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历史动因

20世纪50年代, 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长达数年的高校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一事件的发生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 //

1. 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新中国成立伊始, 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留下的千疮百孔、贫穷落后的烂摊子, 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 就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 我们要迅速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 并使国家“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因此, 新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方向, 就是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而在当时, 要实现国家工业化,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则需要大量的专业建设人才, 尤其是工科专业技术人才。但在建国初期, 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却极度匮乏。所以领导和组织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周恩来总理, 不无忧虑地指出“人才缺乏, 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 ”[1] (P.34) 他曾粗略估算, 如果建设工作全面铺开, 至少需要二十万名专业人才, 才能确保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新中国成立之初, 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高等学校, 每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却不过两万人左右。而且一些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程类专业 (如地质、采矿、冶金、水利、石油、钢铁、化工等) , 应届毕业生很少, 甚至有些专业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因此, 新中国要尽快恢复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发展战略, 就必须在高校加快培养重点领域紧缺急需的工科专业技术人才。

但是, 当时我国高等院校的系科专业设置却严重失衡, 具体表现为文法、财经类等专业过多, 工科专业偏少。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的工学院、高等工业学校或设有工科专业的综合大学仅占高等学校数量的三成左右, 工科在校学生大约只占全国高校学生总数的26% 。 “专业人才已严重制约着国家的恢复。 ”[2] (P.130) 工程技术专业人才的缺乏, 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建设和实现工业化的重要障碍。由于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调整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专业设置、区域布局、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等, 以便培养大量的工科专业技术人才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遂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 教育部长马叙伦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无论在其内容、制度、方法各方面, 都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的经济、政治、国防和文化的建设, 必须很好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首先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3]所以在建国初期, 共产党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着重改变当时高校文科专业过多、理工科专业偏少的状况, 大力增设和发展冶金、地质、石油、采矿、水利等工科院校和专业, 加快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 逐步建立健全了适应国家建设发展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新中国经济建设对工科专门人才的需求, 并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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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地区分布不均衡, 需要重新调整、合理布局

新中国成立之前, 由于受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合理。新中国成立初期, 我国大部分高校主要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福州、厦门、苏州、大连、青岛、济南、沈阳等十几个地处沿海地区且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这些城市集中了当时全国将近一半的高校。然而在广大中西部地区, 高校分布既不均衡且数量又少。如幅员辽阔的大西北地区不过8所高校, 像青海、宁夏、内蒙古等省区竟然连一所高校都没有, 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缺。高等教育作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高校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合理, 对于我国区域之间未来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会造成极大的障碍。因此, 高等教育资源必须要重新调整、合理布局。所以教育主管部门为了改善沿海和内地高校布局不均衡的结构, 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整体或部分院系搬迁到内地另行组建新校和新专业, 或者把沿海高校的一些系科专业合并入内地相应高校, 扩大它们的办学规模并且增强其专业实力。通过东、西部高校布局结构、院系专业的调整, 大大改变了当时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少数沿海大城市的情况, 使高校地区分布逐步均衡。

3. 调整改造旧教育、维护教育主权, 建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 从旧社会留存下来的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私立大学以及外国基督教会或天主教会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共有82所, 这类学校将近占了当时全国高校总数的40%, 所占比重较大。但是, 大部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普遍存在着办学规模较小、经费缺乏、教学设备简陋、师资短缺等问题, 专业设置上主要偏重于文、法、商科, 工科专业较少, 并且这些旧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宗旨同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根本不符。所以, 这些学校的办学状况与专业设置难以符合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另外,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妄图颠覆和扼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而我国的教会大学, 极大部分都是接受美国津贴资助。在当时, 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团体拨付经费来暗中影响和操控教会大学, 教唆他们不去执行和遵守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法律法令, 企图通过减少教育经费来阻碍教会大学向新民主主义教育性质转变, 甚至还提出要掌控教会大学的教育主导权以作为继续拨付经费津贴的条件。不仅如此, 他们还在学校利用传教活动作为掩护来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所以, 要尽快接管和改造教会大学, 以根除美帝国主义在学校文化侵略渗透和颠覆破坏的影响。共产党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体制, 接收、接管了这些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收归国有, 通过调整改造将其裁撤、拆分、合并到公立高校, 肃清了旧教育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 维护了国家教育主权, 逐步拥有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办学性质, 形成了管理体制一致、政令合一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新体制。

4. 学习苏联“专才教育”模式, 建立适合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 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模式主要是模仿美国的“通才教育”为主。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是重视学生知识的综合性和广泛性。然而过分强调对基础知识的广泛涉猎, 忽视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入学习钻研, 往往导致博而不专、广而不精, 甚至学非所用、学无所用, 培养出来的人才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要消除这些弊端, 必须对“通才教育”模式进行调整和改变。然而在当时, 新中国要对旧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造, 唯有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苏联老大哥学习。因为, 新中国成立后, 美国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行敌视和破坏政策, 对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造成了严重威胁。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的革命给予同情、支持和援助。所以, 新中国在政治、外交上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 提出“以苏为师”,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学习苏联的热潮。 1949年12月, 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明确指出“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教育的方向。 ”[4] (P.84) 于是, 高等教育界开始认真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经验和理论。与此同时, 在高等教育领域更是积极学习和照搬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高等教育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 院系专业根据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在生产建设中的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设置, 并且严格按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来制定专业招生人数, 重点发展与国家产业部门发展相关的工程、科技等理工科专业, 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相比旧中国高等教育采取的“通才教育”模式, 苏联“专才教育”模式能够很好地满足当时国家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教育部积极倡导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 结合国家经济建设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要, 对高校院系专业设置、专业教育内容、培养模式等进行调整, 并且有计划地大力发展高等工科教育体系, 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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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国家经济、政治、国防、文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和推进, 急需大量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而在当时, 以培养高层次专业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高校, 却难以适应新中国全面建设对各类专门人才的迫切需要。因为旧的高等教育体制是“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各立门户、各自为政”[5], 在专业设置、地域分布、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学制等方面都是处于杂乱无序的状态。而且由于旧中国高等教育长期效仿欧美高校的“通才教育”模式, 忽视和缺乏对专业知识的系统和深入教育, 教学内容笼统而宽泛, 与社会实际相脱离, 导致“培养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所谓‘通才’ 。 ……表现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 ”[6] (PP.345-346) 根本无法满足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因此在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 教育部长马叙伦指出“我们的高等教育应该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走上轨道, ”“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某些院系, 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 ”[7]所以, 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在对旧中国的高校进行接管、接收、整顿和改造的进程中, 积极学习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辉煌成就的苏联的丰富经验, 借鉴其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专才教育”模式等, 开始有计划地对高校进行调整。最初为了稳妥地对旧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接管与改造, 以便顺利维持高校各项工作的正常运作, 并逐步实现从半殖民、半封建的教育转变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教育部只是在北京、天津、上海这几个城市对个别高校或院系进行尝试性、局部性的撤并、调整。而真正大规模的高校院系调整则始于1951年,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高校院系大规模全面调整阶段 (1951年11月—1952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 而工业化建设迫切需要大量的工科专业技术人才。 1951年11月, 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 参会代表认识到当前的工学院存在着“师资设备分散, 使用极不经济;系科庞杂, 教学不切实际, 培养人才不够专精;学生数量更远不能适应国家当前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8]等诸多问题, 如不马上对这些工业院校和系科专业进行有计划的、必要的调整, 以便快速、大量地培养国家急需的各类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那么势必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会议经过讨论研究, 拟定了《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 提出重点对华北、华东、中南这三个地区的工学院、工业专科学校、工科各系进行调整合并。要求仿照苏联高等教育的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和“专才教育”模式, 结合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对各类专门人才的需求, 有计划地调整、合并和设置专门的工科院系专业以及确定招生人数。教育部还决定要尽快制订出具体的调整方案和实施细则, 并打算于次年初开始着手做前期调整的准备工作, 以便在1952年中方案能够全面付诸实施。这次会议正式揭开了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的序幕。

1952年5月, 教育部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拟定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 要求根据国家的各项建设计划并结合各地区、各高校的实际情况, 统筹协调、合理安排, 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院系调整, 重点培养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特别是工业建设) 所必需的专业技术人才。方案指出调整设置必须围绕着“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发展专门学院, 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9]这一方针来展开。这次调整以大行政区为单位, 各地区及各院校相继成立了高校院系调整委员会。院系调整方案主要参照苏联高校模式, 削减原有系科繁多的综合性大学, 并把其改为文理科大学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学。同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 逐步取消综合性大学中学院一级的建制, 将它调整出来单独发展或合并为工业、农林、医药卫生、师范、政法、财经等专门学院。其中工学院是这次院系调整的重点, 调整方案要求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业院校, 尽可能多办专业性、单科性的工学院, 以培养更多的专门工业建设人才。为此, 各大行政区 (主要是华北、东北、华东三大区) 及所在高校纷纷根据调整方案并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要求, 循序渐进地进行院系调整。在专业设置上严格依据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来细化分类, 新设了钢铁、地质、土木、电机、水利、石油、机械、邮电、航空工程等一批工业专门学院, 极好地满足了国家建设对工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同时加强和巩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 调整设立校系两级管理体制, 明确以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中、高级师资作为其发展目标定位, 而且要求各大行政区至少要办一所综合性大学。

在这段时期里, 人民政府还针对当时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出现的私人筹募资金或接受外国津贴逐渐减少、办学经费匮乏、生源锐减、办学规模小、专业设置不合理、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专业少等一系列问题, 尤其是一些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大学一方面抵触和阻挠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实施, 另一方面暗中进行造谣、诽谤和反动宣传, 甚至还勾结特务, 从事策反、间谍等破坏活动, 人民政府利用这次高校院系调整, 分期分批接收、接管了所有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并且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 通过院系调整把它们裁撤、合并入国家管理的公立院校, 肃清了美帝国主义在高教领域文化侵略的影响, 维护了国家的教育主权, 结束了建国初期高校性质、宗旨不一的局面, 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高教领域得到了统一。

截至1952年底, 全国有四分之三的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通过院系调整, 工科院校得到了较快发展, 基本建成了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综合性大学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调整和合并了一批工、农、医、财经、政法、语言、艺术、体育、民族等专门学院, 并明确了这些院校的办学性质和发展任务, 所有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也都收归国有并改为公立学校。这一时期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符合了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

2. 高校院系继续调整阶段 (1953—1954年)

虽然1952年对高校的院系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调整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没有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对调整工作要求过高过急等问题。因此教育部马叙伦部长在1953年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照顾到师资和设备的条件, 从主观愿望出发, 有些院校独立的过早, 摊子摆的多了, 不少院校专业设置也不够恰当。总之, 盲目现象是相当严重的。 ”[10]院系调整工作中普遍出现了“重量轻质、贪多冒进、要求过急的偏向。 ”[11]为此, 1953年高等教育部在着手进一步调整时, 认真吸取了上一年院系调整的经验教训, 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计划》, 要求调整计划必须建立在对各高校深入调查、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在综合学校师资、教学仪器、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和校舍等情况, 充分酝酿分析、广泛讨论、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再制定出调整实施计划。强调院系调整必须有重点、有准备地稳步推进, 避免出现之前的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弊病。

1953年院系调整的重点为此前尚未进行调整的中南地区, 以及对西南和西北这两个地区的部分高校院系或专业进行局部调整。主要任务是继续调整、改组与合并了一些系科庞杂的大学, “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做法, 以便进行整顿。 ”[12]由于此次调整准备比较充分、考虑比较周全、计划切实可行、安排合理有序, 所以院系调整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对相应学校的师资、教学设备、系科专业设置等调配和规划做到了有条不紊、稳步前进。到1954年, 基于全国性院系调整工作基本落实到位, 高等教育部为了稳定各高校教学工作和教学秩序, 巩固发展和提高质量, 提出短期内一般情况下不再轻易进行调整工作, 如有学校确有必要只做个别微调。经过1953———1954年的调整后, 全国高校从原有211所调整合并为182所, 系科专业设置比较合理, 院系调整基本达到预定的目标, 顺利“走上了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道路。 ”[13]

3. 高校地区布局调整阶段 (1955—1957年)

由于1952—1954年的院系调整主要是针对院系专业、教育模式、师资设备等, 而对高校地区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改变。虽然此前高校历经了调整, 但当时高校仍是过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或靠近沿海的大城市。据1955年统计, 仅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17个沿海大城市的高校就占全国高校总数的51%, 而在校学生更是达到全国总数的61.9% 。高校地域结构分布的严重不合理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党和政府基于“一五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国防战略布局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 认为高校区域分布不应过分集中, 否则会影响到经济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所以, 很有必要对当时高校的区域设置进行调整, 以使其均衡布局。 1955年7月, 高等教育部提出“高等学校建设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及国防建设要求, 必须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相配合;学校的设置分布应避免过分集中, 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 ”[14]要求高校的调整设置应当按照“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 并结合工业化建设以及国防现代化建设来进行调整。对全国高校、院系专业和师资设备等教育资源的布局要均衡设置, 避免过分集中。同时工科学校的设置和调整还应该逐步和工业基地的规划和产业体系发展相结合。所以, 高教部从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 将一些高校整体或部分系科专业迁至西安、成都、重庆、兰州、太原等内地城市组建新的学校, 或者从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抽调部分院系专业、师资设备合并入内地高校, 以加强内地学校和专业的办学实力和规模。另外, 还逐步通过增设或调整工科院校来帮助西南、西北等内地工业基地的建设发展。

此次院系调整大大改变了之前高校过于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沿海大城市的布局不合理状况。经过调整, 内地高校数量增加到115所, 占了当时全国229所高校的一半。通过在内地城市组建或调整合并了一批测绘、矿冶、石油、电讯、航空、机械、化工、电机等工科院校, 为广大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工程专业技术人才, 极大地推动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设。至此, 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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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 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高校院系调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深刻变革, 这次院系调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调整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与不足, 造成了一定的失误, 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建国初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1. 高校院系调整取得的积极成效

其一, 促进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建立了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通过院系调整, 大多数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等办学的基本条件得到了较大的加强和改善。一些高校及系科专业通过调整、重组、合并后扩大了规模, 增强了实力。高校人才培养规模得到了大幅提升, 在校生从调整前的1951年的15.3万上升至1957年的44.1万, 为国家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高素质建设者。另外, 为了改变当时工业落后的面貌, 必须尽快培养大量工程技术专业人才, 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中央政府重点加强了工科院校、专业的建设, 着力培养工科专业人才来适应大规模的国家建设。院系调整中设置的工科专业达到183种, 占了当时高校总专业数的57% 。工科在校生人数也不断增多, “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1949年的30, 320人, 增加到1957年的163, 026人 (约5倍多) 。 ”[15]而且还新设了采矿、冶金、机械、材料、电力、石油、计算机、半导体、原子能等一批工科专业, 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高等工科教育体系, 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面、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6] (P.329) 的落后的状况, 为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院系调整优化了高等教育结构, 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 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其二, 高校区域布局的调整, 促进了内地高等教育的发展, 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人才培养和经济建设。院系调整改变了旧中国高等学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党中央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战略的全局考虑, 对沿海和内地高等教育进行统筹调整、合理布局。根据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工业化建设等对专业和人才的需求, 把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高校, 如上海交通大学、华东航空学院、南京工学院等, 整体或部分院系专业、师资设备迁往内地, 重组新校或合并入内地高校, 有力地支援了内地高等教育建设。据统计, 院系调整结束后, 西部高校总数比调整前增加了近30所。整个大西北地区解放初期只有8所高校, 到1957年已增至22所, 就连地处比较偏远的新疆地区都设有5所高校。内地高校在校生人数不断增加, 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44.1%, 东西部高校的学生人数逐渐趋向均衡。同时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基本上都设有了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等专门学院。院系调整后, 高校的地区分布逐趋合理, 大大增强了内地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实力和水平, 为中西部地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援, 有力地促进了内地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

其三, 优化重组高等教育资源, 提高了高校办学效益, 奠定了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基本格局。旧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比较混乱, “高等学校办学庞杂混乱, 院系专业设置基本上是自发的, 缺乏规划和长远的考虑。人力、物力、财力严重浪费”[4] 。这根本无法适应新中国建设对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建国初期, 针对当时高校存在的院系专业盲目自发、重复无序的设置, “通才教育”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目标严重脱离社会实际, 师资设备配置不合理, 教学资源浪费严重, 办学效益低下等情况。中央政府从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出发, 从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来统筹安排和谋划推进高校院系专业的调整。根据各校师资、设备、经费、学生等进行优化重组, 将当时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通过调整, 解决了系科专业设置庞杂重叠, 师资、设备、校舍配置不均衡等问题, 有效地缓解了大部分高校师资数量不足的压力, 并使有限的教学资源得到了较好利用, 大大提高了办学效益。另外, 通过接收、接办与改造教会大学和私立高校, 将其撤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立学校, 结束了新旧教育过渡阶段学校性质各异、管理体制不一的弊端, 高等教育体系得到了统一, 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2. 高校院系调整的不足之处

第一, 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大大削弱, 人文教育严重缺失。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出于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 急需大量工科专业技术人才的考虑, 提出高等教育应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为重点。因此, 国家大力发展工科专业和扩大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规模。这就导致了在院系调整中工科专业在整个高校专业设置中占了主流地位, 而许多文科专业由于被认为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学无所用、无所建树而得不到重视。 “文科无用论”思想逐渐在高等教育领域盛行, 文科专业在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大量地挤压和裁撤。另一方面, 由于过分强调人文社会学科的阶级性, 混淆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 认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学等这些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学科专业, 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体系, 与执政党主导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 必须将这些专业坚决裁撤取消, 因此造成在调整过程中一些人文社会学科, 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专业被撤销, 哲学、法学、管理、财经类等专业被调整合并、停办或缩减招生。一大批在这些人文社科领域卓有建树的著名教授学者, 被迫转去从事外语、地理等教学或被安排去图书馆整理资料。文科类招生也被大量缩减, 文科类在校生从建国初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33.1%, 到1957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下降到9% 。高校的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削弱, 部分专业甚至出现了断层, 人文教育发展陷入了衰退。

第二, 盲目地照搬苏联的做法和经验, 专业设置调整工作中出现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新中国成立初期, 文教部门机械地照抄苏联的教育体制, 将其移植到我们的高等教育, 高度推崇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 全面否定和批判旧中国高校采用的欧美式“通才教育”做法。 20世纪50年代的高校院系调整, 在“专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以培养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出发点, 参照苏联高等教育专业分类的特点, 专业设置过分强调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专业教育仅注重于培养学生获取某种专业技能, 使其毕业后能够较快地适应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和职业技能要求。高校专业分类过专过细, 像专业设置甚至细分到如电工、钳工、车工等专业, 导致调整后的农学专业有90余种, 工科专业竟然高达180多种。这样的专业设置使得当时高等教育完全被局限于只是获取某项专业知识和技能, 学生知识面狭窄, “认为只要在本专业是内行就行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技能, 但是对社会却没有科学而完整的理解。 ”[17]所以学生毕业后社会适应能力差, 综合素质偏低。过度的专业细化还造成了各专业之间彼此独立, 学科交叉渗透少, 相互间无法进行交流沟通、协同合作, 严重违背了教育发展规律。

第三, 院系调整中对所有私立大学收归国有, 并全部改为公立高校,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 考虑不够周全, 做法欠妥。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私立大学有61所, 约占当时全国高校总数的30% 。私立大学本来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有益补充, 只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 那么党和政府在对其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的基础上, 应该积极支持私立大学发展并给予必要的帮助。而在院系调整中简单地把所有的私立高校撤销或合并, 特别是一些办学历史较久、专业实力较强、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学校, 如私立南通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私立大同大学、大夏大学等一大批办学质量好的学校在调整中被拆分合并, 导致了这些办学成绩显著、特色鲜明的私立大学不复存在, 实非明智之举。在当时, 鼓励支持私立大学自主办学, 既有利于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财政负担, 又能够充分调动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等社会各方面力量捐资办学的积极性。但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为了尽快使意识形态、教育制度、学校性质统一到社会主义层面, 简单地取消了私人办学, 将私立大学收归国有并改为公立, 这样极大地“影响了个人办学的积极性, 影响了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多样化, 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增加了国家负担。 ”

新中国建立初期高校院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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