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访谈｜姚洋口述①：我的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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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几十年，世界承平日久，乐观的人们以为，个人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回头看逝去的岁月，个人遭际与时代有极强的关联，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并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个人命运是随时代起伏的。我们该如何面对时代？经济学是最紧扣时代脉搏的科学，主流经济学家是大时代的亲历者，他们的人生随国运起伏，同时他们用学识解释过去，设计未来。澎湃新闻推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通过讲述中国经济学家个人成长、治学故事，来解释时代的秘密，给以我们面对未来的勇气。

今天我们刊发的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口述的第一部分：

对于中国革命，我曾经写过3篇文章，思考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第一篇是《在祖父遗像前》。我小时候被父母送老家江西新干县，老家的堂屋挂着我三祖父的遗像。三祖父是个烈士，江西的烈士太多了， 1980年代初我去江西烈士纪念堂参观，那里有一柜子烈士名录，所以县里对烈士的纪念不太重视。对我三爷爷这个先烈的纪念，也只是在自家堂屋里挂一幅像。祖父很年轻就牺牲了，牺牲时他才21岁，如果是现在的年青人，大学都还没有毕业，他牺牲时中学毕业没几年。这些年祖父的遗像总是萦绕在我的脑子里，让我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做一些思考，这些内容我写进了《在祖父遗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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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与伯母及其他亲属在姚有光烈士故居前。

此外我还写过一篇《消失的小镇》，写我二爷爷个人命运的沉浮，以及我们那个小镇的变迁。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较大冲击，二爷爷本职是在外行医，但他还有几亩地，就请个雇农替他种，解放的时候定的成分是“小土地拥有者” ，到文革被重新定为富农。雇农和他的徒弟们造他的反，还占了他家在镇上的房子。二爷爷在镇上的房子是两进两出的大房子，进去先是一个天井，有两个小耳房，天井里有口井，后面是主房和厢房。这是江西农村大户人家的标准配置。

二爷爷被赶回村里老屋，我回到老家时二爷爷还健在，在他72岁那年的冬天，刚过完年，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烤火，他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 “唉，我活太久了。 ”说完这句话他就睡觉了，当夜去世。

那个小镇经历“文革”后，像我二爷爷这样的地方精英完全被抹掉了，文化上精英的成分也被抹掉了。

我老家新干县的发展水平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下，但县里还是挺有钱的。不过我们那个村子衰败得很厉害，新农村建设初期也没有顾及我们村子。我回乡给伯母过90岁大寿，县里干部要跟着去，我说这是我的私事，不要他们去，他们非得跟着。这些干部到了我们村子后被震惊了，这个村子竟然这么破败，路是泥巴路，好多倒了好几十年的破房子。因为大家都建新房子，祖传老房子不敢拆。县里的干部看不下去了，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有你们村。然后乡里派推土机把破败的房子全部推倒，又重修祠堂，严格说来它不是祠堂，江西话叫haiting（大厅），是过去家族议事的地方。村里只有姚姓一个姓氏，当年是两兄弟在这建了村子，村东是大哥，西边是小弟。祠堂修好之后，请了穿红色超短裙的舞蹈队做表演，唱流行歌，他们把录像寄给我看，真是叫人哭笑不得，我说这些妖魔鬼怪是想气死祖宗吗？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 “文革”把农村残存的不多的精致的东西全摧毁了，连祭祖都变得这样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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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与侄子们在姚有光烈士墓前。

我还写过一篇《回乡三日》，有很大反响，有人说这是当代《闰土》。这篇文章主要写我的伯母，我被送回乡下的时候是和伯父伯母生活在一起，他们没有孩子，我是被他们带大的，伯母现在90多岁了，两年前我给伯母做了90大寿。十几年前一次回乡我把伯母送到养老院，但伯母不习惯，又被送回家里。她在乡下的老屋里生活了一辈子。我们家族的第四代都长大了，她更愿意现在子孙绕膝的日子。

这些文章是压在我心里的命题，我在思考，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特别对于中国农村有什么样的意义。中国农村的进步不是线性的，革命对农村的进步起到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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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与伯母的合影。

对于中国革命有很多解读，无条件支持革命的想法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支持“文革”的人，恐怕是脑子进水了。 “文革” ，我们有定论，党的文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我写《消失的小镇》就想告诉大家“文革”摧残了、摧毁了人心，摧毁了乡村残存的精英成分。

支持“文革”的人缺少历史的纵深感，对历史没有深入的理解，他们只看到这40年出现的一些阶层分化，譬如我们北大某研究会的那些学生，他们看到了贫富差距等问题，但解决问题不能回到“文革” ，不能以那种方式再来一次轮回， “文革”造成什么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革命是现代化的工具

当然有人彻底否定革命，认为革命根本没有必要，甚至要回到1908年大清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有人说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多么伟大，如果她晚死几年，中国君主立宪就成功了。这种人也缺乏历史感；清朝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可能。首先清朝很腐败，已经腐败到必须灭亡的地步。溥仪逊位时很小，退位诏书是隆裕太后签字，第二天隆裕太后又上朝去听政，但文武百官没有来朝。她问太监，为什么百官不上朝？太监告诉她，太后，您昨天签的字，大清没了。隆裕太后这才知道自己签的文件意味着什么。一个朝廷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它完全没有存在和现代化的可能。其实清朝在生物意义上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了，清朝最后几代皇帝，多半是因为近亲结婚，都没有生育能力，清朝不灭亡才怪。

同时，由于清朝是满族统治者，还要面对民族感情，孙中山先生发起革命最初的口号是“驱除鞑虏，复我中华” ，用民族情绪来发动革命。如果这是个汉人政权，可能还有转圜的余地。但一个满人政权，腐败到这种程度，老百姓怎么会继续容忍它存在？

所以辛亥革命不可避免。但是，中国革命的意义在哪里？

有没有一种中间的可能性来解释中国革命？有时候外国人旁观中国革命，反倒看得更清楚一些。费正清在1970年代末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中国革命》，他从1840年写起。读了这本书后，才能够理解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写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之所指。毛泽东比他的同事们都更有历史纵深观，他之所以这样写碑文，是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处在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自己不过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反思自己，刚进北京他说“我们要进城赶考” ，他在提醒自己“我们要跟帝王不一样” 。我读过他的身边工作人员一篇回忆文章：毛泽东在1956年执笔写他最后一篇文章《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写完后已经凌晨4点钟了，他的私人医生陪他去散步，医生跟他说：“毛主席，我们革命都成功了，您也应该好好休息了。 ”那时候毛泽东60多岁，他脸色一沉：“（革命还要继续）我们有变成封建主义的危险。 ”这说明他有自我意识，要约束自己，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己不要变成一个帝王。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1840年被迫开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我们这些人也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还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还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谭嗣同他们的革命。这些革命都是在完成一件事情：把中国从古代社会推向现代社会。

爆发革命的必然性

或许有人说革命的过程太残酷，但是革命不可避免。要说残酷，古今中外的革命都残酷。英国现代化进程由光荣革命开始，在光荣革命之前战争打了近一个世纪。当时正值北半球变冷，整个欧洲都在饥荒中，那时欧洲出现人吃人现象。中国也正处在改朝换代的酷烈时刻，也是饿殍遍野。

相比欧洲，中国革命的难度更大。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革命很难，从政治上来说更难。中西方革命的对象一开始都是王权，但欧洲比较幸运，欧洲王室的力量没有中国皇室这么大，欧洲有宗教在制约王权，宗教和革命者联合起来对抗王权，甚至欧洲的革命者干脆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革命。信奉天主教的查理一世在位时，天主教和新教爆发冲突，而英国议会里很多有钱的资产阶级信奉新教，宗教联合新兴的资产阶级，把国王给送上了断头台。所以英国革命有主导力量，他们的革命相对中国来讲更容易，但过程也很惨烈，战争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

在这点上中国革命没有同盟军，中国本来就没有宗教，民间社会也很弱。中国革命有多重任务，不仅是人的解放，不仅是政治解放，还有思想解放。

中国皇权历史悠久。自从秦始皇时代建立大统一的帝国，中国进入帝国时代，而不是封建社会，封建时代是西周、春秋、战国，马克思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描述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不了解中国，他对东方文化，对中国很不了解，他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不尽正确的。帝国的王权相比封建王权更为强大，所以王权对中国的影响根深蒂固。

中华文明到宋代达到了世界农耕文明的顶峰，如果不是全球变冷，我们很可能就突破天花板了，极有可能在1000年前，发生工业革命。那时候，汴京一半的人口在烧煤，当时在技术上已经做好了准备，那时已经发明了火枪和纺织机，所以出现蒸汽机是大概率事件。但因为气候变冷后，北方游牧民族轮番南侵，摧毁了宋朝的高度文明。北宋后期和南宋时期，面对天灾和蛮族的入侵，中国文化开始趋于保守，程氏兄弟和朱熹把动荡归咎于人的贪婪，因此不是鼓励反抗外敌，而是把儒家学说推向极致，变成保守的说教。明清中国的停滞，既是蒙元野蛮统治的结果，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保守的结果。这个影响很深远，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就心智而言，当今中国大多数的百姓恐怕还停留在19世纪。

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同盟军；我们的现代化一直很艰难，因为旧势力太强大。所以谭嗣同才会说，所有国家的革命都以流血开始，中国的革命还没有流过血，请从我开始。他本来已经逃到外国使馆，又走出来坦然赴死。他就是要用他的死来告诉大家，国家进步是要流血的。

如果要假设的话，中国革命唯一的缺憾就是，如果孙中山先生不那么早去世，中国历史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也许我们的革命不会那么惨烈。就因为孙中山先生交班给了错误的人，使得革命过程变得非常惨烈。蒋介石是上海滩流氓出身，到日本读武校后靠愚忠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但他没有历史眼光。蒋介石靠掌握的军权，把国民党的权力给篡夺了，他的崛起等于篡权，汪精卫敌不过蒋介石，后来不得不宁汉合流，承认蒋介石的权威。

如果孙中山选汪精卫做接班人，再为国民党设计一套严格的组织，延续中山先生“联俄扶共”的政策，控制好军权，那么中国的革命或许会是另外一个图景。

后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有必然中的偶然性。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立志要用军事的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共产党革命的励志史。毛泽东的成功是由很多偶然事件造成的。他在江西被民团给抓住，他用几块银元收买了民团然后脱险。如果他就此牺牲，革命也就完了。长征开始时，李德三人小组听了朱德的恳求才把毛泽东带上，否则长征也会失败。遵义会议之后，爬雪山过草地，如果红军直奔苏联而去，革命也完了，因为马家军等着呢，中央红军是疲劳之师，结局只会像西路军一样全军覆没。只因为毛泽东捡了一张旧报纸，知道陕北还有个刘志丹，他临时改变主意，去了延安。后来的西安事变也是偶发事件，不然红军很难立足。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偶然事件，共产党的革命不会成功。

但我们不能只看偶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种必然。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中国革命。本来国共有很多次合作机会，不用再有激烈的流血革命，就有可能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但是都错过了。我的三爷爷是共产党烈士，但同时为新干县国民党县委工作。我估计他既是国民党也是共产党，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允许党员交叉入党。直到1945年国共和谈之后，还是有机会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一度想把共产党总部迁到淮阴去，这样他去南京开会方便，因为共产党要参政。

但是蒋介石没有大历史观，又犯了一次错误，大打内战。他以为1936年因为西安事变，没把共产党消灭掉， 10年之后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把共产党消灭掉，所以他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反面。蒋介石不是伟人，论军事能力、组织才能、谋略上都够不上伟人的量级。他拥有那么强大的军队为什么会失败？就因为他没有组织能力，他的手下都不听他的指挥。蒋介石错失了成为中国现代化工具的机会，而把这个机会拱手让给了毛泽东。

《在祖父的遗像前》里我思考中国革命，得出了我们都是中国现代化的工具这样的结论。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去，现代化不可能没有牺牲。原生性国家的革命都非常惨烈，英国革命就极其惨烈，先是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到他儿子复辟后，又把克伦威尔的尸体从坟墓里拖出来，执行绞刑，死了还要侮辱泄愤。我以前教过一个剑桥大学项目，我问英国学生，你们的教科书里有这一段吗？他们说没有。估计实在太残酷了，没有进入教科书。法国大革命也是同样，革命者互相残杀，也非常残酷。

但是革命有其结果，拿破仑为了保留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发动战争，殃及欧洲很多国家，但凡是拿破仑军队到过的地方，在未来100多年、200多年里都发展得比其他地方快一些。

所以，原生国家尤其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要从旧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仅有启蒙运动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流血的革命，把旧势力完全铲除才能实现现代化。

经济学家访谈｜姚洋口述①：我的革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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