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平：秦·布山之争，桂平 or 贵县

桂平：秦·布山之争，桂平 or 贵县// //

布山，一个源起于秦朝的郡县，有名自今，已两千余年。也是因为这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中，让布山县留下太多的历史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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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一统天下后，秦境共设四十八郡，每郡设县，此为郡县制之始。其中在岭南百越地，只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桂林郡下设布山、安广、阿林、广都、中留、桂林、谭中、临尘、定周、领方、增食、雍鸡，共十二县。布山设县就始于此！桂林郡范围对应现在地图，也就是南宁、贵港、百色及柳州大部分地区，玉林北部地区，河池东部和南部地区，基本就是现在广西境的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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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一统天下刚过去十年，天下又陷大乱，岭南海郡第二任郡尉赵佗封锁岭南各关，拒中原兵南下，同时自出兵吞并桂林，象郡二郡，开创了岭南南越国的辉煌历史。到公元前112年，西汉元鼎五年，南越国内乱，汉武帝趁机出兵，翌年南越国灭。之后汉将原南越国属三郡增设至九郡，分别是南海郡、合浦郡、苍梧郡、郁林郡、珠崖郡、儋耳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其中郁林郡，郡治在布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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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段时期的桂林郡，布山县，引发了后世不断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中心，就是布山县之县治所在，以及桂林郡治所在。桂林郡范围，都有共识，只是这布山县所在地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学术界至今还存疑的议题。

布山县县治所在，有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每一位学者，专家都可以引经据典，都找出不同的古书古籍所引用佐证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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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个学术争议多，但关于历史的教学还要继持，所以在历年不同的中小学《历史》课程用书中，关于布山县所在，也有多种版本。

即使是同是一个出版社编印出版的课程课本，在不同时期，对于桂林郡治所在也有不同的说法。 1978年复课后，初级中学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的是广西桂平市西南说。 1988年再版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的是广西贵县说。到了1992年，主编换人了，新编《中国历史》第一册，采用的是广西东兰县，凤山县说， “注释为，桂林郡治在今广西百色东北” 。当然，这三种说法，主编专家同样是找出史料支持的。

其实，对于桂林郡郡治所在，学界也是基本有定论了的，就是和布山县县治是同一地方，这点从各方面搜到的资料，都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就类似于浔州府府衙和桂平县县衙在同一地一样，同一县城里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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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最大的争议，是布山县所在地，一是桂平说，二是贵港说，其他说法随着近年各地地下文物的陆续出土，也不断的出现，但在定论前，两地之说是最多人支持的。

布山县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县，其秦设郡县制度以来，历史悠长，只是在千年间历经分分合合后，才易名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由于时间久远，朝代更迭，各朝各代中人的流动消亡，准确的历史就随此变化不断模糊，不断失传，后人的记载也渐渐偏离历史真相，最终导致现今众多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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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山县桂平说，贵港说的争论出现，始于清代光绪二十年，并延续至现在。贵县清人在光绪十九年编书立志，定“布山县治于贵县” ，并有人以此为据，加以论述，随即桂平清人在光绪二十二年编史立志，再指布山县治于桂平境内，于是，二县即起争论，各立观点，各立专篇《布山县考》，各自论述。后来的民国，解放后两县各自编修县志时基本维持争论，也有更多的论文相互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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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县说，史书资料上借鉴的现存最早记载的相关文献，证据就是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鬰水的描述， “布山县在上流而阿林县下.......”这个说法，是说贵县是布山县所在，而桂平是阿林县所在。古文献的稀缺，另立证据，莫过于文物的出土，就是在1976年贵县罗泊湾汉墓考古出，出现了有关“布山”文字的随葬品，以及后来汉城遗址的发现，有力的支持了“布山贵县说” 。

但也是因为这汉墓，汉城，却无与秦之相关，甚至“布山”二字随葬品，更这使贵县说存疑之重点。根据史料史籍，重点明确指出“秦之布山”在贵县境的，都是清代以后才出现，清以前的文献，除了《水经注》，其他都基本没有这个说法，直到清代的1801年，时任广西巡府谢启昆修撰的《广西通志》，此通志被后世称为典范，但有学者研读过此通志，此通志中出现四处标示布山在桂平，五处标示布山在贵县，有学者考究，这就是文献资料层面上“布山贵县境”的起源。总之， “贵县说”的观点直到现在，主要是重实物而轻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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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平说，同样借鉴史书古籍，也同样引用《水经注》，也是同一句“布山在上流而阿林在下.……”但有展开更细致的解读， “相距四十里……” ，也就是说，阿林在现桂平城区，无异，而四十里外，尚不及贵县地，故“布山县”仍在桂平境，即“于桂平西南” ，恰好就在此处发现一古城遗址，学者们参阅各代流传的文献，更多的资料清晰明了的表达出“布山桂平说” ，后来，境内也几处寻到古城遗址，如城区三角嘴处古城遗址，大塘城等！可是并没出现“布山”二字器物。

“桂平说”的文献资料的丰富，从汉至近代，文献十有八九记实，并是连贯延续的，但仍被持“贵港说”的学者辨驳，称之为“底气不足，引用臆想牵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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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到清遗存下来的众多历史文献，历代学者都主偏向支持“秦之布山”在桂平的说法。但隨后汉之郁林郡治布山县提上议题，认为古代行政有沿袭惯例，所以，汉布山县必定袭秦布山县，而汉布山在贵县地，故秦布山即贵县无异，于是出现了“布山迁移说” ，秦时布山在桂平境，汉时布山迁至贵县境，有个迁移过程。比如广西省博物馆副研究员陈小波就曾有长篇论述这个观点，有兴趣的可以搜索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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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之布山县所在，首次争论始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而更早之前，桂平自身史料的记载，却不存争论。成书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魏笃版《浔州府志》，就持“秦之布山贵县说” ，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敬颐、褚兴周编著的《浔州府志》时，因为什么而又改持“秦布山桂平说”呢？他们没有看到二十年前魏笃版的《浔州府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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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仔细分析，发现个有意思的现象，光绪癸巳年（光绪十九年）编修的《贵县志》，由时任浔州知府夏敬颐主修，贵县知县王仁锺协修。在与贵县知县王仁锺完成《贵县志》后，浔州知府夏敬颐三年后又作为主编，编修《浔州府志》，此时他极力反驳贵县说！

是不是因为夏知府此时查到了以前有“布山在桂平”的文献资料而要求改写，而贵县王知县则坚持二十年前魏笃版志书的观点不改，由此，夏知府才组织编写新一本府志，以留志反驳呢？

这布山争论的实际起源，是不是就出现在这个浔州知府夏敬颐和贵县知县王仁锺这里呢？如此巧合的时间点，《贵县志》成书第二年即传争议，他们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吗？时隔三年又修《浔州府志》，夏知府为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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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对谁错，魏版和夏版《浔州府志》编修间隔时间为什么仅仅二十年？尚不及一代人的时间，这不附合清初期官定的六十年一修的修志，修谱的习惯例俗。而为什么“布山争论”早不见有争议，偏偏就出现在《贵县志》成书之时呢？最奇怪的是，作为同一个主编的夏敬颐，夏知府又为什么几年间在两地志书编修中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编修志书时编者案台上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资料多少，详细与否，决定了志书的准确与定论。按这个原则分析历史，出现偏差的，不应在光绪年夏知府和王知县这里，而在前任同治知府，也是同治版《浔州府志》主修都魏笃这里。

为什么？因为魏版《浔州府志》成书于1873年，而1873年前，浔州府境则刚刚经历了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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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天地会陈开，李文茂广东起兵，当年9月西进攻占浔州府城桂平县，建大成国，改浔州府城为都，桂平是易名秀京，并在县内统治近十年。

陈开攻陷桂平时，城中一切被毁没无数，人伤亡或逃离众多，建筑被毁或劫难无数，特别是官家之地，使之发生重大变化，连时任知府刘体舒，知县李庆福、舒桦在城陷后都被俘杀。大成国的开创，城内多处建筑被改，曾置于城内各处的众多历史文献资料必定遗失更多。直到1864年，清政府才重占浔州府桂平城。

近二十余年间，整个浔州府境属四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无一不在刀枪兵火中历炼，在太平天国，大成国先后入境的情况下，几成乱世，直至1869年大成国余部被清灭，浔州府境才渐渐恢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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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乱方平，百业待兴，就在此际，时任知府魏笃组织编撰府志。古人修志，无论何种题材，是有原则的。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编修方志的全盛期。到康、乾、嘉三代为纂修一统志，还下发了专门的诏令，各省也向各地发出修志檄文，官府层面自上而下的重视，促进了各地普遍修志。一时间，各州县最高长官把修志作为政绩之一。清初在朝廷政令之下，修志之风都趋于严谨，严格，成稿后需向上一级报批审查，核查方可现实，一两年成书，三年成书方为正常。但自道光年往下90年，时人对编志是谨严，草率两种态度并行。草率之时，有的地方志书一月成书，三月成志。无走访，无查阅，个人主观性很大，这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给后世带来无尽的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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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笃修府志时，刚好上一版府志，也就是1821年孙世昌版过去将近60年，而由于期间太多事变，需要要记录，并因兵乱方停，很多资料需要重新整理，于是乎，他是不是因此产生修志的念头呢？

1870年代的中国，时局不稳，社会废乱，各方信息，资料汇集不畅，曾经府地的资料又已丢失，一时难以找全，在有限的资料考下，编志自然就有局限性，引用资料是什么结论就什么结论，甚至只听传言，再加上自己联想，于是有了自己的定论，魏版府志修定时，他案台上参考的是什么文献呢？难道刚好就是一本1801年的《广西通志》？他是谨严修志，还是草率修志呢？我想，他一定是缺乏前史资料，或就是缺乏某部分资料，而近史丰富。

细读同治魏笃版浔州府志，就会发现，府志书中很大的篇幅都用以记载“猺变”“贼寇”等事宜，也就是瑶民起义，以及成书前二十年中发生的“太平天国，大成国”等“匪乱” ，记录十分详尽。连大成国陈开等攻陷桂平城时，因此丧命的一般县民，在府志中都有专门篇幅一一造名录册记录。后世学者都一把这魏版府志看作是研究太平天国之初及大成国始末的重要史籍，但他的府属四县历史沿革的研究，颠覆了之前桂平自身各代史籍之记载，可以说，这也是一本持“布山贵县说”的府志志书，是不是唯一，暂时还没见到另两本存世比他早的府志，即1756年胡南藩版和1821年孙世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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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到了光绪夏知府时期，各地政局相对稳定，原史记录的文献资料慢慢汇集，重新找全以前的文献，丰富的史料，同时因为贵县自光绪二十年起， “布山贵县说”日益盛起，为正其说，自然有产生重修府志的想法，才有刚刚过去二十年就再修府志的事情，重新注译“布山桂平说” 。

但是，在光绪癸巳年（光绪十九年）编修的《贵县志》发行后的第二年，贵县人梁吉祥对《贵县志》中的观点，扩散了一篇《贵县志·布山县考》，从此引发了“布山贵县说”的讨论，这就是“布山争论”扩大的起点，在近百年余来，越来越丰富的史料资料也不能改变这此现状。古人对历史的态度，求真求实，提升到“荣辱”的高度，存疑则争论。这也由当时的条件所限，只能引经据典来陈述自己的观点。而现如今，随着城市的建设，人的建设活动范围扩大，地下古文物，古痕迹不断现世，加上全国资料的流通方便查阅，这争论反而更扑朔迷离，但也在慢慢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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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布山县”之争，只是个一个小的议题，区域性比较强，真正史学界，也不是很重视，毕竟“布山”的历史，并没有重要到非清不可的地步，反倒是在民间，争论时不时出现于两地媒体版块，地域性的议题也往往引起两地网友争论。你讽我，我讥你，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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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来说，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准确的证据前，一切都是没有定论的，都可以讨论的。你的观点，有支持有反对；我的观点，有支持有反对，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纯是学术，意见之争论。没必要上升到人身攻击层面上。桂平，贵县两地，两地相距不远，有史记载都始于秦，两千余年间，行政域上分分合合，各有各精彩。但从起源于清末的“布山之争” ，到了今天就演变出更多的争论，如贵港大藤峡，贵港西山，贵港金田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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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必定是唯一的，当初布山之地应是明确的，要么贵县，要么桂平，要么先桂平后贵县，只是后来记载和一代代人流传过程中，历史记录出现了偏差，缺失了一部分，只流传下了另一部分。后人再续寻那部份历史时，就出现了很多猜测性，一代猜，二代续，三代模糊，四代蒙...... ，在那些年代，各地交流不畅，信息传递慢，资料来源少，保留少，在写相关历史的时候，就会写成不同历史，慢慢的，真变假，假变真，真真假假，自然就没有准确的历史呈现到现在。所以“秦之布山”其实就是一个谣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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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如现在的大藤峡，金田属地之争，两地平行的时候，一直记载桂平大藤峡，桂平金田起义，而自从贵港成市，桂平归辖之后，现在渐渐出现了贵港大藤峡，贵港金田起义之说，并上各式媒体宣传，这是地方经济宣传的需要，可以理解，但长此以往，过几百年后，人们的记忆就会在两地之间产生模糊，必定又起争论。这不正是和“布山说”的演变过程一模一样吗？最后谁都讲不清楚了！

对于历史上的一切，现今平民百姓坊间的争论，又有多少真实意义呢？对现实个人生活又有多少满足感呢？这不应该是学术界所要解决的事情吗？历史的事实，谁都无法改变。

在将来某一天，布山县关键证据会出现，到时也许历史资料再丰富的桂平说也会被推翻；也许半途而生的贵县说也被证明是戏说。又或许， “布山”永远就沉睡在历史的深海里，永远不见天日，这，只能日后再见分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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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的历史，中间有流传缺失的部分，这很正常，毕竟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动荡岁月里，失去了多少记忆？而繁荣的时期，又给人们留下多少记忆？思想的更替，人的观念，又让多少历史文献记录偏移了真相？这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就如南韩人的观点，这属他们发明，那是他们起源，连世界都是他的，那还有什么可辩的呢？历史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自有公论，真相自在某处等待发现！

文中观点，并不指定“秦之布山桂平说”“秦之布山贵港说” ，引用资料也不是很全面，只是从修志这方面小议一下。

更多的说法，待日后读全相关的志书再行讨论！

这里是桂平，如果你喜欢，可以关注我，我是浔州府O鑫森淼焱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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