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以来开元天宝之际与国内外形势是怎么样的？

导语：唐高祖以来开元天宝之际与国内外形势是怎么样的？

皇统自唐高祖以来,已传递至六代,其间尚有武则天的以周代唐以及由此导致的唐中宗与唐睿宗的二番登基。在扩大宰相这一最高行政中枢的庶务权限的同时,缩皇权继承人的权力特别是其行政权并淡化其在国家中枢内的政治地位,就成为必有之义。同时,在新中枢权力结构中,以宰相为最高长官的官僚系统与皇权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处于行政枢纽地位的宰相更加忠实地执行皇权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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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与宰相机构也为皇权更加灵活地支配与驱使,因此也得到皇帝更多的倚重,到开元以后,宰相制度发生了改。开元十一年（723 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不仅继续具有原来政事堂决策的权力,而且由于办事机构的设立,开元初年政事堂兼掌行政的权力也从法律上肯定下来,并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中书门下掌握了从决策到执行的全部权力,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关。唐初以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为特征的三省制名存实亡。从机构建制上看,宰相与三省发生分离,宰相府署超然于三省之上。宰相的职衔也从共为宰相的三省长官,发展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的惟一署衔,这种职衔完全是以最高政务裁决机关中书门下为依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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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书门下体制下还是集体宰相制度,但宰相裁决政务,实行宰相轮流秉笔决事的制度,并逐渐向首相制度过渡。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二年入相，玄宗已然年近半百，政事颇有倦怠，需要的是一位能够顺从其意志并有足够行政能力的宰相来维持整个国家的良性运转。在这一变化中，学者更多的是对这一阶段相权的不断扩张的关注。而往往被忽略的是，任相需求的转变是以玄宗对权力的绝对掌控为前提，相权只是皇权的衍生物。在此前提下，李林甫在整个国家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掌握大权的皇帝秘书，并未跳脱出“君君臣臣”的体系之下，而相权扩大的实质是为君权而服务。到天宝年间，以中书令李林甫继之以杨国忠为首的宰相成员与皇太子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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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斗争成为中枢政局内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除了中枢政局的变化，唐王朝与周边的关系也在变化。在开元十五、十六年，唐朝在西北边境与吐蕃战事仍然很频繁，而与东北的契丹、奚族之间多为和平往来，诸如册封与和亲。而自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唐朝与契丹、奚族关系恶化。开元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与西北的关系趋于恶化，多战事。玄宗朝吐蕃严重威胁着西北边防，为了集中力量对抗西北的吐蕃，唐王朝在东北实行退守防御的政策，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加强东北地区的军力，确保河北道的安全。到了天宝年间，玄宗更是将东北防御的重任交给安禄山。因此，李林甫对安禄山的威慑对于平衡政局有着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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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有三个群体。一是文学之士，以张说为首，包括他极力提拔的张九龄等人。二是吏治之才，以姚崇为首，包括宇文融、张嘉贞、杜暹、李林甫、牛仙客等，汪篯先生在分析李林甫与张九龄之争时，就曾指出其属于文学与吏治两派的政见之争。三是宗室子弟与豪族勋贵，包括李元纮、李适之、源乾曜、裴光庭、萧嵩等人。开元时期，玄宗始终秉持平衡原则，对这三类群体予以任用。他任用吏治派的官员掌管具体政务，进行改革，如括地检户、修订律法、改革赋税制度等。任用文学派以彰显文治，如修撰国史、封禅泰山等。任用宗室子弟与豪族勋贵与前两者组建中枢，以求平衡。开元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改变，太子已然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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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开始警惕太子及其势力。这一时期玄宗的政治平衡策略主要是针对太子势力日益壮大的境况提出的，他以相权制衡东宫势力。李林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宰相的，他作为平衡政局最合适的人选取代了张九龄。玄宗在开元后期的择相标准发生变化，他更需要一位善于处理纷繁政事庶务，并且能顺应自己政治主张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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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李林甫在任相之前，已经展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任国子司业，颇振纲纪；任御史中丞，更改《定赃估》的量刑标准其次，在多次政事讨论中与玄宗持同一立场，如张瑝、张琇兄弟复仇案。张九龄以兄弟二人为父报仇之孝心为由，认为二人应得到宽恕，但李林甫仍旧坚持依据国法，玄宗也赞同李林甫之意，将二人仗杀。在太子瑛的废立之事上，李林甫以“家事何须谋及于人”之语支持玄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