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唐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是什么？
如果说长城区隔的消解 ， 在地理空间上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距离 ， 表现了太宗华夏观念上的自信开放精神 ， 那么 ， 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夷夏之间贵贱有别的敌视情绪 ， 也是横亘在一统局面下非常棘手的问题 ， 对此 ， 太宗和他的贞观朝臣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贞观四年 ， “突厥既亡 ， 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 或西奔西域 ， 其降唐者尚十万口” ， 于是 ， 贞观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置突厥来降的大辩论 。 参与者有颜师古、李百药、窦静、温彦博、魏征数位名臣以及许多没有记名的朝士 ， 太宗是这场辩论的召集者、主持者以及裁决者 。 是“受”之塞内 ， 还是“弃”之塞外 ， 这场激烈的辩论对突厥问题大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 并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夷夏观念 ， 其中接受派以温彦博为代表、离弃派以魏征为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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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等人坚决反对的理由 ， 大致有四条 。 其一 ， 戎狄人面兽心 ， “弱则请服 ， 强则叛乱 ， 固其常性”(魏征) 。 其二 ， 戎狄不可教化 ， “不可以刑法威 ， 不可以仁义教 ， 况彼首丘之情 ， 未易忘也”(窦静) ， 因此无法给予希望 。 其三 ， 戎狄为中国隐患 ， “今降者众近十万 ， 数年之后 ， 蕃息倍多 ， 必为腹心之疾 ， 不可悔也”(魏征) ， “置之中国 ， 有损无益 ， 恐一旦变生 ， 犯我王略”(窦静) 。 其四 ， 有惨痛的前事之鉴 ， “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 ， 郭钦、江统 ， 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 ， 武帝不从 。 后二十余年 ， 伊、洛之间 ， 遂为毡裘之域 ， 此前事之明鉴也”(魏征)[4]6075-6077 。
温彦博等人接受的理由 ， 大致有两条 。 其一 ， 王者无外 ， 靡有所遗 。 “王者之于万物 。 天覆地载 ， 靡有所遗 。 今突厥穷来归我 ， 奈何弃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无类 。 ’”(温彦博)其二 ， 以夏变夷 ， 可以教化 。 “若救其死亡 ， 授以生业 ， 教之礼义 ， 数年之后 ， 悉为吾民 。 选其酋长 ， 使入宿卫 ， 畏威怀德 ， 何后患之有”(温彦博);“教之耕织 ， 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朝士) 。 同时 ， 在接受派的内部 ， 对于将突厥安置塞内何地 ， 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案 。 方案甲为河南说：“宜悉徙之河南兖、豫之间” ， “永空塞北之地”(朝士) 。 方案乙为河北说：“请皆置之河北 。 分立酋长 ， 领其部落 ， 则永无患矣 。 ”(颜师古)方案丙为塞内说(即实边说)：“徙于兖、豫之间 ， 则乖违物性 ， 非所以存养之也 。 请准汉建武故事 ， 置降匈奴于塞下 ， 全其部落 ， 顺其土俗 ， 以实空虚之地 ， 使为中国扞蔽 ， 策之善者也 。 ”(温彦博)[4]6075-6077
两者相较 ， 魏征等人的史观 ， 显然还是停留在“据乱世”与“升平世”的阶段 ， “内诸夏而外夷狄” ， 为安全计 ， 思想非常谨慎保守 ， 是狭隘的族群中心主义 。 而温彦博等人的夷夏观 ， 适应了历史的发展 ， 在大一统形势下 ， 将四夷族群纳入华夏体系 ， 以夏变夷 ， 用先进的文明教化落后的文明 ， 共同“止于至善” ， 达到“升平世” ， 从而实现天下一家“大同之世”的愿景 。 而且 ， 在这一新的族群内部 ， “全其部落 ， 顺其土俗” ， 而不“乖违物性” 。 此“物性” ， 并不是魏征所言突厥之“人面兽心” ， 而是指戎狄的生活习俗 ， 即所谓的“先王建国 ， 夷夏殊风 ， 君子教民 ， 不求变俗”[6]1875 。 如此 ， 四夷一家 ， 华夏族群呈现文化多元的样态 。
接受派的观点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 ， 因此太宗“卒用彦博策” 。 值得注意的是 ， 两派争论的焦点 ， 即戎狄“人面兽心” ， 究竟能不能教化 ， 还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 。 夷夏史观中这一古老的命题 ， 如果得不到解决 ， 即便是将突厥纳入塞内 ， 汉人内心深处依然会有芥蒂 ， 从而影响族群的和睦 。 太宗深谙此道 ， 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夷夏族群关系的新命题 。 贞观十八年 ， 太宗曰：“夷狄亦人耳 ， 其情与中夏不殊 。 人主患德泽不加 ， 不必猜忌异类 。 盖德泽洽 ， 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 ， 则骨肉不免为仇乱 。 ”[4]6216此论断 ， 堪称千古绝调 ， 给夷夏有别观以致命一击 。 他直指古人所谓“戎狄人面兽心”原本是一个假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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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从“人性论”出发 ， 认为人性有善恶;而太宗则从“人情论”出发 ， 发现“人情不殊” ， 而此命题的前提条件则是“夷狄亦人耳” 。 对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 ， 比起隋文帝的“圆首方足”[6]1815 ， 更具人情味道 。 如此 ， 华夷本是同类 ， 而非“异类”;既然同类 ， “人情不殊” ， 那么胡汉之间就不应该相互“猜忌”敌视 ， 故“四夷可使如一家” 。 太宗进而提出：“自古皆贵中华 ， 贱夷、狄 ， 朕独爱之如一 ， 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 ”完整地表述了新的“平等”夷夏观 。 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兽心、不可教化的矛盾 ， 故华夷之间心无芥蒂 。 可贵的是 ， 太宗的情化观 ， 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 而且他还真诚地将之付诸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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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华夷将领同等爱护和体恤就是证明 。 如贞观十九年 ， 突厥族的李思摩(原名阿史那思摩)随太宗出征 ， “中弩矢 ， 上亲为之吮血 ， 将士闻之 ， 莫不感动” 。 而且 ， 在用人方面 ， 他也突破种族界限 ， 任人唯贤 ， “唐代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 。 建国时 ， 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 。 有人统计 ， 唐朝宰相369人中 ， 胡人出身的有36人 ， 占1/10 。 《唐书》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7]16 ， 其中出身鲜卑族的长孙无忌曾被任命为宰相 ， 并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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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的夷夏平等观 ， 意义重大 。 从戎狄的角度来讲 ， 能起到以情感人 ， “畏威怀德”的作用 。 正如太宗所云：“突厥贫弱 ， 吾收而养之 ， 计其感恩 ， 入于骨髓 ， 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 ， 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 ， 其情可见矣 。 ”[4]6216“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 ， 不能服戎、狄 。 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 。 ”[4]6247对突厥的成功收服 ， 正是“情化”的结果 。 《通鉴》载 ， 唐太宗死后 ， “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 ， 闻丧皆拗哭 ， 剪发、剺面、割耳 ， 流血洒地” ， “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4]6269 。 此种痛不欲生、感恩戴德的场面 ， 在我们知晓太宗夷狄“情化”观之后 ， 丝毫不再感觉史笔的夸张 。 因为 ， 千百年来 ， 一直作为弱势群体 ， 被优越的华夏人敌视和轻蔑 ， 一旦获得人的尊严 ， 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国的待遇 ， 其感恩之情当何如哉!就此而言 ， 太宗的平等观 ， 在华夏族群的重构中 ， 获得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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