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真的焚书坑儒了吗？

2026-01-03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皇帝，也是最有争议的皇帝之一。褒之者认为他统一了天下，统一了文字、车轨、度量衡等等，功大于过。贬之者则认为他阴险、残忍、暴虐。如此残暴的君主，似乎在他的专制统治下发生过的一切残暴血腥之事都不足为奇，诸如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那是在秦始皇一生中永不可抹掉的污点。

秦始皇一直为后人诟骂，甚至连长相也被描述得极其阴险——“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但以常理而言，这种长相可能跟他少年时期在赵国颠沛流离，营养不良有关。秦始皇被世人误解的，不只是他的长相而已，还有他的真实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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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焚书”未“坑儒”还原真相

先来说“焚书” 。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

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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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 ”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 。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 ”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 ，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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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焚书”不是烧尽所有的书，那么， “坑儒”又是否真的是“坑杀儒生”呢？也不完全是。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 。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 。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 ，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 ，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 ，所以， “生”即“儒者” 。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 “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 “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

至于“骊山坑儒”的历史记载，由于是个孤证，所以尚不能作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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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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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 ”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 ，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 。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 ，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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