长左权任代理军团长。

此刻，在西方野战军即将展开作战的战场上，国民党军部队总兵力为26个师约30万人，但在陕甘宁3省边境地区则兵力薄弱，只有宁夏军阀马鸿宾第35师步骑兵八个团，驻守在环县、庆阳、镇原一带；第15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7师师长马鸿逵部步骑兵十二个团，主力集中在黄河以西的宁夏腹地，一部驻守定边、盐池、豫旺等地。 “二马”虽然反共坚决，但防区广人，兵力分散，是个较薄弱的方向。因此，军委确定的西征基本作战方针是：对西线东北军部队大力进行统战工作，避免正面冲突，集中力量进攻宁夏“二马”的两个师。 5月18日，军委正式下达西征战役行动命令，规定西征的第一步任务是：夺取并赤化安边、定边、环县、曲子地区。

5月19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动。红1军团为左路军，红15军团为右路军，红81师、军委骑兵团和野战军机关、直属队随右路军跟进。 5月30日，左路军红1军团进至元城镇地区，前卫第2师抵近曲子镇。驻守该地的国民党军第35师第105旅旅长冶成章骄横跋扈，作战骁勇，绰号“野骡子” 。他得知红军到来，率特务连及骑兵团一部约300多人抢先占据曲子镇。红2师立即包围曲子镇，于1日15时发起攻击，突入镇内。冶成章赤膊上阵，率部疯狂反扑，与红军展开混战。左权、聂荣臻赶到最前沿观战，令红2师师长杨得志投入预备队，坚决消灭敌人。红军官兵边打边进行阵前喊话，经过反复冲杀和激烈的巷战，全歼敌军，活捉“野骡子” ，缴获各种枪二百余支（挺），汽车五辆。与此同时，红4师庆阳方向马岭附近击溃第105旅一个营，进占阜城。 6月2日，马鸿宾以第103旅三个营、第105旅三个营及骑兵团向阜城反击，红1军团主力迅速迁出至阜城附近，对敌猛攻，歼其大部，俘其官兵一千一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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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部分红军将领，左起：左权、彭德怀、聂荣臻、陈赓、孙毅、聂鹤亭

曲子镇、阜城战斗，沉重打击了马鸿宾的第35师，据守环县、洪德城之敌军闻风撤退。红1军团控制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一线城镇。在此期间，红15军团攻占了宁条梁，包围安边堡，主力进至宁夏边境；野战军直属队及第81师在宁条梁地区大力开展地方工作，政治解决了与红军对抗的城川寨、小桥畔等回民堡寨，争取了回族教民的拥护和蒙民的同情，打破了马鸿逵防堵红军西进的防线。

6月7日，红军继续西进。右路军红15军团第73师第219团于11日攻占同心城，军团主力进至王家团庄附近地区；左路军红1军团主力于13日进占七营、上新堡地区，切断了国民党军第35师余部经七营、同心城大道向中宁、石空堡北撤的退路，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并进行了创建苏区的初步工作，胜利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

在西进作战期间，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于6月10日下令，以红28军、红81师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由红28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统一指挥，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及小桥畔、城川寨、堆子梁等要点的任务，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内蒙古地界，东与陕甘苏区连接之广大地区进行创建苏区工作，同时控制有力一部，准备消灭敌之增援部队。

6月14日，西方野战军确定西征作战第二阶段的基本任务：“以最大努力赤化占领区域，摧毁安边、定边、豫旺（堡）及豫旺城的（等）支点，打击敌出扰部队，肃清民团，解决本部给养、冬服材料” 。各路军随即继续西进。

6月16日2时，归中路军指挥的红78师突袭陕宁两省边境县城定边，守军马鸿逵部新7师骑兵第1旅第1团第2营仓皇由西门溃逃。 17日，红28军主力和骑兵团进驻定边城。红78师及骑兵团主力继续向盐池进击，全歼守敌新7师骑兵第1旅第2团第1营两个连及民团二百余人，于21日3时攻占盐池城。中路军红28军、红81师和骑兵团则完成对安边堡的包围，并于7月3日击溃国民党军第86师增援部队。

右路军红15军团第75师和军团直属队于27日2时攻占豫旺县城，歼灭马鸿逵部两个骑兵连及反动地方武装、民团近一千人，俘二百八十余人。随后转向韦州城进击。马鸿逵派骑兵三个团驰援韦州，并于5日以骑兵三个团另两个营向南进犯，企图夺回豫旺县城。红75师在红城水一带设伏，毙伤敌三百余人，迫敌退回韦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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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在豫旺拍摄的红军号手

左路军红2师于6月20日攻占七营镇，逼近东北军防区。此前，中共中央通过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与东北军达成了停战的默契，约定东北军部队不超过庆阳、镇原之线，红军则以该线以北地区为根据地，向西进取固原（今属宁夏）以北及豫旺县地区。然而， 7月初，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及第35师余部，开始大举进攻红军。东北军背信弃义，毛泽东于7月14日致电彭德怀等西方野战军首长，指出：“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 7月17日，何柱国指挥骑兵第6师向七营地区红2师阵地进行试探性进攻，红2师当即将其全部击溃。此刻，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鉴于红军已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无隙可乘，严令何柱国停止进攻。

7月27日，中央军委确定结束西征战役，西方野战军部队就地转入休整备战，准备南下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西征作战中，西方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七个营，击溃三个团又五个营，俘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二千余支，战马五百余匹，占领城镇十余座，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纵横各两百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西征作战中，红军官兵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在回民聚居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和群众组织，组建回民武装，采取区别于汉人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打击群众痛恨的官僚、土豪和进行分配土地的斗争，得到了占领地区广大回族人民的热烈拥护。野战军的建设也有新的发展，红1、红15军团各组建一个骑兵团，充实了第81师等部，并协助陕甘宁军区组建独立师、独立团，征集了众多物资。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期间， 6月1日，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太原成立，总指挥陈诚任命汤恩伯为前线指挥，指挥中央军第13军第4、第89师和晋绥军第72师、第209旅等部，从晋西柳林、军渡地区西渡黄河，企图首先肃清陕北红军，尔后向西寻求红军主力作战。 6月上旬，国民党军各部渡过黄河，在驻陕北的第84、第86师配合下，采取堡垒推进的战法，准备分别向南、向北“清剿”红军。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也随后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6月中旬由延安地区分三路向北进攻，企图进占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中共中央和军委在分析了敌情之后，认为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之下，瓦窑堡迟早必失，为争取主动，保存力量，同时避免与东北军发生直接战斗，于15日决定中央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向西转移，并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统一指挥东线各军及地方部队继续抗击进攻之敌。 7月10日前后，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红军大学按照预定计划，西迁至保安、吴起镇等地。红29军主力、红30军在陕北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以积极的游击战争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晋绥军部队在侵占了陕甘苏区东北部的一些城镇，并完成修路、筑碉计划以后，重点转为巩固已占领地区。东北军、第17路军的进攻行动也在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以后转向缓和。国民党军的进攻因此而基本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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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苏区一景

1935年12月至1937年7月，是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过渡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与服从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斗争方针与政策面临调整。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刚刚经过长征，实力单薄，又地处贫瘠狭小的陕甘苏区，受到国民党军封锁围困，红军和苏区的巩固发展都受到很大限制，稍有不慎，就难以站稳脚跟。红军的发展既面临机遇又面临挑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形势，正确地把握了方向，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客观求实的军事战略，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作为全党全军的基本战略方针。在敌多我少、敌强我弱的总势态下，把握有利形势和时机， “以发展求巩固” ，以进攻求稳定，果断地发动战略性进攻战役，以凌厉的攻势和灵活的战术纵横驰骋于三晋大地和陇东高原，胜利地进行了东征、西征战役，建立起拥有两百万人口、约十三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在这一期间发展到两万余人，并与国民党东北军、第17路军建立起日益广泛、密切的统战关系。红军的东征、西征作战，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实现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根据地放在西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