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背后的宋代文人政治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背后的宋代文人政治// //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背后的宋代文人政治// //

《中正之笔》

作者：（美）倪雅梅译者：杨简茹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

美国学者倪雅梅（Amy McNair）的《中正之笔——颜真卿的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在近三十年的英文学界可算是屈指可数的中国书法史研究专著之一,也是“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所收入的为数不多的艺术史研究之一。英文原著出版于1998年，迄今已有二十年。

倪雅梅展现了颜氏不同人生时期的代表作品，借此勾画出颜真卿书法艺术的生命轨迹。不过本书的论述重心并非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发展史和演进史，而是颜真卿的书法为何在北宋的士大夫间备受追捧和赞誉。换言之，本书主要关注的是颜真卿书法在北宋的接受史。一个时代的审美倾向中是否折射了政治？就本书所论议题来说，书法无疑可被看做北宋士大夫广泛的文化政治中的一环。

字如其人？论风格与人品

为了阐明本书的理论前提，作者在第一章“书法中的政治”的开始便追溯了中国书法史中的一个核心品评标准——“字如其人” ，即将一个人的书法或书迹视做书者道德、才能、情感等方面的展示和流露。作为中国读者，我们其实对这个概念再熟悉不过，也常不自觉地使用这个评价标准，故往往难以跳脱出固有的思维模式来重新审视这个概念。由于这个评价标准长久以来深入人心，引申而来的便是历史上各个典范性的书法风格都有其象征性的意义，书风与书写者的人品、性格密不可分，后世学书者和书论家在选取师法对象时，当然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以这些象征性资源来丰富自己的艺术，提高自己的声誉。根据作者对北宋历史情境和政治文化的观察，她认为以欧阳修为核心的一批“庆历新政”的主持者和参与者在政治之外的文化领域也引领了种种变革。颜真卿的书法由于其人忠义的品行而被欧阳修等人极力推崇，并奠定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这种视野和理论框架使得本书关注了一个有别于以往传统风格史研究的议题，即风格的象征性意义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就本书所探讨的颜真卿书法而言，这既与中国书法品评中古已有之的“字如其人”的观念有关，也是北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结果。经宋代文人群体如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鉴藏品赏和学习师法，使四至十世纪以来以二王书法为至高标准的书法审美趣味为之一变，也印证和加强了“字如其人”的品评标准，使得书法品赏和创作中人格和书迹的关系愈发紧密。同时从这个书法审美趣味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北宋文人群体与皇室在文化领域展开的话语权竞争。

本书第三、四章分别聚焦于颜氏的两件手札作品《祭侄文稿》和《争座位帖》，是本书的重点章节，从中可看出作者的主要观点和分析论证方法。通过分析作品和宋人评价，作者强调了宋人对颜氏书风和人品所建立的联系。第三章在较详细地叙述了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和《祭侄文稿》的创作背景后，简要介绍这幅手稿作品的鉴藏史，接着以“《祭侄文稿》的审美接受”为题展开了讨论。她从黄庭坚的题跋“鲁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欣赏和珍视这种未经精心处理和雕琢的手迹草稿？接着她把这个问题转换为了中国古代文人在道德上和书法品评中对“巧”、“拙”这组对立概念的认识上。随后，作者又将“巧”与王羲之的“侧锋”笔法相关联，将“拙”与颜真卿的“中锋”笔法相关联，正是颜氏作品中的“圆”、“拙”、中锋用笔以及不加修饰等因素，使得“宋代的儒家改革者”认为其是“善良品德的纯粹表达和自然流露” 。讨论《争座位帖》（这件作品的墨迹未能传世，仅可见于拓本）的第四章与前章相似，先叙述创作背景和历史情境，其后以藏于芝加哥的一件苏轼临本来探讨苏轼对颜真卿行书的接受、欣赏、学习以及回应。

第七章讨论了颜真卿晚年一系列楷书碑刻和其被广泛认知的代表性的楷书风格，是本书另一个核心章节。北宋欧阳修对晚期颜氏楷书的特别提倡和推崇，将颜氏楷书风格描述为“刚劲独立” ，与其人格“尊严刚劲”相契合，于是其书“似其为人” 。作者推论，欧阳修对颜氏的推崇有加是与他本人在“庆历新政”中被指责结党有关，他在书法领域选择颜真卿这个典范，即是对颜氏“忠义之节”的认同选择。可是欧阳修本人不善书，在书法实践方面没有值得探讨之处，于是作者选择蔡襄的作品来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蔡襄在学习颜氏行书方面所得有限，师法最多之处恰恰是欧阳修所提倡的颜氏晚期楷书风格。最后，作者还考察欧、蔡同时代人朱长文的《续书断》，其中对颜真卿作品的收录和评价同样是以晚期楷书为主。

在第八章结论中，作者再次指出宋代文人以颜真卿作为典范，和宫廷主导的文化展开竞争，其结果便是北宋文人，如欧阳、蔡、苏、黄等人的书论和实践奠定了颜氏的书史地位和形象，并让颜氏“忠义”的声名为己所用，应对政治生涯中的攻讦与失意。

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

“什么是书法风格中的政治？书法如何被用来陈述政治观点？”这些问题在今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已经颇受关注，但考虑到本书是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撰写的博士论文，并在1998年正式出版，其问题意识可谓颇为超前，并且启发了不少后来的研究。

在中国绘画史研究领域也有一本与本书议题颇为相近的研究，姜斐德（Alfreda Murck）所著的《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此书认为宋代关于“潇湘八景”的诸多诗画隐含宋代失意和贬谪文人对政治不满的表达。出版后在中文学界颇受非议，许多学者并不认同该书的论证和阐释方式，认为作者作了不少过度解读。倪雅梅教授的《中正之笔》中也存在一些相似的问题。笔者并非完全不同意本书的大致结论，只是其在论证逻辑上显示出许多“先入为主”之见，换言之，是将假设的结论当成了预设的前提，而论证过程则是不断找材料印证这个论点，遇到与预设框架相悖之处便另作推想性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之中，有违“理从事出，事理不违”的史学研究准则。如第三章关于《祭侄文稿》的分析讨论中，作者通过形式分析将王羲之与颜真卿的书法仅做了个“方/巧”和“圆/拙”的二元对立，紧接着便将这种形式与皇室和改革派的审美品位联系起来了。她还进一步推论出：“从儒家改革者的角度来说” ，前者是工巧和庸俗的，而后者是人品和性情的自然流露。这个联系的过程实在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持。一个与作者逻辑颇为矛盾的事实是，王羲之最为著名的作品《兰亭序》恰恰被认为是真情流露的即兴之作，不仅如此，王氏及其后人绝大多数的传世作品或摹本都是日常信札，并非有意为之的作品，何以被认为是刻意工巧和庸俗的呢？

上述这些二元式的风格划分和不能合理阐释的材料主要基于作者对宋代“儒家改革派”和皇室宫廷的二元划分。书中多次提及的“改革者们”或“改革者及其朋友们” ，是一个无法明确定义的政治团体。如果说欧阳修是“庆历改革”的参与者，蔡襄是其友人，那么苏轼、黄庭坚所处的时代面临的则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政治漩涡，他们是“改革者”还是“保守派”？应该如何划分？书中也提及米芾对颜真卿的严厉批评和有限的赞扬，这与米芾的政治立场有何关系？反过来看，那些作者看来所谓的保守派就不推崇颜氏书风及其人品吗？在作者给出的二元框架下，这些问题显然无法得到合适的解答。

此外，书中还有一些译校方面的小问题，略举一二，如第30页， “精神的回响”（spirit resonance）似乎本应是“神会”一词的英译。第78页， “（黄庭坚）1807年写的《水头镬铭》”应是“1087年”之笔误。

总体来说，《中正之笔》是一部在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上颇有启发性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从接受史的角度思考风格的象征意义及其如何被后人使用，以及艺术典范在历史中的升降沉浮，从而探究“历史”所造就的“艺术史” 。但就具体问题而言，还需对材料采取审慎的态度，作出合乎事实和情理的论证。

□李铀（东南大学历史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