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简介：内容简介：明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抽丝剥茧，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作者以其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本书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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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1587年的历史事件也是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换一个视角来解读历史，世界变得更立体。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其著作主旨在书中末段看出：“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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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大明王朝建国200余年，行至万历十五年，经历开国变革之日久矣。而这个时候的整个明王朝，已经进入一种一元化，由定型的庞大的文官群体维护的，维持成宪，依靠《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确定的道德标准来维持社会各方平衡的政治统治时期。在此体系中，货币制度从来没有，法律制度长期被废弛，技术和科学并不被重视，军事力量被丢弃和遏制。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异常繁荣，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土地兼并，大商人，大地主如雨后后春笋般涌向，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贫困人口，甚至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口也与日俱增，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也居高不下。此时的中国，实质上是由几百万个农村以及几百个大中小城市组成的，中央管理调度手段成为国家发展短板的聚合型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整个国家治理机制倒向了对道德标准的过度依赖，以及对健全法制的长期漠视和肆意践踏，造成道德与法律的不可避免的长期脱节。而那所谓的道德思想，不过是根植于孔孟之道，深化于朱熹四书之理，演变于文官集团（既得利益者）的思想。它是一种过度强调德行陰陽两面分化，鼓励人们摒弃私欲，力求奉献的仁德精神。

但事实上，终孔孟这样的大思想家一生，也未能时时坚持这样的君子仁德精神，何况芸芸众生。而当时要求别人风行这些标准的统治阶级，也不过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身男盗女娼之辈。

作为国家治理之本的道德精神标准，对人本性私欲的苛求，造成文官集团嘴上道德与内心私欲的长期脱节，造成官员乃至于士绅对人对己的普遍双重保准。对官员清廉的过度要求，造成的结果仅仅是官员们在形式上的清廉，事实上，贪一污之风盛行，甚至差不多被整个社会所官员默认。此时的道德标准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大家相互攻击、扯皮、扯淡的武器。任何人乃至于当时的张居正面对来自于道德方面的攻击，都不可能承受其中的精神压力。而所主张的人性善之说，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纵容人性恶的那一面而已。而朱熹的灭人欲，存天理之说，也不过是《道德经》里面，虚齐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变种而已。

自朱熹所强调的道德思想被明朝统治集团接纳及重视之后，明王朝对官员的选拔考核标准就是其对四书的熟稔程度。这样的后果，必然是整个社会对务实精神的严重缺失，以及执政能力的大打折扣，必然是官场昏官、庸官充斥其中。文官们对事务的处理，失去对人情现实的考量，常以道德经验代替。当其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具备了工业化的基础，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工业精神被当时的道德精神扼杀。务实精神是人性释放、人性尊重以及结果导向的综合体。但是我们的道德约束太过了，并不是道德精神不重要，但是这个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反应该是要求自己的。我们用反了。

道德源自于人的主观，常与现实脱节，再者其服务于部分群体。运用他要求别人之时，不可避免的被扭曲应用。文官们的自我标榜和对不同利益集团的道德攻击，成为官员们的政治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实务的处理，也在此过程中，愈加被轻视怠慢。所以当时的大明王朝就是扯淡和扯皮之风弥漫的王朝。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明王朝的各项制度政策，时时出现与事实脱节的情况，造成高利贷泛滥，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而部分文官团体却大举得利的状况。

其实老天是给过大明王朝翻盘的机会的。但是并非珍惜就能把握住机会，当时的大明王朝已经开始向灭亡的方向加速前进了。无论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选拔出来的官员中，永远不缺乏有识之士。书中的几个主角，如张居正、申时行、海瑞，再加一个武官戚继光，无不是那个时代乃至于中华文明中的佼佼者。他们其实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有这些有识之士，或掌权或具备过人影响力，无一能对现有文官集团体制造成实质冲击，促使其进步蜕化。单一思想教育下的成熟一元化文官体制，必然也必须由外界新生强大新生力量破坏重生。李贽最终体会到这一点，终无奈，叹文极必开动乱之机。

张居正堪称文官的典型代表。事实上，他身前过于完美的形象和死后过于诋毁的评价都主观色彩过于浓厚，这只能是那个时代道德强调过于极端，对人性缺乏考量的一种印证。他独裁的时代，其对官员的治理和对君主的扶助，以及死前未能有时间完成的财政税务制度的改革，均显示他对时事的观察和把握能力，以及对政治经济事务有效处理的能力。但是，作为这样一个官员，他也会玩弄权术、贪一污受贿、沉迷美色，放眼古今，并非罕见。

申时行对整个文官集团治理的现实，看得比张居正更为深刻。但他的表现中，道家思想色彩浓厚了些，所处理事物无不以调节者和事老的形象出现。他无意于改革，着力于防范。但他忽略了对努尔哈赤在边疆扩张的提早遏制。

海瑞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最为推崇的清官。说其为历史上第一清官廉吏并不过分。他在道德上，完美实现了摒弃私欲，力求奉献，并在政治上力图重现洪武皇帝的精神。但在文官集团整体道德与实际脱节的现实状况下，海瑞的行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万历皇帝内心都不能赞赏这种行为，而仅仅将其作为利用工具，直至最后死无葬身之资，令人哀叹。在这处理政务方面，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武官戚继光。军事长期被废弛，武官地位低下，话语权缺失，财政支持力量不足，戚继光能自建戚家军，南肃倭寇，北拒鞑靼，留下赫赫战功。这应该是一个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并不参与政治，同时最为关键的是戚继光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比较灵活。他在作为将领的治理手段中，也显示此人现实灵活的多面性，用迷信教育将士，用科学计算天时地利，槍炮手和藤牌手并肩作战，最先进的军事思想与最野蛮的惩罚手段并存。因此，我们也无需苛责这样一个卓越的民族英雄也会向张居正奉献美女和财宝，也会私养小妾，养儿防老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现实把握如此周详的戚继光，最终也卷入了文官集团内斗，不得善终。

李贽作为一个哲学家，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但是他只能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他更多的是破坏过去的思想，而非建立起自身思想体系，成为了当时的异端，但不得不承认，其对现实的思考，实有可取之处。其对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几人的功过评价，对人性现实需求的肯定，无不是对那个时代文官集团思想的一种反思。但文官集团这个毒瘤已经不可遏制，就连后来的所谓文人楷模的东林党也不过是这个大毒瘤的一部分而已。最终的结局就是将国本一一葬送，亡国亡种。所以，虽然满清取代了大明王朝，但是在我看来那绝对是在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妥协和退步。

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遂导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其实万历年间的此种情况应该给我们当下的社会敲响警钟，无论《法国大革命》还是其他，都没有这本书给人的警醒和启发多。当我们看到成都工商局下发文件要求买口罩实名制，当我们看到厦门当局要求买汽油实名制，当我们看到不断有地方政一府以临时工搪塞冲突，当我们看到城管以维持城市秩序殴打市民而仅仅被行政处罚中的停职、开除处理，当我们看到政一府一直主导经济走向，民间资本得不到有效疏导的时候。我能理解的是，我们在政治治理方面的能力远远不能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步伐。宪法精神被践踏，用道德要求别人而非自己，行政处罚取代刑事惩罚等等这些其实已经将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精神丢进了本不应该去的垃圾堆。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驾驭经济方面的能力迟迟得不到提高。这些现象另人忧虑。

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偏见日益严重，但是在我们自己而言，应该知道拯救中国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党。就算现在出现了那些虽然流淌中国血液的人，当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利用不同事件攻击我们国家。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智慧是能够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我们不缺少勇气和决心，我们缺少的是对当下形势的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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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中国历史上的十几个朝代当中，最不喜欢的就是明朝。因为个人觉得除了明以外，历朝历代总有点令人骄傲的事情发生：秦皇汉武自不提，此下魏晋有风骨，隋唐霸万世，五代大融合，两宋盛商贸，元朝出了个成吉思汗，这一路的中国经济与社会都走在一个正常的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轨道；而大清虽是帝国的终结，康乾百年盛世也尚有几分香艳风流。可明就让人觉得是个乏善可陈的朝代极度低效的政一府，刻板可笑的制度，空虚无物的精神，纵乐荒诞的社会，那本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郑和下西洋事件也因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南辕北辙而变得愈加悲壮。有明一朝，封建制度最丑陋最腐朽最摇摇欲坠的一面都表露无疑，整个中华帝国就如同披了锦衣的朽木，真个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正是因为如此，明是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最喜欢关注的朝代。黄仁宇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黄先生本身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本是国民党军官，二战后以不惑之年始治学，竟成为在东西方都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黄先生倡导著名的大历史观，即把几千年中国史看成一个浑然一体的血脉线（当然本身也是，只是能做到这样必须对整个中国历史有宏观性的驾驭能力），而每一个断面的观察都与这个血脉紧密相连，断面的特质由前期的状况引致，而其状况又决定后期的特质。在这一观点下，黄先生的著作常高瞻远瞩纵跃千年，却唯一地为明朝单独立书作传，且不止一本，包括他最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是英文稿，题目是《1587 - A Year of Insignificance》。窃以为这一英文标题更加切中要害，因为就在这看起来毫无特别的一年，中国社会平静表面下的暗潮涌动决定了这个伟大帝国数百年后的惨烈没落，站远了回头看，这Insignificance就有了浓重的嘲讽和惋惜的意味。法语版的译名则更加直白：《1587 - Le De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大家应该可以看出是什么意思吧。书的中文版很早就看过，在英国时买到了英文版，读了小半部分，终因晦涩艰难还是回头把中文版重读了一遍。书当然是经典之作，黄先生也以致力于给普通国民树立民族历史性格而闻名，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要那些对中国历史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注意不是掌握或研究）的朋友们才能看得比较透彻。因为这到底是本史学专著，其中涉及了大量历史背景知识，同时以黄先生的大历史观，若不能常常把书中描述放到中国历史的整体构架中去看，此书的精华就失了十之六七了。若是仰慕黄先生之名来看的朋友们，建议从《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三本开始，会比较轻松愉悦，也能对大师的大历史观有一个更加直观的理解。

题目看起来和年份有关，书的内容却是关于七个人的。万历皇帝自然是少不了的。朱家16位皇帝里面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对狠心父子之外，其他14个人的治国水平加起来估计还抵不过一个14岁开始亲政的康熙。这16个人每个人在野史上都有一段相当有卖点的记录，我们的万历同学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早期重用张居正还中兴了一把，但宰相之杰张元辅老师挂了之后，这位仁兄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不下，竟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1587年，正是这位仁兄闭关前夕，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君主集权和民主议政之间的博弈，事实上这个时点的西方也处在类似状态（距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已经不远）。众所周知，两场博弈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民主的火种很快在欧洲大陆上全面铺开，而大明帝国则继续在昏暗的封建道路上走它的不归路。

书中继续罗列一些琐碎的细节，看起来漫不经心，却让人读起来心生凉意，因这点点碎语正似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征兆着一个帝国的崩溃。元辅张居正已经死了五年了。改革家在封建中国从没有好下场，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罢免郁郁而终，张居正呢，生时有多风光死后就有多惨烈，真是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啊。小农经济的强大根基像一块巨大的石头，谁妄想搬动它只能砸了自己的脚。那个世间第一清官和第一榆木脑袋海瑞也在这一年故去了，一个僵硬体制里最清亮的那颗螺丝钉没入了尘土，剩下的只有腐朽和更僵硬。明朝政一府制度的荒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农民皇帝朱元璋认为小国寡民就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于是大家都不可以富，所有人都要平等地贫穷着。政一府官员的俸禄少到难以糊口，而区区几两白银的贪一污就可以问死罪。海瑞同志的伟大并不在于清廉，而在于坚持。他对这样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逻辑的政策主张竟要100%地照办，而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是牺牲品。黄先生另有一书《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里面描述的明朝政一府财政体制之混乱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脆弱的金钱链条竟可以让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继续运作下去的，除了明朝大约没人能办到。主流舆论对工商业的限制和打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政一府因为太穷于是妄想控制所有可以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官与民争利和200年后一个叫Adam Smith的英国人提出的The Invisible Hand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代名将戚继光也在年底殁了，他一生骄傲的抗倭事业也没了下文，因为那本就不是倭寇，而是过于严苛的商业贸易管制导致的官逼民反。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我们无上的天朝大国竟然只允许朝贡这种非贸易的商贸活动存在，可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的棉布、丝绸、茶叶、瓷器。于是化身倭寇的东南沿海商人开始秘密地到日本，到东南亚，甚至美洲进行贸易。与此同时，全球每年开采的白银数量的一半都哗啦啦地流进了大明帝国的口袋，可这些钱进了门之后竟然如同小碎石投入了深海，哑然没了声音。以我浅薄的经济金融知识揣测，这应是中国社会当时极端低下的货币化水平所致。中国自两宋以来民间商品贸易已经非常发达，虽然北宋时四川已有纸币出现，但市场上的硬通货仍然是金银铜。而贵金属货币的铸造权自汉武帝起全部收归中央政一府（汉初地方藩王可铸币结果后来导致七王之乱），当时显然也不懂得按照市场需求进行宏观调控，不断增长的贸易和相对固定的货币供给导致中国社会长期都处在一个高通货紧缩的状态，虽然白银在不断涌入，想要填补这个几百年形成的巨大缺口却不是那么容易，于是大明帝国成了世界的储蓄箱。这样看来如今这明代中国同今日中国一样，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贸易存在巨大顺差，握有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

但大明帝国并没有把这全球财富变成自己前进的动力。有了钱的商人让孩子们读书，入仕途，做地主，因这社会总还是农重商轻。但封建制度到底是快走到它的尽头了，刻板的八股举士让整个社会的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偶尔出现一两个值得书写的学者，譬如书中第七章提到的哲学家李贽，却也陷入自相矛盾的怪圈。精神的空虚带来的是物质上的极度纵欲，所有生活的细节都被无限放大，精巧繁复的建筑、家俱、服饰、餐饮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竟然出现有钱女子嫖男妓的可笑情节，整个社会的混乱失控可见一斑。而与此同时， 29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布教令于部中，他的八旗子弟正磨刀霍霍；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一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全书结语）。

黄先生的书，字里行间总流露出一股因为深深爱恋而生出的惆怅哀怨。我读罢，心里也是难受。 1587, a year of insignificance ，然而这之后，东西方的发展开始急速分化，不到300年，世界实力的强弱结构已经全盘改写。痛定思痛，从明朝到现在，很多东西当然是变了，但也有许多是没有变的。读史明志，这个民族未来要走向何方，答案在你我手中。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以前对《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的论述。当黄仁宇描述着一场杂乱无章的古代战争时，难以置信的统计和控制之劣，近乎荒谬，远远偏离了我对智勇双全的先民的恭敬想象。黄把中国形容成一个庞大的以礼仪统治的国家，由天子和官僚作道德楷模，指引小民的生活，而管理则是模糊和杂乱的。具体到基层州县，政务中充满了模糊的统计数字和含糊夸大的文字报告。

再读时，这个论断的真实性在我的头脑里大打折扣。黄无疑夸大了道德规训（抄一个福柯的词哈）的力量，并低估了地方官对地方的控制很难想象这个由庞大税收养活的王朝没有能力进行严格的税收，并把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力深植到地方。

===官僚体制：君子如何可以不党？！===

再读的亮点是关于官僚体制。根据黄的描述，庞大的文官集团并不象理想中的士大夫集团一样和衷共济、人人都是道德楷模。由于个人的力量相对整个体制（以及天子）的力量而言过于微小，为了寻求安全感，他们必须结成一些集团，谋取共同利益。讲到张居正时，黄说张的任人唯亲几乎是无从选择的，因为他面对数万人的官僚队伍，没办法考核和选择，只能选用自己了解的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是政治谋生手段，是自保和发展的必然要求。综观中国的选官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的门阀世族子弟作官，再到隋唐的科举取士，只有加强了中央在体制中的权威，使每个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在选官过程中才不会出现力量的聚合现象，即一个个体不需要投靠一有力实体以在竞争中获得机会。但这只是选官阶段，只是仕途的门槛。

既已成为进士，有了公务员资格（当然，在考取公务员资格过程中，古往今来，作弊一直是屡见不鲜的超体制行动），今后在仕途上的发展、能否得到肥缺和升迁机会，其评价途径就不得而知了。在明朝，每六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考核，不任事的官员会被斥退或强迫退休。然而正面的褒奖从何而出？升迁的名单如何确定？想必不是件非常公开的事。就象今天的选民们并不知道也无从预测人大开过后有哪些新官上任。新闻联播里念名单的时候，我每每觉得他们是刚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大圣。

没有简明可操作（如科举一般）的程序，单个的官员永远是最弱势的群体。在混沌而充满风险和竞争的体制中寻求自保的最好方式，便是结党。虽然圣人说君子不党，但君子要想实现治平和升官发财的理想，不党恐怕是不成的。

中国历史奇妙就奇妙在，它是由无数轮回组成。惊人的相似性是最富戏剧性的内容。于是在中国的官僚体制中，党同伐异、相互攻击和权谋妥协，一其始终。台上投票握手，台下踢脚，表面上看波澜不惊，小民仍颂之为人民公仆，斗争是永远无从与闻的。

===鲁棒性？社会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到底来自哪里？===

黄认为中国官僚体制中，所依靠的道德缺乏约束，又没有良好的数字化管理，作为帝国真正主人的官僚集团内部存在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有明一代，在万历后期，官员便已看透了中枢势微，只需敷衍应付。那时候的皇帝也不懂搞整风或者三讲，于是官场不良风气如瘟疫般泛滥，贪一污腐败风行，并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且庞大、历史悠久如我们的帝国，仅靠惯性的作用也可继续存活若干年月。

对这个关于危机和崩溃的故事，我存在深深的怀疑。据我的印象，没有哪个王朝的崩溃是由吏制腐败直接、或有极大相关性间接导致的。想来想去都是地方武装势力坐大和外族入侵的结果。即使是苏式唯物史观高唱赞歌的农民起义，也不过是起到了较大的助力而已。也没有听说哪个王朝的诞生，是因了清明高尚的吏治，谁都知道中国的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马上得天下，怎么也要打赢一场解放战争才能坐稳江山。而为了打仗而积蓄力量时，不可能广施仁政而不横征暴敛。

这就牵扯到一个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问题。在自动控制理论里面，听说有个叫做鲁棒性的东西，指的是某样东西的抗冲击能力、自我稳定力。吏治腐败，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到国体根基，社会体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吏治腐败、而保持自身的稳定性？

记得十几年前，天真的学长们走上大街，到处张贴标语如：卖掉奔驰，还我钞票！历史于是又一次证明，使中国社会保持稳定（或破坏它）的，不是百姓，而是控制着铁和血的仕大夫。

===黄仁宇VS.吴思===

黄显然把帝国的体制看得过于单薄了，更需要考虑到的是，体制的对立面是零散势单的无数愚民。除了以宣教方式起作用的一面，这个体制已经自发形成了某些游戏规则。这些规则产生于制度的罅隙，是基于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无政一府状态，用吴思的词，这些就是潜规则。

古往今来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相信中国是礼仪之邦，人人事事都尊制循礼。这种错觉掩住了无数双有穿透力的眼睛。

吴思把中国还原成一个暴力左右的社会，由一个个、一层层暴力集团统治。我认为，他用人类学的方法发现了潜规则，这一重大发现的意义对中国而言肯定超过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发现（况且好象这个剩余价值也不是马克思最早发现的）。鲁迅曾经讲他一个朋友看史书，从字缝里只看出吃人两字，他和他的朋友都狂得很帅很有穿透力，偶很是心仪。

在以德治国的背后，是无数制度的缺乏和失去控制的现实，在那些空白的地方，滋生出基于达尔文理论的潜规则，实则这些潜规则才是支配中国社会结构运作的真正幕后老大。所以即使如黄氏笔下所描述的，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与群臣交恶，消极怠工而使官僚机体败坏。整个帝国的真正规则，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从善恶性质讲，以前也好不到哪儿去）。万历的行为可能只会给规则的运行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

结党依旧，贪暴依旧，买官卖官依旧，上京开会上供跑官依旧，只是外部环境更宽松了而已。何况那时候交通不便，跑跑官也不会出车祸死在路上，想搞性贿赂也不用非得自己献身，成本实在低多了。形势一片大好。

===黄仁宇皈依韦伯===

黄的自传《黄河青山》，读过两遍，每次都是在他开始讲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打住，后面的数页曾帮我一次次入睡。这许是因为我更喜欢看作为国军军官的黄先生的故事。在抗战期间，读大学的黄投笔从戎，之后在中国南方的偏远地区打游击（游走也许更贴切），跟总部失去联络，带着一帮衣不蔽体的饥饿士兵在旷野中跋涉了半年。我猜想这段郁闷的经历给黄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对军队和战斗的控制能力，使书生的他惊诧而至于忿恨。他所说的数字化管理，如果没记错，应出于马克斯韦伯的簿记式管理，可以想象，脱下军装读博士的黄先生在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该是多么的兴奋。也不管韦伯所说的这个是公司管理，即使是与明朝同一时代的西欧国家的政一府也不曾有过，何况中国？

（完全植根于西方土壤的资本主义，在中国是不存在对应物的。资本主义从西欧产生，然后铺展到全世界。而所谓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是苏联五种社会模式的蹩脚注脚，围绕它的时间地点的争论，是一场多么搞笑的学术闹剧！它唯一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中国那么多历史学家，又是出书又是评职称又是开学术研讨会，开心得不亦乐乎！）

如果用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所谓数字化管理来解释中国的朝代更替、帝国的崩溃过程，其荒谬程度可以与关公战秦琼比肩。更没法解释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清，又怎么存活数百年。（MD ，封建又是个我不能容忍的伪命题。）

不是用历史去发现、质疑理论，而是将历史活生生地阉割后去注解理论。这么不历史主义的观点，竟然出自一个大历史学家的手笔，而大一时的我还曾经那么崇信他……毕竟是个丫头片子啊……

===由此想到的中国学术===

吴思能发现潜规则，一定是从他对中国土匪，以及小民在乱世的生存选择的研究中获得的灵感。中国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家大都认为历史，就是制度的历史，继而把制度局限在上层建筑范围，再缩小到对官制的研究，所以估计是没法象他这样独辟蹊径了。中国人的学术创新能力是怎样被束缚的，可以想象一下。

最近也在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发现他也写过一篇关于〈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关于这本书，王没什么高深见解，只是朴素地举了个反例。他说，中国要真用数目字管理，只能更糟大跃进时，卫星上了天，经济和生产可是下了地。

不真正改变中国的机体运行环境和模式，生搬硬套来的东西全都靠不住。钱锺书说，西方什么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呵呵，是之谓也。

不管怎么说，〈万历十五年〉还是一部好书，因为我读的时候强烈愉悦，它带给我的启发层出不穷。作者读史的视角和纵横摆阖史料的能力真是太强了！批评他，我多少有点黄口小儿的感觉。不过关注经济时代，批评也是增长点啊以此乱糟糟的文字向黄先生致敬。

有趣的是， 2011年曾与中华书局此书的责编@西丰客人兄一起吃海底捞，饭中并未聊到此书。现在看到此文和老兄的评论同在此书主页下，还真有点意思。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二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一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