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王阳明的“内圣外王”之道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七十二

中国古代的“内圣外王”之道，经由庄子的阐述之后，经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等人的发挥，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论题，而明代王阳明对“内圣外王”的修复和改造，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王阳明通过对“内圣外王”理论的更新，使这一重要论题有了新的哲学理论基础，即根基于“心学”来阐述“内圣外王”之道，使“内圣”与“外王”两个理论环节更具统一性，同时，王阳明通过其对“内圣外王”思想的实践，使自己成了历史上少有的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以他的为人风范，塑造了古代封建社会的德圣典范；他以他的理论探索和对于理论的践行，成了“立言”和“立功”相统一并有巨大成就的成功事例；他一方面以其内圣品质行做官之事，另一方面又以政治军事之功绩来证明其内圣品质，在王阳明身上，就明显体现了“内圣”与“外王”统一的一种古代圣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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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画像

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阳明说述要》中指出：“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炼，是其着精神处。讲王学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于阳明一生的事业” 。显然，关注王阳明，不能只关注其对“心学”的探索，王阳明“偏重实行，事上磨练” ，更是不可不关注的，王阳明是把“内圣”与“外王”结合得最好的人物。清代王阳明研究专家邵廷采在比较王阳明与先儒的功绩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当行事；……阳明遭际运会，值昏乱之朝，而能以勋名完立，卓然为一代安国家、定社稷元臣。 ……石齐黄公称先生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思复尝文集》卷一）很明显，王阳明的学术与事功是分不开的。王阳明在“内圣”方面，坚持“致良知” ，坚决反对以谋利为目的的思想与行为；而在“外王”方面，王阳明却坚持利于民众的治政原则，这或许正是“阳明学”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当然，王阳明执着于为当时的统治者寻找经国济世的良策以及所依据的哲学理论，并积极践行其理论。他亲力亲为地参与治政实践，无论从理论建构方面分析，还是从个体践行的角度看，王阳明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贡献都是很值得关注的。下面分三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 “心即理”：关于“内圣外王”的新的理论基石。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反思和否定朱熹的理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朱熹提出了“理为本”的根本观点，在朱熹看来，理是天地万物的本原，理先于天地而存在。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同时，他又认为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气为客，为后。理气结合产生世界。在他看来，每一事物都蕴含着理，犹如每一条河流中皆映着一个月亮一般，他以“月映万川”的例子来说明他的“理一分殊”理论。那么，人如何认识理呢？按照朱熹的说法，每一事物皆蕴含着理，因此人要认识事物之理，便要对身边的事物进行认识，即“格物” 。每格以一物便认识一物之理，坚持下去，便能对理豁然贯通，于是，达到了“格物穷理”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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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讲学

可是，对于朱熹的这一套道理，王阳明经过反思认为是错的，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格物穷理”没有道理，为什么呢？王阳明是在贵州龙场驿的艰苦环境中悟出来的他自己完全不同于朱熹的“心学”基本观点。王阳明在三十四岁那年，因上奏疏触怒了大太监刘瑾，被贬到了贵州大山之中的龙场驿，当时那里的环境十分艰苦，而王阳明仍然乐观地在思考他的学问，他设想着，假如圣人在龙场驿，会如何做的，有一天夜里，他在梦醒时分，突然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此时，王阳明想清楚了，圣人若在龙场驿，也不可能从物中悟到了理，其实，理根本就不在物中，而在每个人自己的心中。因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根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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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悟道

王阳明认为， “理”不在外部事物，而在人的心中，是心中的道德良知。王阳明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 ”（《传习录》）在王阳明看来，理并非朱熹说的“天理”而是人心中的道德意识，人是无法从外部去求得“理”的，因为正是道德意识表现为孝、忠、信、仁等具体的道德原则，人人皆是根据自我心中的理去践行道德原则的。所以，理并非是强制规定人该做什么，而是表达了人人自我内心真正想做的。

而且，既然理不在外物之中，那么，就不必也不能从外物中去“格”到“理” ，所以，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即物穷理”就一点也没有道理了。王阳明将“格物致知”中的“物”解释为“事” ，通过格“事”而“致知” ，而“致知”便是“致良知” ，他说：“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 只在身心上做。 ”（《传习录》）在王阳明看来， “心外无理” ，外物本无可格， “格物不应向外求理” ，所以， “格物”只是“格心”或“求心”而已。《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对“格物”的解释：“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 ，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 ‘天理’即是‘明德’ ， ‘穷理’即是‘明明德’ 。 ……问格物，先生曰: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於正也。 ”显然，王阳明把“格”解释为“正” ，即纠正；而“物”则定义为“意念” ，因为根据王阳明的观点， “意之所在便是物” 。说白了， “格物”就是纠正意念的不正，去掉内心中的非道德观念，从而恢复其心之本体的至善，即“良知” 。（参看《传习录》）在这里，王阳明在“心即理”的根本理论上，把 “穷理”等同于《大学》所说的 “明明德” 。也就是说， “格物致知”就是人自我纠正意念，使自己的意念完全符合道德良知，于是，人所固有的先天善性（“明德”）便可以得到张扬（“明”）了，修行的人自然也就达到了圣人的道德境界。所以， “格物致知”也就是 “诚意正心” ，格物乃是思事悟心，致知乃是致良知，正心乃是使心复归至善，诚意即是使心恢复善性，这里所讲的皆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的事。王阳明举例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於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传习录》）王阳明要所理解的“格物”其实就是纠正人的意识，使人高扬道德善性，这其实是一种意识现象学的方法。

如此一来，在“内圣”之道中， “格物”就与“明明德”统一起来了，而“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也成了二而一的事。整个的认识和修养过程，都是在“正心” ，在“致良知” 。而且，既然“心即理” ，那么，无论是“格物致知”或是“诚意正心” ，都是心的活动，那么，只要是将这一活动贯彻到底，让人人都能自觉地“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很自然的， “孝亲”便能实行， “忠君”也能实现， “外王”的事业自然也就成了。不难看出， “心即理”这一本体论上的基本命题，不仅赋予认识论方面的“格物致知”以“心学”的解释，成了“正心诚意” ，成了“明明德” ，而且，也把政治事功方面的“外王”之道，都纳入了心的活动之中，成了“正心”的表现或成效。王阳明找到了“内圣外王”新的理论基石，同时也为统治阶层找到了治世良策的理论根据，而这一根据显然与朱熹所阐述的理论，大不一样。

第二， “知行合一”：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基本方法。

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而王阳明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那么，什么是“知行合一”呢？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传习录》）

这里说得很明确， “一念发动处”便是“行” ，所以，意念也就是“行” ，而“不善的念”便是指人的私欲之念，人人都有良知，但由于人人生存在世，有这样那样的欲望，私欲之念是不可避免的，而它遮蔽了良知，所以，必须及时消除，特别是要在“发动处有不善”时，立刻消除，如此，才能使“良知”这一心之本体得以恢复。

那么，知与行的关系如何呢？王阳明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当然，二者既有区别，又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他批评那些将知行二者相隔离的（似乎是暗指朱熹的“知先行后”），认为是错误的，他要对症下药来治这毛病。他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 ”（《传习录》）他还说：“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 ”（《传习录》）

王阳明论知行关系，其实有三层涵义：其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割裂，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可分离。其二，知是行的出发点，是用以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已在行中；行是知的归宿，是知的实现，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明察知在起作用。其三，知行工夫统一的目的，就是去除“不善的念” ，使心恢复善性，所以，知行统一的本质是“致良知” ，因为“知”实即是“吾心良知之天理” ，其“行”实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 “知行合一”其实是“致良知”这一功夫的两个环节，是一致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并不仅限于心性修养或道德实践方面，而是还要见诸于政治事功方面。他把践行“知行合一”也看成是“知行合一”所倡导的内容，他说：“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 ”（参看《传习录》）这“事为”指的是什么呢？其实，王阳明所指的是明德亲民的政治追求和政治实践。在王阳明看来， “内圣”与”外王”是统一的， “明明德”包括“亲民” ，因为“亲民”的核心道德便是“仁” 。他还说:“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 ，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传习录》）显而易见，王阳明强调“亲民”乃“明德”之举，是“明明德”核心内容，而“仁”也正是《孟子》中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基本含义。

王阳明这一关于“明明德”与“亲民”相统一的思想，其实也是在反思朱熹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原本《大学》古本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亲民”一词，被程颐改为“新民” ，而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沿用了程颐的说法，王阳明认为程颐和朱熹都改错了，他坚持原有的“在亲民”的观点。王阳明说：《大学》所谓的“‘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 ‘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 ……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 ， ‘修己’便是‘明明德’ ， ‘安百姓’便是‘亲民’ 。 ”（《传习录》）

王阳明的弟子、《传习录小序》的作者徐爱认为，王阳明在谈论格物和亲民之说时，是以《大学》旧本为依据的，是王阳明成熟而严肃看法。徐爱说：“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 ……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覊，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传习录》）

显然，这是王阳明“居夷三载、处困养静”时悟出的真知灼见，孔子说的“修己以安百姓”在王阳明看来， “修己”即是“明明德” ，而“安百姓”便是“亲民” 。而且，王阳明说的“亲民”至少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是顺应民心之意，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这是古代“家天下”理念中， “父母官”的“民本”思想，明君、好官就该以民众之好恶为好恶。其二是爱护民众之意，说的是，为政者该“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礼记?大学》）， “如保赤子”（《尚书·康诰》），即：为政者该如君子尊贤爱亲一样爱护民众，该如父母保护婴儿那样保护民众。其三是使民安富之意， “安百姓”一直是圣人对为官者的要求，为官之道，即是要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使民富足。

在王阳明看来， “明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 “内圣”与“外王”是二而一的事。比如，王阳明的弟子南元善任绍兴知府时，向王阳明请教为政之道。王阳明告诉元善：“政在明德亲民” 。他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的也，故曰一也。 ……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 ……所谓良知者也。 ”（《传习录》）王阳明也向他的另一弟子、任诸暨知县的朱子礼说出:“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 ”（《传习录》）这里说得非常明显， “明德”与“亲民”是一致的， “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 ， “明明德”与“亲民”是体用关系。这等于说，为政的根本，从“内圣”方面讲，是“明明德”；而从“外王”方面讲，是“亲民” ，而“明明德”和“亲民”的最终目标便是“止于至善” 。当然，从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去理解，这“止于至善”便是达到了“致良知”的境界。王阳明在他的为政生涯中，便是非常重视“亲民”的，他任职江西、两广期间，努力践行其“亲民”思想，注重赈灾免赋、为民请命；剿平匪乱后，能实施安抚政策，注重安定民生。

很明显，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特别是其“知行合一”在为政方面的体现，成了王阳明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即王阳明在为政方面推行他的“知行合一”主张，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很好的实践。他自己也因此成了践行“内圣外王”之道的典范。

第三， “致良知”：践行“内圣外王”之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说朱熹是通过“格物” ，即借助于“格”一个个事物中的理，来达到“致知”的道德境界的话，那么，王阳明却是主张依照自己的本心去做事。那么，什么是“本心”呢？在王阳明看来，所谓本心，就是人在遇事时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 ‘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传习录》）依照本心去做的例子如看到小偷偷东西，便要去制止；看到孤寡老人行动艰难，并要过去帮忙等等，依本心而想要去做，这就是良知的表现。而这也是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致知” ，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传习录》）在这里， “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而“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在心中）而事事物物得其“理”便是“致良知”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了“心即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天理就是良知，而良知在心中，所以，心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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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

当然，王阳明讲“心即理” ，而“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 ， “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但是，这一致知或是修行的过程并非是一挥而就的，与禅宗的“顿悟”是不一样的。这一修行过程犹如磨镜子的过程，心中之镜越磨越亮，越磨“锈迹”越少，最终，心中的良知便没有任何遮蔽，达到了善性的极致，这便是“致良知”的深一层的含义：让良知境界达到最高。

所以，从修行的角度看，《大学》的“三纲领”说的其实就是“致良知”的过程和效果， “明明德”与“亲民”皆是为了“止于至善” ，皆是为了“致良知” 。 “为学”也罢， “为政”也好，皆“不外乎良知” ， “致良知”便是“明明德”与“亲民”的终极目标。

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坦。 ”（《传习录》）

这即是说：良知就是好恶之心。人们将一切善称作“天理” ，将一切恶称作“人欲” ，其实，这只是人心之好恶而已。推而及之，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君自然知忠，这便是良知，孝、悌、忠只是人心的自然流露，而心体自然流露，便是“天理” 。

王阳明还说：“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传习录》）在“心即理”的理论基础上， “天理”与“人心”就这样统一起来了，而且，在王阳明看来， “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 。这“精”与“一”其实讲的就是不曾被私欲隔断的心之本体，是心之本体的自然流露。

王阳明晚年说的“四字诀”更清楚地表达其“致良知”之论的根本观点。王阳明晚年奉命出征广西，临行前，他的两位得意弟子王畿和钱德洪相聚于绍兴天泉桥上，因对于心学基本观点的理解不同而争论，王阳明在他们争论之后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眀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指王畿）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之人的：洪德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并说：“已后与朋友讲学，却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并再特别叮嘱：“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 ”（《传习录》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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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讲学

王阳明教导王畿和钱德宏不要各执一边，而要相资为用，于是，教他们以后对人讲学，一定要按照王阳明的“四字诀”来讲，不可失了他的宗旨。这足见王阳明非常重视他的“四字诀” 。而这“四字诀”确实清楚地表明了他“致良知”理论的主要涵义。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强调的是良知是心之本体，在“未发之中” ，是无善无恶的，即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纯净的心，是天理；第二句“有善有恶是意之动”所强调的“始发之后” ， “不免有习心在” ，就会有善恶沾上，心或会被遮蔽，本心不那么明澈了；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讲的是心之本体因为无善无恶所以可以用来评判善恶，即良知能自在得知善知恶；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讲的是所有的修养、学问，归根结底，就是要为善去恶，即凭着良知自然地去认知和行动。王阳明要的就是去除修行者“本体受蔽”心态，使其“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 ，让“渣滓去得尽，本体亦明尽” ，恢复心本体的“眀莹无滞”状态。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所追求的不只是按道德规范行事，而是一种纯净心灵的境界，是一种“精一境界” 。

钱穆先生说：“心学的最大妙处在于：我们可以在身心幸福的情况下追逐外物，前提是我们要有‘致良知'的思想认识。所谓‘致良知' ，就是在做事或思考时，用良知来指导自己。也就是说，用我们那并没有丧失本体的心来指导我们去做事、思考。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王阳明的心学不仅是身心灵修行的法宝，还是治疗我们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 ”（《钱宾四先生全集·阳明学述要》）

显然，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不仅是“明明德”和“亲民”时追求的“止于至善”的道德境界，而且也是所有“内圣外王”活动中处事方法和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以及他对“格物致知”的新解释，特别是他的“致良知”学说，是竭力在为封建统治者寻找治国理政的良策以及其理论根据，是有保守和反动的一面的，但是，王阳明的“致良知”论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人在这个世界上，怎样才能做到由心自然地去感受事物和做自己乐意做的事？这在当代仍是值得深入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