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曾业英编《蔡锷集》中的重复现象及其辨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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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业英编《蔡锷集》

曾业英先生所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年）收录蔡锷读书札记、时评、政论、信札、文电、公牍、演词、序跋、题词、诗作、著述等约1200余篇，共110余万字，是迄今收录蔡锷遗文最多的蔡锷文集，为推动蔡锷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蔡锷集》不仅还有遗漏（笔者于2015年编《蔡锷集外集》，收录新发现的蔡锷佚文400多篇，之后又发现大量新的蔡锷佚文，正在整理和校订之中），而且已收录的文电中在文字内容及发表时间上也存在大量的错误，甚至还有时间前后颠倒、同一电而时间不同的重复等现象，对于正确解读蔡锷遗著，全面、深入研究蔡锷及相关人物和事件均极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蔡锷集》中错误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勘正工作，以期对广大读者的阅读和蔡锷文集的重新修订有所俾益。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广泛存在于《蔡锷集》中文电重复的现象进行一些考误，以与曾业英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出现的文电重复现象大致可分为同日重复和异日重复两种。关于同日重复的现象，本文试举两例：

其一，《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这两电就出现在同页之上。经查，此两电的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只是由于前一篇录自《西事汇略》，而后一篇录自《永昌府文征》，因而在文末的署名略有不同，前者为“都督府” ，后者为“锷” 。另据查考，蔡锷在致李根源电报后的署名，在《西事汇略》中均以“都督府”的面目出现，而在《永昌府文征》中由均以“锷”的面目出现，这应为两书编者的不同处理方法或习惯所致（下文再出现此种现象，不再另行说明）。所以，上述两电应属同页重复，处理的方法以即为删去其中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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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第622页

其二，《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与《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这两电也出现在同页之上。经查，此两电的抬头、代日韵目完全一致，正文内容除极个别文字外，也基本一致（来源不同版本），署名前者为“都督府” ，后者为“锷” ，因此亦属同页重复，也应删去其中一篇。不过，还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电的问题不仅仅在重复之上，仔细分析之后，还发现曾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5月28日也有问题。因为此电（勘电）和李根源来电（铣电）所讨论的是怒、俅殖边队人员配备和侦探维、藏路线问题。经查，关于这个问题，蔡锷在《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4日）》中告诉才李根源5月29日电陈中央滇军援藏“由维西、茶硁、马必立之间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径达拉萨” ，因此要求李根源“先派人前往探查（维、藏路线），以便着手” 。 6月15日，蔡锷又在《复李根源电》（删电）中指示李根源， “应如何先行派员侦测维西出口路线，以便着手之处，希酌核转饬姚、孙办理” 。 16日，李根源电复蔡锷（铣电）：“侦测维藏路线，源处现无此项人员，应请由省拣派，经具庚电陈明。 ”28日（勘日）蔡锷又复李根源的铣电曰：“至侦探维、藏路线人员，已饬酌派赴榆矣。 ”这样，蔡锷勘电的时间不应为5月28日，而应为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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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第639、640页

二

晚清开通电报之初，由于按字论价，发送电报非常昂贵，可谓“字字如金” 。因此，为了节约用字，节省费用，人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纪日办法，即从《平水韵》中挑选三十韵目，用以代替日期，分别代表一个月中的某一日，注明在电文末尾，并编成代日韵目表，便于使用。如， “东”字代表每月的一号， “江”字代表三号， “文”字代表十二号， “有”字代表二十五号， “艳”字代表二十九号，等等。 1912年1月使用公历后，又规定用 “世”或“引”字，代表三十一日。因此，历史上一些著名的事件也常以代日韵目命名，如：马日事变、文夕大火、灰日暴动、艳电、有电、巧电等。电报中用韵目代日，固然节省了费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这就是这些韵目代日只规定了某一天，时间一长，后人要来确定它是哪一年，哪一月的某一天，就可能产生问题了。例如，某一篇“东”电，其时间可能是2月1日，也可能是3月1日或4月1日，等等。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如果文集的编纂者不够仔细，就容易导致同一电，同日不同月、甚至同日不同年不同月的异日重复情况的出现。

曾业英《蔡锷集》中文电同日重复的现象，比较容易发现，处理起来也比较简单。但异日重复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不仅发现较难，处理起来也颇费功夫，必须经过细致、充分的比较和对史事的缜密考证才能正确判定出重复的那一篇，并予以删除。

异日重复的现象，在曾业英《蔡锷集》中屡见不鲜，试举8例说明之：

1.《复李根源等电（1912年1月11日）》与《复李根源赵藩电（1912年2月11日）》。经查，此两电虽然曾业英所编之篇名不大一样，但其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实为同一电，当为异日重复。但除了重复之外，曾先生对此电所标的两个时间都错了。查李根源致蔡锷电（鱼电）中提及弥渡、漾濞拟请改设县治一事，蔡锷因对两地情况不了解，因而复电（真电）中称“应候行司转饬绘图附说呈候核夺后，再行会商妥议分划” 。再查《蔡锷集》中《复李根源等电（1912年1月17日）》一电后所附李根源的“文”电中有“去冬曾经电呈奉复，并饬该两属官绅，将分划支配筹备各事宜，筹议条复在案。兹由腾返榆，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并据分别绘具图说前来”等语，说明弥渡、漾濞改设县治一事， 1911年冬天曾有此议，并经李报都督府，这次李根源“由腾返榆”后，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并按上次的都督府的要求“分别绘具图说” 。这样，上述重复的两电即系李根源所说的“去冬曾经电呈奉复”之电。此外，民国于1912年1月1日采用公历。但云南由于地处边远，并未立即实行。查蔡锷所发电时间，迟至1912年1月17日才首次在复韩建铎电末特别注明“阳历篠” 。而李根源更不可能在1月6日（鱼日）就采用公历。由此可证，上述重复的两电时间应为旧历十一月十一日（真日），即公历1911年12月30日。

2.《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7日）》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7日）》。经查，此两电的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当为异日重复。但此两电时间相距达4月之久，要删去哪一篇，却颇费思量。查两电抬头均为“大理李师长” ，说明李根源此时正在大理。又查李根源1912年上半年的行止可知，李根源于1月16日由大理出发赴腾越， 2月1日抵腾越。再查，在1月27日之前的1月19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电的抬头为“西路行营李师长”；在1月27日之后的1月29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电的抬头为“永昌李师长”（李在赴腾越途中）， 2月4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称“腾越李师长” 。由上可知， 1月27日，李根源已不在大理，而是在由大理赴腾越的途中。 4月25日，李根源才由腾越返抵大理，直到8月解职，一直在大理。因此，此两异日重复电中，《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7日）》一电应删去。

3.《复李根源电（1912年2月2日）》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2日）》。经查，此两电的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亦为异日重复。此两电时间相距达两月之久，要删去哪一篇，亦费思量。查此两电抬头均为“行营送李师长” 。如前所述，李根源于1912年1月16日由大理出发赴腾越，又于3月30日由腾越返大理， 4月25日抵大理，因此4月2日尚在由腾越经永昌返大理途中。再查，蔡锷在4月2日的前一天即4月1日和后一天即4月3日致李根源电中，抬头均为“永昌李师长” ，说明蔡锷知道4月1日至3日李根源均在永昌，因此蔡锷4月2日电报的抬头中不会出现“行营送李师长”的字样。故应删去《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2日）》一电。

4.《致黎元洪电（1912年2月9日）》与《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21日)》。曾业英所录《致黎元洪电（1912年2月9日）》来自《黎副总统政书》卷六，第21页。原电既无抬头，亦无署名和发电时间，曾业英加注曰：此为黎元洪收到时间。但经笔者查考，此电内容与蔡锷《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21日)》内容一致（呼吁调处援蜀滇军与成都军在界牌一带的冲突），且该电完整，不仅有抬头（南京孙大总统、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而且还有署名和发电时间（蔡锷叩。马）。所以，此两电应为异日重复。查《云南光复纪要·援蜀篇》中关于滇、川两军在界牌冲突的记载中有 “二月二十日，探报蜀都督尹昌衡领兵出发”一语，可知此冲突发生在2月20日之后。再查，蔡锷《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2月21日)》中的抬头中已有“武昌黎副总统” ，所以《致黎元洪电（1912年2月9日）》一电的时间应该是《黎副总统政书》的编者弄错了，曾业英未加考辨就照录，也应错误，故应删去此电。

5.《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31日）》。经查，此两电的篇名、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无疑为异日重复。但笔者发现，此两电所说之事，即处斩军官郑别，与下一组异日重复电报直接有关，故处理的办法需要与下一组异日重复电报并案研究。

6.《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复李根源电（1912年6月13日）》。经查，此两电的篇名、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也完全一致，无疑又为异日重复。而且此两电内容也均为要求李根源仍照前电，对郑别“立予正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组与上一组这两组电报中，是3月31日与4月13日，还是5月31日与6月13日的电报形成先后关系呢？是删去前一组，还是后一组呢？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经查，蔡锷在两组的复电中，抬头均为“大理李师长” ，说明蔡锷复电时，李根源均在大理。如前所述，李根源于1912年1月16日离开大理出发赴腾越，又于4月25日才抵大理（榆）， “到榆后将该中队长发府拘禁” ，所以， 3月31日和4月13日这两个时间点，李根源均不在大理；而5月31日和6月13日两个时间点，李根源均在大理。此外，郑别一案虽有反复，但由蔡锷第一次要求“绑赴市曹处斩”到最后（7月5日）“从宽绞决” ，中间的时间不大可能从3月底到7月初，长达三月之久。因此，蔡锷和李根源关于郑别一案的往来电文中蔡锷的三次复电时间应为5月31日、6月13日和7月5日，由此可证，《蔡锷集》中《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和《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均为重复电文，应连同其附录一并予删去。

7. 《致熊希龄电（1912年5月23日）》与《致财政部电（1912年9月11日）》。此二电虽然标题、抬头和时间不同，前一电抬头为“财政部熊总长”、代目韵目为“漾” ，而后一电抬头为“财政部” ，无代目韵目，取《申报》刊发时间（此电未被安排在该报时效性强的“公电”栏目）。但两电内容却完全相同，均为请求中央筹拨巨款，以便云南发展实业，且均有内容也完全一致的“昨奉大总统电谕” 。显然，大总统不可能在5月和9月两次就同一文件作出同样的批示，故可判断，此两电应为异日重复。查关于云南借外债发展实业问题，蔡锷曾于1912年4、5月间多次主持政务会议研究， 4月27日，政务会议决定“无论多寡，决定借债” 。 5月11日，政务会议决定“借一千万，专充办实业及内地整理交通之用” ，同时决定“由袁雪安拟稿，一、呈大总统；二、咨财政部；三、致熊秉三函” 。又查熊希龄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 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因此，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23日，后一电为重复，应删去。

8. 《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5日）》《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经查，此三电为十分罕见的异日重复与同日重复交织现象，前一电与后两电《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构成异日重复，后两电之间又为同日重复（第一部分已述）。如前所述， 5月15日的两篇删去其中一篇即可，但它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5日）》构成异日重复之后，如何取舍，又成了新的难题。从电文的内容看，中心问题是在在土司地区设立弹压委员，而此问题应为李根源2月1日抵达腾越之后，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采取的稳定腾越沿边土司的措施。查李根源在来电（青电）中说：“源前在腾曾饬黄守一并裁撤，酌设弹压四员。 ”这就说明，此时李根源已由腾越返回到大理，时间应在4月25日之后。此其一。第二， 5月13日，蔡锷于复李根源青电中与其商量是用弹压委员还是巡捕委员的名目，以及是否在盏西、蛮牛坝设弹压委员的问题，又在5月15日复李根源电中，最后决定 “一律更名为边务委员” ，并“添设三员，一驻盏西，一驻猛卯，一驻蛮牛坝” 。由此可见，蔡锷5月15日复李根源电与5月13日复李根源电关系密切，构成了先后联系，故《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5日）》一电为异日重复且时间错误，应删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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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第386、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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