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沅陵县：夜郎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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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黔中郡太大，因为沅陵太大，于是沅陵不但牵扯三苗、百濮，而且在寻根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迭起的情况下，还牵扯一个让人争论不休的夜郎国。尽管这“夜郎国”在大汉沙文主义的词典里包含更多的是贬意，但今天的黔、湘相关区域的人们，却仍然对“夜郎”津津乐道、不厌其烦，而且争相抢注，据为己有。如保险业中的“再保险”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夜郎自大” 。《辰州府志》《沅陵县志》都有历史上的沅陵曾划地设立“夜郎县”的记载，于是沅陵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夜郎之争” 。既然这样，夜郎之事就有必要成为“沅陵往事”的论题之一。当人们明白了“夜郎”的来龙去脉之后，真正弄懂了“夜郎”的含义之后，也许就会降低争抢的幼稚性和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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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籍中的夜郎

《史记·西南夷列传》首先叙述夜郎：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魁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由司马迁的叙述可知：夜郎为一部落，相同的部落数以十计，夜郎最大；相邻还有滇部落，邛都最大；部落都事耕种，且有城镇村落；部落族群随着放牧的牲畜到处迁徙，没有固定的居住之地，也没有长帅，他们活动的地方有几千里。司马迁的叙述全面而实事求是，为古夜郎定下了基调。

《史记》开了头，后来者就好办了，这也是许多中国古代史家创造历史的“游戏规则” 。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就进一步叙述：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周之季世，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泝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植牂柯，系船於是。且兰既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反，遂留王滇池。 ……有竹王者，兴於遯水。先是有一女子浣於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闲，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养之。长有才武，遂雄夷濮，氏以竹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

常璩提供的信息是：“夜郎”已升格为“国” ，但仍为居无定所的游牧部落；将夜郎的开始时间定在信史周朝，如日中天的楚国派庄蹻率军去湘、黔、滇开拓疆域， “夜郎”的大致地点也就在湘、黔、滇之中；引入部落首领竹王的神话传说。常璩的升格是没有道理的，其著本身就是《华阳国志》，论及“夜郎”又是在“国”中的南中郡志，这“夜郎国”从何而来？既然有“国” ，为何又随畜迁徙呢？“随畜迁徙”其中少部分是真的，因为西南区域曾长期为狩猎、采集、种植混合的经济形态。 “随畜迁徙”的概括，司马迁和常璩显然使用的是北方的概念，实际上西南山区没有“随畜迁徙”的习惯。将“夜郎”定在周朝应该是适当的，因为周朝是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大统一的国家。在这个大国家的背景下去讨论小区域的历史、地理，其结论相对才有可信度和价值。 “夜郎”曾为楚灭，即属于楚国。黔中郡为楚国的范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夜郎就大致在黔中郡范围内，今天的沅陵人说夜郎在沅陵，正是基于黔中郡郡治设在沅陵这个大背景的。竹王传说显然是创造。也许是为了增加趣味性，也许是难逃马克思论及的神话创造原则：当无法解释现实时，就创造神话。在神话世界里，怎么谈天说地都不违反游戏规则。

稍后的南朝宋时的范晔，在《后汉书》中，重复了上面的叙述外，又重点叙述了“庄蹻伐夜”的故事：

周之季过，楚威王遣将军庄蹻沂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 ……于是且兰以克，夜郎又降，而秦夺楚中地，无路得返，逐留王滇地。

范晔是一位很正统、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其《后汉书》与《史记》齐名列队，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前“四史” 。由范晔的复述可以断定：夜郎之事是实际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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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古学中的夜郎

古代国家的三要素为城池、军队和文字。这三个要素互为关联，缺一不可。城池产生的大致过程是：氏族、部落、聚落和城池。考察今天的村、镇、城，有单姓的“村” ，有多姓的“村” ，在相关的“村”中间便产生“镇” 。这镇中的姓氏群落更多，在许多镇之间，便最后产生城，这“城”就至少是一个小国。为了进行有效管理和保护“城” ，就必须建立军队；而政治、军事行为，又必须用文字记录和传达，于是文字就产生了。考察古代的湘、黔、滇，湘西沅陵目前是建城最早的地方。《史记》所载：楚国庄蹻率军西南行时，湘西等广大区域就有黔中郡，郡城大约在沅陵，在许多年后庄蹻无法返回时才在云南建立滇国。二十一世纪初，在沅陵窑头村就发现了古城池遗址和大量战国至汉代的墓葬群，这就为沅陵系黔中郡和古夜郎国治地提供了考古学支撑。为什么这样说呢？夜郎和黔中郡又是什么关系呢？夜郎可能是五溪蛮地部落的自我命名，而“黔中郡”则是楚国扩张的行政层级区划命名，即：夜郞部落聚居地的沅陵古城完全可能与楚国黔中郡治地的郡城重合。因此，在黔中郡地或夜郎部落区域，庄蹻军队并未受到抵抗或阻碍，几乎是“略”黔中或夜郎而前行去滇。

关于军队的讨论，有一种说法为夜郎有“精兵十万” 。这明显夸张而与事实不符。在湘西和西南山区，由于受自然地形限制。乡村级的聚落多，而“城”却既少又小，如沅陵窑头村发掘的古城址，就是目前为止湘西或西南发现的最早最大的遗址，但却只有十万平方米，仅两、三个体育场大。在古代低矮平房的条件下，如此之小的城池，充其量全部居民都只能数以千计。 “精兵十万”那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说“夜郎”为郡守陈立所灭，那就更足见其小了，就更证明没有“精兵十万” 。如此之小的一个所谓的“夜郎国”,还有什么值得炒作的呢?但从的的确确的汉朝以后的无数次的蛮汉战争看,五溪蛮区域则可以为“夜郎国”提供支撑。先是东汉初刘尚大军集结三个大郡的兵力万余人征讨五溪蛮，全军覆没后，光武帝又集结十二郡的兵力四万人前来征讨。如此之大的战争规模，在湘西和大西南军事史上，都是顶尖级的，如果不是五溪蛮地的“夜郎”人口有几十万、兵力有几万，朝廷是不会如此大动干戈的。即从战事、军队的角度看， “夜郎”定在以沅陵为中心的五溪蛮地应该是适当的。

文字，是支撑夜郎国的缺陷要素。五溪蛮各族都是没有自己独立文字的民族，也是极少使用外族文字的民族。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和不使用别族的文字，有关城池和军队的信息就无法记录、沟通和传播。国家的建立和运行，就要受阻，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人们就会认为：古三苗、百濮没有建国，后来的夜郎或五溪蛮也没有建国。尽管战国时代，整个华夏有上万的小国，尽管雪峰、武陵与沅水流域的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五溪蛮地，还绝对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由于没有文字，因而就失去了“历史悠久论”的话语权。四川的三星堆，完全具备文化遗存重量级的资格，由于没有文字，只能留下历史之谜和无限遗憾。由此，我们看到了甲骨文、简牍、金属铭文、石刻碑文等对文明史定格和定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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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郎现实归属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看“夜郎”的行政等级。《史记》将夜郎看成是“君长”式的部落，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大史家，这个定位应该是不错的。夜郎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族群，从命名起到消失，大约生存了几百年，如果将其上限时间定在周朝建立之前，消失时间定在西汉末，那么生存时间就有上千年。无论几百年还是上千年，夜郎都只是一个部落等级，而不是国家，既不是周天子分封认可的国家，也不是它自立山头的国家，因此，可名副其实地概括为“无冕夜郎” 。充其量它只是一个部落联盟，而山区的自然条件是阻碍联盟式国家形成的主要因素。将夜郎的历史拉长一点可以，因为在周朝分封大命名之前，还有商、夏和史前期的无限期空间，作为一个冰河时代都有人群生存的区域，它的人类族群史为什么不可以长久些呢？但将夜郎的行政等级任意放大，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明白了这个背景知识以后，就会觉得“抢注”夜郎的幼稚、可笑，一个普通的远古时代的部落名称，是不足以为“历史悠久论”或“民族优越论”的炒作提供支撑的。

其次是夜郎部落或侯国的族群主体的定位。没有国都、军队和文字的支撑，对夜郎族群进行确认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或途径。今天探讨的夜郎国的所在区域，基本上可定为古黔中郡的区域。黔中郡当时应为三苗、百濮杂居区域，而三苗、百濮本身又分为许多群落，从后来的情况看，苗、侗等族为其中的主要族群，而苗族又为其中的核心族群。如果确认夜郎为一个“国” ，如果遵循民族——部落——国家这样一个演变顺序，我们就当然有理由认为夜郎的主体族群为苗族；如果这样确认，夜郎的研究就有线索、就有希望，因为今天的苗族有人口近900万，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位居人口前五位。这900万人大致分为三个区域：湘西、黔东南、两广海南及东南亚甚至美国。一般认为：今天的苗族在夏、商、周时期有两个迁徙，一是湘西本部的苗族向黔、滇、桂、粤迁徙，一是由中原经东南向南迁徙。前者形成黔、滇一支，后者形成两广、海南、东南亚一支。由于湘西本部与汉族接触较多，苗汉融合较大，故湘苗与黔苗又明显区别开来分为两支，这两支之间甚至语言都不相通。于是就有中国苗族“三分说” 。这“三分”人口比例大致相等。但所操苗语，皆不能互通。那么究竟哪一部分为正宗苗族呢？如果依苗族由古黔中郡时期的三苗群落演变而来的话，今湘西苗族显然处于正宗地位；如果以稍后的“由北南迁”规则，则处于三足鼎立状态。南方及东南亚苗族已跨国存在，地域广，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大；湘西苗族，蛮汉融合，具有较高的文明程度，闻名全国的吉首大学就是例子；贵州地域偏远，经济相对落后，其地的苗族相对原始、古朴，保持原汁原味。实事求是而论，如果要认为夜郎为一具有悠久而且厚重文明的部落或“国”的话，将它的大本营定在湘西是较为恰当的。

再次是看看名家的解读。《史记》中的记载是以司马迁所处时代作为时间原点的。此时的汉朝刚立不久，国势强盛，管理细密，清理家底，以便资源重组。对大西南夷的清理也照常进行，夜郎自然也在其中。也许是部落较大，也许是坐井观天，也许是大汉族主义制造笑话，这夜郎居然不知汉朝有多大。司马迁并未去过西南，但却将转述之语记入《史记》。而从《史记》中其它篇章透出的信息看：夜郎早已有之，属楚国黔中郡的范围，即就在今湘西区域内。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这里试作分析。从人类史的角度看，中国大陆史前人类遣循“由西往东”的迁移规则；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中国大地又有由东向西的“夸父逐日”迁徙规则。例如，中国最早族群之一的“濮” ，现公认源在西南，但从西南经湖南、湖北到河南，一路皆有“濮” ，而且河南中原一带还多“濮” ，怎么回事？中原之“濮”与西南之“濮” ，谁先谁后？人类之濮，西南在先，文化之濮，中原在强。 “湘夜郎”与“黔夜郎”大约也是这种关系。从战国时的情况看，湘夜郎大于黔夜郎，而在司马迁的汉初，又定格在黔夜郎上。当黔夜郎在西汉末并不怎么悲壮地终结生命时，后来的人们就干脆舍弃黔夜郎了。

并无民族偏见的大诗人李白，写作了那首著名的七绝《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为饱读诗书的重量级诗词拳王，其诗词中极少出现史实的讹舛。此诗中的时间、地点明明白白：龙标为今天的怀化市黔阳县(已易名为洪江市) ，如果称其为“夜郎西” ，则“夜郎”就在今天的辰溪、麻阳、沅陵一带。

另一位有唐代“大历十才子”之称的韩翊的《送李中丞赴辰州》则还写出了“辰州”与“夜郎“的更多元素：

白羽逐清丝，翩翩南下时。

巴人迎道路，蛮帅引旌旗。

暮雨山开少，秋江叶落迟。

功成冀他日，应见竹郎祠。

诗中的“巴人”、“蛮帅”“暮雨”、“秋江”都是辰州特有的东西， “竹郎祠’即“竹王祠” ，为纪念夜郎王的祠庙，为夜郎文化的核心物，将“辰州”与“竹王祠”连在一起，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同一性。此诗以“巴人迎道路，蛮帅引旌旗。暮雨山开少，秋江叶落迟”的人文和自然山水的生动描述而成为唐诗中的精品，辰州和古夜郎也因此得以传播其神奇和美丽。

著名的大学问家王阳明经过沅州时，有诗《罗旧驿》：

客行日日万峰头，山水南来亦胜游。

市谷鸟啼村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

蛮烟喜过青杨瘴，乡思愁经芳杜洲。

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

罗旧驿为古沅州今怀化市芷江县的一地名，王阳明就认为是“身在夜郎家万里” ，即身在离家很远的古夜郎国里。

读透历史的著名文学大家沈从文也支持李白和王阳明的看法，他在《从文自传》中写道：

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机而行那条长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旅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镇筸’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

沈从文的“古夜郎国” ，显然在湘西境内，大约是以沅陵为中心的一个区域：一是由沅陵经怀化、新晃去贵州，一是经永顺、龙山去四川。沈从文的依据应该是他在历史、民俗、服饰和人类学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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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夜郎的文化人类学的价值评估

在文化寻根浪潮的背景下，人们从二十世纪的两本辞书《辞源》和《辞海》中走捷径地寻找宝贝， “夜郎自大”首先映入眼帘。当清代薄松龄的《聊斋志异》和曾朴的《孽海花》“夜郎自大”的贬意使用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胃口时，顺藤摸瓜去向二十四史之始的汉代历史巨著《史记》中找寻，便成为必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还果真有“夜郎”之名的简要事迹。由于“史记夜郎”的大致方位在今天的贵州省区域，贵州省内便开始了激烈的“抢注”活动。 2006年，贵州桐樟县在县城大街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夜郎城”的牌楼，并且获取了国家的一个相关批文后， “夜郎”之争初告停息。

“黔夜郎”的大致内容是：夜郎为一“国”；竹王为首王；曾有精兵十万；夜郎国在西汉末为辖区南中郡守陈立所灭。夜郎为国，没有依据；竹王之说纯系杜撰；精兵十万与天方夜谈无异；作为一少数民族部落为郡守陈立所灭倒可能是事实。由于在司马迁时代，夜郎只是众多西南夷部落中的一个，只是郡县制下郡级行政单位的一个辖区，而此时又没有政治概念上的封国，仅有非政治的食邑；由于汉代以前的贵州经济落后、人烟稀少，极少有可能存在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古国。因此，夜郞国及其地处贵州，都会受到质疑。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湘夜郎”默默显现。在二十四史中有必读书前四史之称的《后汉书》，因为时间在后，视野更宽、视点更高，所以对史实有精心筛选和宏观把握的优势。在《后汉书》中，夜郎、且兰都在楚国黔中郡的范围内，庄蹻率领的楚军，克且兰降夜郎，然后去滇建国。《史记》记载这段史实是庄蹻军“略黔中”而过。综合《史记》《后汉书》叙述的综合信息看，楚国之所以建立黔中郡，则显然黔中郡区域早有族群生存，这族群是什么呢？除了夜郎，没有发现别的。史志工作者曾为“黔中”之名万思不得其解，如此观之则一目了然。因此可以认为：前黔中郡或黔中郡时期，黔中郡区域内生存的就是夜郎部落或所谓的夜郎国，这夜郎就包括今天的苗、侗等部族。如此一来，许多史实就会顺理成章。夜郎最早的地域就在湘西的沅陵、辰溪、麻阳、芷江、新晃一线，沅陵窑头村有古城遗址，这古城既是夜郎部族的聚落地，也是黔中郡郡城，两者是重合的。从这个角度看， “夜郎”和“黔中”的命名就绝不是巧合了。先有“夜郎”之名，后有“黔中”之说，这一对概念是相关、对偶的，即“黔中”之名是来源于“夜郎”之名的。以后，由于汉族势力的进逼，夜郎的部分族群可能逐步西迁贵州。这从汉代武陵郡郡治在常德、沅陵、溆浦三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来。

吕思勉先生认为“濮”在今天的云南，而有大胆的史志工作者提出猜想：所谓“濮国”都城就在今天的沅陵窑头村。有关“濮”的讨论与夜郎讨论的道理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湘夜郎中心地就有沅陵、麻阳、新晃三个代表点。综合而论：沅陵最具实力，因为沅陵曾长期为湘西文明的桥头堡；麻阳最具资格，因为它是最地道的苗族自治县，清朝以来苗民中心凤凰县就与其紧邻；新晃最具可能，因为它地处湘西的最西部，这只湖南的“鼻子”已完全伸进了贵州区域，湘乎？黔乎？二者皆可，不必争论。正因为如此，新晃县炒作“夜郎”最认真、最实在、最具体，什么“夜郎宾馆”、“夜郎酒家”、“夜郎大道” ，应有尽有，新晃县城几乎就是“夜郎”的世界。不过从政治、军事、文化的量级看，湘夜郎的主体地位似乎更有理由。一是发生在夜郎地湘西的历代蛮汉战争，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惨烈，都说明“夜郎”地位绝非可有可无性。二是从清代至民国，夜郎之地的苗、侗、土家等族，涌现了一大批重量级的政治、军事、文化大腕。如熊希龄、陈渠珍、陈复初、周佛海、粟裕、滕代远、沈从文、黄永玉等。

黔夜郎也好，湘夜郎也罢，如果认可夜郎为先秦时代的一个古老的部落或封国，如果认可夜郎由苗、侗、土家、瑶等少数民族组成且以苗族为核心族群主体，那么，它就会具有巨大的认识、研究价值。

第一、可以丰富中华大地的人类学研究。由已经在云贵高原大量发现的两千万年以前的长颈龙化石可知，云贵高原几千万年前为海洋，以后由于地壳变动地势上千而为平原、山地和高原。古人类就由此进入中国，生存于雪峰山、武陵山及沅水、五溪区域，这许多人类族群就是“三苗”“百濮” 。在冰河时代结束的距今一万年时，这些族群相对于地势低洼的平原、湖泊地区，还较为兴旺。冰河消失，海洋退去，苗、濮族群开始了四处迁徙。当无数新部落兴起之后，战争就再所难免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国演义”就为黄帝、炎帝、蚩尤，蚩尤就是三苗部落的代表，而此时蚩尤的根据地居然在今天中国的东南部。华夏进入信史时代后，三苗族群又一次助周伐商，开始远征和迁徙，由西南至正北，再至中原，再至东南，正南，甚至走出国门，进入东南亚半岛。在其西南根据地，则组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夜郎国” 。按照现在通行的人种划分理论，中国为世界三大人种之一的蒙古种。但蒙古种究竟以那一个民族或区域的人为代表，至今没有结论。但看法之一，中国西南的藏、羌、苗等族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人类族群。这种看法不太让以“汉族人”为主体的中国大多数人接受，但却有科学依据。苗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一直延续至今，无论对它进行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都是相当有价值的。这种研究就可以“夜郎研究”为指代。

第二、为民族学研究提供范例。 “夜郎”区域，从古至今，都是众多少数民族分布的区域。中国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这里就拥有数量一半以上，而且还不包括许多拥有独特语言或方言的人群。例如沅陵县就有一种“乡话” ，有十万人使用，这十万人在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别具一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家组织专家进行民族鉴别， “夜郎”区域便是一个工作重点。由于地形和经济状况的独特，这里人类族群的分布也极为独特和复杂，堪称世界之最，它的复杂程度，甚至超过非洲。例如，湘苗和黔苗同属苗族，但二者都不能用语言沟通、交流，即二者使用的不是相同的“苗语” 。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所以前“夜郎”时期是否建国，还有待研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以“夜郎”区域为核心的苗族人在中国各民族人口数中位列前五名，而且分布地域极广，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它似乎并不象壮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簇”那样单纯，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直观地就可看出几种：没有建立过国家或被分封为侯国；没有文字；没有独有或流行的公认的宗教；没有专门的地域。在这种情况下， “夜郎”就显得弥足珍贵了。它既是一个区域的指代，又是一个部落联盟或“国”的指代，还是一种文化的指代。 “夜郎”不会争抢国家政治舞台主角的位置，但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部分。以后发生在“夜郎”区域的无数次蛮汉大战，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第三、以“夜郎文化”研究牵动整个湘西和黔东南的地域或民族文化研究。今湘西和黔东南分布着几十个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文字记录，由于没有立国，这些民族的文化史都极难考察，而“夜郎文化”研究刚好成为突破口。汉代以前的本区域文化，就体现为“夜郎”研究，汉代以后至今，几十个少数民族至今尚存，而苗、侗、土家等民族，无论是族群人数规模，还是社会的文化程度，都颇具水平，它们都几千年一致地持续保持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因而成为文化学研究的活化石。这种状况，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七十年代从东南亚移民美国的二十万苗民，虽然身处西方文化氛围的最前沿，但却仍然保持苗族的文化传统。如果将几十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都统一在“夜郎研究”之下，这其中既有平行、比较研究，又有分析、综合研究，那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带来研究上的许多方便。而这种工作至今还做得不多。例如：为什么在仅十万平公里的区域中，插花杂居着几十个民族？对这一创吉尼斯世界记录的社会现象竟无人问津，真是一件憾事。而外国人倒是有眼力，就看中了这块地方，且非常认真，于是就会有克拉克的《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贝思飞的《民国时期的土匪》、金介甫的《沈从文传》等。他们的研究，由于能脱掉赤裸裸的政治话语的脂粉气，因而给人一种真实感。他们所为，无疑为“夜郎”研究提供了先行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