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病入膏肓，嘉庆为何惧怕改革？

不受约束的巨大权力，表面是福，其实是祸。读懂了中国皇帝的问题，也就读懂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问题。皇帝是天底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可皇帝又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真可谓，「男的都想当皇帝，女的都想嫁皇帝」。一般史书写皇帝多描写其行为与经歷，作者张宏杰则着重心理层面，《坐天下很累》用写故事的方式，分析包括王莽、杨广、崇祯、光绪等八位皇帝，在不同时势中产生了不同性格和作为。他们既影响歷史结果，歷史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反思歷史，关照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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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一个时刻以大清王朝的「安全第一」为念的守护人，皇帝对这样的苗头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他从洪亮吉奏折中的几处小小措词错误入手，抓他的小辫子，把他发配到了新疆。

做为一个锦衣玉食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嘉庆皇帝虽然足够聪明、足够敏捷，也足够有耐心，却缺乏两样对伟大帝王来说根本性的东西：勇气和魄力。事实上，在父亲尸骨未寒之际诛了和玪，对他来讲，完全是为了镇压白莲教这个火烧眉毛的任务所採取的非常措施。实行一些有悖于父亲方针的「新政」，也是危机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特殊政策」。出如此重手，支撑他心理能量的，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待白莲教危机一过，他身上优柔寡断、忧谗畏讥的老毛病立刻復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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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不起不孝罪名

他不是不想改革，而是不敢改革。他十分清楚大清朝的危机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清楚这具表面看起来还有几分体面的躯体已经病入膏肓。然而，正是这种可怕的病相吓倒了他。他生怕自己一招不慎，让这个重病病人死在自己手上，这是他绝对不敢承担的歷史责任。

嘉庆帝熟读经史，他十分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改革是一项风险极大、成功率很小的选择。北宋王朝的变法、明朝中期的改革不仅没有解决好问题，反而使既存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快了王朝的垮台。中国歷史上那些伟大的改革家，从商鞅、王安石到张居正，最终的下场无一不是身败名裂。拆掉祖先建起来的百年老屋，全盘重新建造，对他来说简直是要求一只羚羊向狮子进攻，绝对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不但大规模的改革不是他敢于承担的，甚至连小规模的「新政」都已经让他惶恐不安。「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清代歷代皇帝施政原则的第一条都是「敬天法祖」，他们用人行政，总是上天皇考不离口，动辄引据「成宪」。连最着名的改革皇帝雍正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改革家，而是自诩「惟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宅衷图事，罔敢稍越尺寸。」在「新政」后期，嘉庆已经开始禁止人们使用「新政」这个词，就是生怕人们认为他的「新政」是刻意翻父亲的案。「不孝」这个罪名，是这个品质「端淳」的皇帝万万承担不起的。他宣布，父皇乾隆晚年虽然做了些糊涂事，但总结他的一生，错误和成绩至少应该可以二八开。父皇晚年的错误，正是因为他背离了自己早年的正确方针，所以，自己的政策本质上是回归父皇的正确方针，而不是和父皇唱反调。

当「新政」推行到末尾，嘉庆的一系列政策已经被证明对扭转大清王朝的现状无太大作用，于是，他开始不断地自我怀疑，尤其「洪亮吉事件」让他惶恐不已。

洪亮吉在乾隆时期就以大胆敢言闻名，在嘉庆求直言的鼓励下，他上了一个言辞激烈的奏折。在奏折的开头，洪亮吉就语出惊人：大清王朝现在出现的问题，根源在乾隆时期。今天大清国政治之败坏，已经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大清王朝已经越来越近地滑向了悬崖边缘。洪亮吉描述当今的社会现实是，国家「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此时的大清王朝，「各省官员，贪者十居其九。」与朝廷宣传的相反，大清王朝的绝大多数官员现在都是坏的或者比较坏的。腐败之癌已经到了晚期，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天下大乱，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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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倡乱世用重典

洪亮吉说，皇帝的「新政」，手段过于「仁柔」，惩贪表面上轰轰烈烈，但查处的都是撞到枪口上的倒楣蛋。由于监督体系实际上已经失灵，国法对于贪官们已经没有什么约束作用：「国法之宽，及诸臣之不守国法，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因此，洪亮吉提出乱世需用重典，在人心懈怠之极的情况下，必须痛下杀手，加大惩贪力度。洪亮吉主张，现有行政官员大部分都要淘汰，应大批起用新人进入官场，这样大清才有希望。

这封奏折让皇帝十分震撼。内心深处，觉得洪亮吉许多话说得不无道理，可是，皇帝坚决不同意洪亮吉对大清政局的整体判断，尤其反感的是洪亮吉的遣词用句和表达方式。

在皇帝看来，大清社会现在确实是面临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毕竟是局部的、暂时的、可以克服的。即使从乾隆晚期算起，大清的统治成绩仍然是及格的，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温饱的，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大清王朝能够平定白莲教，为什么经歷了战争，人口仍然创了歷史纪录。洪亮吉这个奏折的最大错误，是宣称大清朝廷的官员十有其九都是贪官，是认为大清政局的腐败已经到了让老百姓无法生存的地步，以致所有祖制旧法都要推翻，这是「公开诋毁乾隆以来大清取得的成就」，不但彻底地否定嘉庆，也彻底地否定父皇乾隆，甚至还变相地否定大清列祖列宗。嘉庆认为，这是一个极其错误同时也极其危险的思想。如果说大清天下已经一团漆黑，那岂不是说明大清如大明一样应该被人推翻了？因此，这封奏折表面上慷慨激昂，正义凛然，实际上是一个极为危险的信号。它的出现，说明在大清社会出现了一股试图彻底否定大清歷代统治成绩，进而否定爱新觉罗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异端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