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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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

杨丕祥

第503期

永贞革新作为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们以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改革，虽然持续时间很短、最终宣告失败，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十分恶劣的，它使唐朝的政治制度由此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时代。

韩愈当时被贬阳山，身不在政治漩涡的长安，与永贞革新无任何直接意义上的关联。但作为当时的政治人物，其言行是不可能不受永贞革新的影响而做出自己的反应的。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韩愈时对其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问题有了不同的评判。不少论者指其偏激，甚或斥其思想保守，认为韩愈是反对永贞革新的。这里我想就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问题谈一点看法，以就教诸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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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和《顺宗实录》的记载，顺宗李诵是在德宗驾崩三日后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同年八月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后自称太上皇，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顺宗即位前曾储位20年，目睹了德宗贞元乱政给民间所造成的疾苦。因此，即位后很快便在王叔文等人的辅佐下，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按《顺宗实录》记载，大致有如下五条：

其一，永贞元年正月“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 。贞元十九年自正月——七月关中大旱，禾苗枯死。而李实则奏对“今年虽旱，而谷甚好” 。由是租税不免， “人穷至坏屋卖瓦木以应官” ，民不聊生…… 。至实被贬，市里欢呼。

其二，永贞元年二月，停盐铁使进奉。

其三，永贞元年二月，宣布“大赦天下” ，禁宫市。原旧弊政，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禁宫市以戒扰民、祸民。

其四，罢五坊小儿。 “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 ”其弊端扰民害民，禁罢推行，人情大悦。

其五，出宫女、女妓。永贞元年三月， “出后宫三百人” ，后又“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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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永贞革新的措施，虽多系针对贞元弊政所采取的局部改革，但也使久受贞元乱政困扰的人们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戴。在这场改革中，由于顺宗久患“风病”“口不能言” ，政务多委之于王伾、王叔文。所以王叔文是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的。而王叔文的行事专断恣肆、为人张扬跋扈，却使改革刚开始仅两个月，就形成了王叔文集团同宰相、诸多朝臣及太子之间的严重对立局面，并很快演变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当矛盾发展到王叔文集团一再要强抓兵权之时，太子便毫不犹豫地联络各位宰辅与诸多朝臣，一举搬掉了王叔文集团，使永贞革新彻底失败。

我们知道，韩愈已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二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永贞元年正月顺宗即位大赦天下后，韩愈才于当年春、夏之际离阳山赴郴州待命；同年八月，宪宗即位再赦天下后，韩愈离郴州赴江陵任法曹参军；宪宗元和元年六月，韩愈被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而此时已离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贬近一年之久。由此可见，永贞革新时期韩愈就不在长安，他同永贞革新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关联，当然也更谈不上他对永贞革新有什么反对的举动。只是由于他在永贞革新失败后所写诗、文，涉及到他于贞元十九年被贬原因时，非常激烈地攻击了王叔文集团。这就使人将韩愈同永贞革新事件联系了起来。

韩愈写诗文攻击王叔文集团的主要原因是他怀疑自己的阳山之贬出自王叔文集团未掌权前对他的无端迫害。而王叔文集团在掌权之后对他继续进行压制的事实，又使他证实了自己以前的猜测。

韩愈被贬阳山的原因，若确如新旧《唐书》所载，是因他“上疏”弹劾李实，那就正同后来永贞革新的主张一致，王叔文集团当权之后决不应再将韩愈当作罪臣而量移到“荆蛮”的江陵。以此韩愈认为，自己的阳山之贬完全有可能是王叔文集团对他的诬陷，而之后又将他量移荆州更是对他的继续迫害。这种看法在韩愈的许多诗文中都有表述。如：元和元年所写《忆昨行和张十一》中就说：

“践蛇茹蛊不择死，忽有诏书从天来。伾、文末揃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知有归日眉方开。 ”

其实，韩愈的猜测并没有错。王叔文集团在尚未掌权前的贞元十九年确有诬陷韩愈的作为。贞元末年，王叔文集团在业已形成、时刻准备掌权的情况下，已不失时机地开始了排斥异己…… 。韩愈怀疑自己贞元十九年的阳山之贬就是王叔文集团所为，并且永贞元年王叔文集团掌权之后仍把他当作贬谪罪臣加以量移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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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元年十月，韩愈在郴州正准备动身前往江陵时，与前赴贬所连州途中的刘禹锡在岳阳不期而遇。交谈之余，二人互有诗篇唱和。阅过韩愈所写《岳阳楼别窦司直》后，刘禹锡在其和诗《韩十八待御见示……》中承认了王叔文集团对韩愈的诬陷。自此之后，韩愈的态度明显地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对王叔文集团的核心人物柳宗元和刘禹锡取得了谅解、恢复了友谊，并进而为其不幸遭遇深表关怀、大鸣不平。二是开始了对王叔文集团猛烈而集中的攻击。如其《永贞行》一诗就说：

“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土何能为？……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国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许庸夫犯！”

从上引韩诗及其它有关诗、文可知，韩愈之所以同永贞革新发生了关系，仅是在讲到他被贬阳山的原因及贬后九死一生的遭遇时涉及到了王叔文集团。也正是由于韩愈对王叔文集团的这种强烈的个人宿恨，才使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王叔文集团的致命弱点。这在《永贞行》一诗中讲得非常明确。

一是夺军权：“北军百万虎与貔，天子自将非他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

二是争官位：“狐鸣枭噪争署置……夜作诏书朝拜官。 ”

三是受贿赂：“公然白日受贿赂……元臣故老不敢语。 ”

四是反对太子的册立与监国：“董贤三公谁复惜，侯景九锡行可叹。 ”

除以上四项恶行之外，韩愈对永贞革新时期诸如贬逐李实、释放宫女与女妓、禁止宫市与五坊小儿的横行、罢盐铁进奉和百姓所欠租税等“善政” ，并无片言只语的攻击。连历史上为王叔文集团翻案最为彻底的清朝人王鸣盛也说：

“叔文行政，首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而实乃毁韩愈者也；赠故忠州别驾陆贽兵部尚书……而贽乃愈之座主也；罢官市与五坊小儿，而此事乃愈所谏止也；愈与叔文，事事吻合如此。 ”（转引自吴文治《韩昌黎资料汇编》1271页）

可见韩愈的政治主张，与王叔文集团并无原则不同。而韩愈揭露王叔文集团的四项恶行，在《顺宗实录》和新、旧《唐书》的“王叔文传”、“陆贽传”中都有详细记载，实有其事。这就说明，韩愈对王叔文集团的攻击，并非政治路线的对立，而是对其组织路线与思想作风的严重不满。

唐代中央为了管控朝政，设立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省” 。中书省承帝旨掌军国政令，参朝廷大政；门下省掌出纳帝命，审查诏令；尚书省总领百官，纲纪庶务。其中，中书、门下与尚书三省之长，同掌枢要，共议国政，往往联合办公，统称中书门下。而中书、门下二省长官又领左、右相，其办公处叫“政事堂” 。政令确定后由尚书省实施。从而形成既共同协作，又互相监督的局面。这是封建帝王防范大臣的一条重要措施。如果此制一乱，势必会出现臣下专政，乃至威胁王朝的存亡。而王伾、王叔文等主事后，则将朝廷大臣甩至一边，在组织上重蹈了德宗末年“乱政”的覆辙。加之他们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的作风，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同中央总枢相对立的地位。王叔文既然敢于凌驾于宰辅之上，而对于尚书省各部的左右同行来说就更不在话下。这样以来，他们就又将自己置于了同广大朝臣相对立的地位。

不仅如此，王叔文等从一开始就党同伐异，乃至发展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什么宰相、大臣、一般官吏，凡有不顺我者，一概罢逐或杀戮；一切任免、生杀大权，全部操在我手。一直弄到“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 ，而为世人所不容的程度（《资治通鉴》卷236 ，永贞元年七月）。在这种情况下，纵有再好的改革愿望，又有何用？

在组织路线上，王叔文最为失策之举，莫过于反对太子，与太子对立。当时顺宗病重， “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 ，以免天下大乱。而王叔文集团则断然不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现实，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在反对册立太子失败之后，还在太子身旁安插亲信，妄图抢抓军权。这就注定了王叔文集团彻底失败的命运。

弄清了当时社会矛盾的背景后再来看韩愈对王叔文集团的攻击，便会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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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叔文集团在当政之后，如果能顾全大局，尽职尽责，与拥护永贞革新的广大朝臣一起，为顺宗当好参谋，一切政令按正常组织程序发出，不仅会逐步扩大革新成果，而且会争取新的支持力量，又怎么会遭到那么大的反对抵触而短命失败呢？道理非常清楚，葬送永贞革新的正是王叔文集团自己，而并非广大朝臣。韩愈及广大朝士真正所要反对的，只是王叔文集团的组织路线与思想作风，而并非永贞新政。韩愈所揭露王叔文集团的四项恶政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说晚了的问题。如果早有人严肃地指出这些问题及其严重后果，或许不会出现那样悲惨的结局。

不过，韩愈对待王叔文集团的态度确也存在有一定的偏颇之处。有个人恩怨出发对永贞革新 “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之嫌。而这“其余”之处则正是韩愈本来就赞成的东西。其实，王叔文集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是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的。而当时反对他们的诸多朝士只是看到了他们在组织路线与思想作风上的种种弊病，而忽略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正确主张。于是，便上下共疾，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在反对他们的组织路线与思想作风的同时，连他们正确的政治路线也给予了一概的否定。

这是我们在讨论“韩愈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这个专题时，应该总结的一条历史经验。

过去，我们一提起历史上的革新派，总想把他们理想化，多说功绩与优点，少讲失误与局限。而一提历史上的反对革新派，又总想把他们绝对化，看不到他们反动意见中的合理成份，更不愿多讲他们曾经做过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甚至有时还会把他们的某些优点与正确的部分，也设法说成缺点或错误之处。

这是我们在讨论“韩愈对待永贞革新的态度”这个专题时，应该总结的又一条历史经验。

（作者系孟州市韩愈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