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笔记：西晋一次改写历史的盗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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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晋书·武帝纪》载：咸宁五年冬十月， “汲郡人不凖（读否彪）掘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 ”

这句话意思是说：在公元279年冬十月，有个叫不凖的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人，盗了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其址在今卫辉市孙杏村镇），并从墓里挖出了很多竹简，这些竹简上的字加在一起有十余万字。

不久，案发。汲郡地方官在接到报案后，赶紧带人来到案发现场，只见沉重的墓门已被撬开，墓里的贵重物品都被洗劫一空。但他们还是在墓道里找到了一口铜钟、一个铜磬和几只玉律（玉制的管状定音器，正常一组应为12个），还有一把铜剑，想来应是盗墓贼在往外运东西时掉落的。他们还在墓室里发现了大量散乱的竹简，其中不少都有被烧过的痕迹，显系盗墓贼有用这些竹简照明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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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挖王凌乃是大案，汲郡地方官不敢怠慢，马上向朝廷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将这些竹简，连同在墓中拾到的钟、磬、玉律、铜剑等物品，一并送到了国都洛阳。据说光竹简就装了几十车。晋武帝对此十分重视，立即下旨捉拿盗墓贼，并让人将这些竹简上的文字整理出来。都察官苟泽经过一年多的寻访，才将不凖捉拿归案。

說不凖改写了中国历史，不过是因为他打开了魏襄王墓（一说为魏安釐王墓），否则这些竹简也不可能面世，而这些竹简又实在是太珍贵了。

为什么珍贵呢？因为泰始皇曾下令把除泰国以外的所有史书都烧掉。而泰国的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周孝王时期（公元前960年一公元前896年），那再早的历史，就没人知道了。尽管后人，比如司马迁，根据散见于汉初一些儒生凭记忆整理出来的先秦诸子文中关乎周以前历史的只言片语，叉重新撰写了从五帝时代到周的这段历史，但由于这里面夹杂了太多的民间传说，是故以讹传讹的部分实在太多了。而再以后的人治五帝、夏、商史，又只能以司马氏的《史记》为依据，实不可信。

而这几十车竹简，竟然是在始皇帝的“焚书”中，不知被哪个不畏死的读书人，保护下来的一部古老的史书——《竹书纪年》（也称《汲冢书》）。它记载了从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到周隐王十六年（公元前472年），凡1922年的历史。如果没它的话，则历史上是否真有过五帝，夏、商两代是否真实的存在过，都难说清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中国夏朝的存在，如果不是后来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他们甚至连商朝的存在，都是抱有怀疑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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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为有趣的是《竹书纪年》所讲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所讲的历史，是有着很多的不同的。

比如：据《史记》记载：尧年老后，因尢力处理政事，便将王位禅让给了舜，舜是在再三推让后，才继承了王位。而在《竹书纪年》里，关十这段历史却是这么写的：“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亦关押之意）丹朱（尧的儿子），使不与父相见也。 ”于是，一个原本被儒家所推崇的美好的禅让制度，瞬间被它毁得千干净净。

再比如，关于商代的相国伊尹。正史里是这么写的：商朝的国君太甲因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相国伊尹多次规劝不听，最后被伊尹流放。过了三年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叉重新迎回了太甲，并还政于他。而在《竹书纪年》里，却是这样说的，伊尹自恃位高权重，欺压幼主太甲，将其流放，自己称王。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杀了伊尹，夺回了帝位。于是，贤相伊尹就变成了窃国大盗，而太甲也摇身一变，从一个昏君变成了中兴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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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既然《史记》不可信，《竹书纪年》更可信，正史又为什么一直没有采纳《竹书纪年》的说法呢？我想原因无外《竹书纪年》才出土不久，就赶上了“八王之乱” ，这些竹简及刚整理出来的译文就都丢了。直到宋代，《竹书纪年》的译文才重新被发现。但由于它跟传统儒家的论述大相径庭，而宋及以后历代统治者叉都是以儒学治国的，是以它就成为了统治者眼中的异端邪说，遭到了封杀。直到清末民初，才又有人把它找出来，加以研究，不过仍一直有人坚称其是一部伪书，或言其中记载的一些历史也不见得就是那么可信，是以当下中学生用的历史课本，还是仍以《史记》的说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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