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

文

危春勇

1970年八九月间，中央在庐山开会。周恩来对保健医生张佐良说：“这里（指江西）有两个我的熟人哪，一个是你的同行，一个是我的同行——两个"耳朵" ，一个姓郑，一个姓邓。 ”总理所说的自己的同行是指邓小平，此时他正下放在南昌新建参加劳动；而张佐良的同行指的就是郑淑芸，当时她在九江永修干校劳动。

郑淑芸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南海工作的保健护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遭到过江青的责难。而后被调到西花厅工作，与邓大姐相处得十分亲密，邓大姐自称为“老伴” ，而称她为“小伴” 。在担任周总理、邓大姐保健护士的12年间，郑淑芸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他们的懿德风范与精神情怀，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第一个调进中南海的女护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初中刚毕业的郑淑芸受家庭的影响，参加了革命。父亲对她说：解放了，有这个机会你们都应该出去好好为人民干点事。当年6月，郑淑芸就报考了劳动大学（中共中央机构的化名）药护训练班，实际是军委办公厅总参卫生处的卫生学校。 7月1日入学，在护训班培训了一年，结业后就留在总参卫生处。 1953年2月13日，郑淑芸成为被调进中南海的第一个女护士。

领导和郑淑芸谈话时，明确告诉她是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还没条件给每位领导人配一名专职护士，所以一开始一个护士要管好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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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散步

进中南海，到毛主席身边，自然得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且是“双重审查” 。 “不仅要通过组织审查，还得通过夫人这一关才成，然而这后一关我就没通过。 ”郑淑云说。 1953年12月，毛主席到杭州讨论起草新宪法，她第一次跟随他出差，但就是在这期间，她把江青给“得罪”了。

郑淑云回忆说：“江青几次约我陪她出去玩，我都没去。那时条件不好，没有暖气，用炭盆取暖，要调温度、湿度什么的，我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抽得出身陪她出去玩啊！因此，几次都被我谢绝了。后来，住同屋给主席摄影的侯波回来对我说："这下你可把首长给得罪了！"我听了觉得十分委屈和冤枉，是我不愿意玩么？我那时那么年轻当然想玩了。在杭州那么长时间，很多地方都没去过，除非主席去了我才好去。但我总不能丢下工作去玩啊！”

郑淑芸为人耿直、工作泼辣、责任心强，她说话直来直去的性格，与江青盛气凌人的做派格格不入，相处过程中免不了磕磕碰碰，自然也就没法在那儿长时间待下去。

来到总理、大姐身边担任保健护士

郑淑芸来到周总理身边工作是1955年。领导跟她交代完工作内容之后，她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前往西花厅，一边骑心里一边打鼓，精神还有些紧张：“这次可别再给砸了！”然而当她一接触到邓大姐，紧张的心情就烟消云散了。

和蔼热情的邓大姐像拉家常一样，亲切地询问她的工作和经历，比如什么时间来中南海的，都做过一些什么工作，家里情况、父母的身体如何，家里有什么负担没有，等等。随后邓大姐便带着她去给总理做治疗。

此前，郑淑芸曾见过总理一次。那是在北戴河的一次舞会上，当总理得知她是搞医务工作的，且来北戴河已有一些日子了，就问她这个地方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疫情，整个卫生状况怎么样，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见郑淑芸紧张得回答不上来，总理语气舒缓地告诉她：“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不要忘记搞些调查研究，要走访一些群众，了解当地的生活状况怎样。作为医务人员还要知道当地有些什么疾病，特别是常见的多发的疾病。 ”“一定要懂得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工作对象，不是只为我们服务啊，为他们服务才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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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50 年代，邓大姐（中）与秘书陈楚平（右）、保健护士郑淑芸（左）在一起

直到今天，郑淑芸仍感慨不已地说，周总理的这几句话“从此就刻在了我的脑子里，成为了我一生工作的座右铭，以后每到一地首先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从此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

由于曾与周总理有过接触并交谈，因此第一次给他做治疗，郑淑芸并不是很拘谨。再加上总理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不摆架子，治疗很成功，从此她便留在了西花厅工作。

置身西花厅犹如走进温暖的家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是一个温暖如春、亲情四溢的大家庭。在这里，不论是秘书、卫士还是医生护士，也不管是摄影师、厨师还是司机，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得到总理和大姐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关怀，从工作、学习到生活、家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1956年的一天，郑淑芸在用三轮车运送药品时，为免药品颠簸受损，用身子护卫着，谁知却把自己的两条腿给弄伤了。当时她也没怎么在意，到门诊部打了一针，休了三天假就上班了。然而她的腿伤并没有好，忍受了一年多，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只好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她被诊断为“先天性盘状半月板撕裂” ，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其间，邓大姐特致信问候：

亲爱的小郑——淑云同志女儿：

每天我都不止一次地要想到你，想到你在忍受“急”和“够”的味，很惦记你，同情你。现在给你送点儿重庆水果和我的一个同学女儿带给我的花生米，略表我的心意。我不能来看你，托我的他来看看你。

你的信我们看了，深深感动，我们尊重你热诚、真挚的善意。希望你亦听我们的话，要遵守一切把腿治好，这是你现时的中心任务。不能多写，紧紧地握手，祝福你快好！

大姐妈妈

1957年2月23日

带着滚烫的问候信，还有新鲜水果和花生米等，大姐的那个“他”——周总理来到医院看望郑淑芸。一见面，总理就问她：“治疗得怎么样啊？痛不痛，有没有好转？要不要同时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他还说：“大姐不能来，委托我来看看你，要好好治疗，早日康复……”

郑淑芸很感动，手执总理带来的慰问信阅读了好几遍，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大姐以“小伴”相称

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的12年间，郑淑芸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没有隔阂，没有距离。

郑淑芸生性活跃、待人诚恳、心直口快，而邓大姐热情开朗、风趣健谈、慈祥和蔼。也许是性情相近，两人特别投缘，亲如一家，情同母女，平时说话交谈也好，分别通信也罢，都少不了幽默甚至调侃的语言，在一起相处留下许多生动佳话。

亲爱的郑——我的小伴：

离开北京已经有一个半月多了。我要和你谈的事可多啦，从哪里说起？这也是给你写信迟了的原因呵！好吧，还是从开始离开北京时先谈起吧。去年我离开北京比前年要迟一个多月，在准备行装时，自然会想起了前年伴我南下的小伴，至于到了重游的旧地后，想起你来的时候更多啦。一个热心的、关心人的、勤劳的、活泼可爱的姑娘，会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的……

这是邓大姐写给郑淑芸的一封信。邓大姐自称“老伴” ，而称郑淑芸为“小伴” 。在她给郑淑芸的信函中，多次使用了“亲爱的小伴”这样的昵称，从中自不难感受出两人之间的那种亲密、融洽与随意。尽管郑淑芸会不时注意自己的职务和身份，但邓大姐全然不把她和她的家人当外人。

郑淑芸和在中南海从事财务工作的崔长庚都是团干部，他们在组织文体活动的过程中结识了。 1958年，郑淑芸随邓大姐去广东从化疗养，她和崔长庚相互通信交往，大姐知道后，就开玩笑地说：“你小伴的信可不可以给我看看？我老伴的信你也可以看看。 ”郑淑云便说：“我的信你可以看，但你的信我可不好看了，你们可都是中央委员哪！”

邓大姐认识崔长庚，有次还专门把他叫到西花厅来谈话，意思是自己身体不好，小郑因为照顾她而不能经常出来和他见面，有些歉然。谈完话，大姐说：“你看看，原想让你们好好谈谈，结果时间都被我占了。快过去，有什么话和小郑好好谈一谈。 ”

郑淑芸回忆说：“1959年和崔长庚结婚时有些仓促。因为总理和大姐要到南方去，希望在走之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就急着选定日子。不巧的是他们的行期突然提前了，来不及参加就启程了。 ”

于是，总理嘱托秘书何谦、大姐委托她的秘书张元前来祝贺。他们带来了总理和大姐11月22日写的贺信，送上鲜花篮一对，同时还带来了宋庆龄从上海捎给总理的螃蟹。信中写道：“亲爱的淑芸、长庚同志：……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祝福你们新婚愉快，相爱始终，家庭幸福！”“祝福你们像鲜花一样地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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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年1 月，周总理在从化骑三轮车。中为邓颖超，右为郑淑芸

不到两个月，邓大姐又从广东从化回了郑淑芸一封信：“……你在新婚后的来信和赠给我们的喜糖喜礼，在杭州收到。糖分了很多人吃。你的第二封信是在广州收到的。你们小两口婚后的生活想必很好，会超过两老伴的。 ”落款是：“你的老伴， 1960年1月11日” 。

婚后，郑淑芸住在香山，因为婆婆住在那里，她的第一个孩子刚刚也是在那儿生的。正值困难时期，大姐亲自来到香山看望郑淑芸和孩子，给她送上一些肉和菜，还有给孩子缝衣用的布头布脚什么的。

总理用青年时名字书赠雷锋名言

“为人民服务，是总理一生始终遵循不渝身体力行的最高准则。 ”在周总理身边工作12年间，郑淑芸不止一次地聆听总理的谆谆教诲“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 ，并耳闻目睹了他是如何殚精竭虑、尽心尽责为人民服务的。

1963年，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不久，有次郑淑芸去给总理做保健治疗，总理就问她：“你们青年团是怎样学习雷锋的？”她那时正好是团干部，于是就把团组织的计划、设想和活动安排向总理汇报了。总理说：“我相信你们能够做到不怕苦不怕累，但要持之以恒可不容易。毛主席说过，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接下去他又说：“你们年轻人要向雷锋同志学习，我也同样要向雷锋学习。 ”

郑淑芸一听总理这么说，心想：你还用向雷锋学习么，你不知要超过雷锋多少了！她想着就脱口说出来了：“你还怎么向雷锋学习，现在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快给挤没了。 ”

总理听后对郑淑芸说：“你坐下，你坐下听我给你讲。你这种说法怎么去做青年团的工作？你这是停止的论点！毛主席代表中央发出这个号召，不光是对青年人讲的，而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讲的。既然是这样，我怎么就不应该学习雷锋呢？向雷锋学习，就是要为人民而加倍地工作，这就是我的理解。尤其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刚开始不久，虽然有毛主席的领导，但还要靠我们全体人民增砖添瓦。你们年轻人要加倍工作，我们走过来的人也要加倍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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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北戴河

总理又问郑淑芸读过毛主席给徐特立老人的信没有，当得知她已读过时又说：“你把它找出来再读读。向雷锋学习，没有哪些人该学、哪些人不该学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你们年轻人更要多学习、多锻炼、多实践。 ”

听了总理的一席话，郑淑芸深受感动和鼓舞。后来，总理还抽出时间，用毛笔专门为郑淑芸书写了一段雷锋的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勉励她学好雷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在手书时，总理没有写“周恩来” ，而是以自己年轻时曾用的名字“翔宇”署名，可见总理一没有把郑淑芸当作外人，二是表明自己要以年轻人的心态来向雷锋学习，三也有与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共勉之意。

总理和大姐题词写信勉励她参加“社教”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的号召。一次治疗之后，总理和郑淑芸聊起了社教，并问她：“如果派你去农村搞搞调查、受受教育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郑淑芸说：“没什么想法，我服从安排，只要你这里有人接替，我愿意去。 ”

总理接着就说：“建国以来，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还是第一次，规模很大，情况也比较复杂，政策性很强，既教育别人，自己也受教育，我觉得你应该争取去。当然了，到农村去要准备吃苦、准备克服困难。你是个医务工作者，要帮群众搞好防病治病，群众会欢迎你的。你把针灸好好熟悉一下，会派上用场的。农村人都很辛苦，要千方百计地为他们着想。 ”

在总理的鼓励下，从1964年初到1966年4月下旬，郑淑芸先后在北京西郊上庄公社、山西省洪洞县马牧公社和河北省正定县二十里铺搞社教。

总理和邓大姐对郑淑芸下乡很关心。 1964年10月10日，总理见到回京汇报工作的郑淑芸，亲笔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下了12句赠言：

深入下层，参加劳动；访贫问疾，扎根串连。

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

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

1965年春节，为巩固社教成果，同时也为帮助群众过好春节，郑淑芸和几位同志继续留在了当地。邓大姐牵挂着这位没能回京的“小伴” ， 2月2日下午关切地给她写了封信：“今天正是春节，我俩中午约请办公室的同志们为了取消机构而举行了会餐。我们在以革命的思想革命的行动迎春节。你那儿想来也红火热闹？”信中称她未回京过春节“有让美予人之意”：“对你的方便让给别人的行动表示赞美！”同时大姐还在信中说：“我想刚刚（即郑淑芸5岁多的儿子），也想你。明后天争取去看看刚刚。 ”“刚爷爷（即刚刚的爷爷——指总理）问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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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邓颖超与郑淑芸的儿子刚刚合影

郑淑芸于1966年4月下旬随社教队回到北京，回来后她详细地向总理和大姐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锻炼收获。

“文革”两遭磨难，幸得总理和大姐特别关怀

在“文化大革命”中，郑淑芸也难以安然无恙，虽然没有被批斗受迫害，却两次经受意外，几乎丢了性命。紧要关头，又是总理和大姐向她伸出了温暖的双手。

1968年8月15日，郑淑芸在部里听完“总理接见卫生部军干群代表讲话”精神的传达后，骑车回家的路上突然被人击倒，不省人事。幸好一位在树下乘凉的男士用三轮车把她送到了隆福医院。然而，人还没清醒过来，被转送协和医院后又拒绝收留。原因是送她去协和的是卫生部的一位老干部，上午才刚被批斗完，怎么能收治他送来的人呢。这事被总理和大姐知道后，郑淑芸这才被送到北京医院治疗。

当时遇袭后，郑淑芸立刻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醒来时什么也不记得了。后来杨德中（中央警卫团政委）还派人作了调查，从伤势和现场判断是被人所击。总理见了郑淑芸还提醒道：“是被人打的，警惕性不高么！”

另一次意外发生在1971年。那时，郑淑芸已在江西干校劳动并担任大队副指导员。年初的一天下午，她到山上去察看土质，以便种树。因为爬了几道山已经很累了，晚上还有会要参加，她心里着急，加上脑伤尚未彻底痊愈，不知怎的失去知觉，从山上摔了下来，一下子就昏迷了。后来她被人发现，背下了山，因治疗条件有限，又被送回了北京。

郑淑芸回京后先是在宣武医院看病，后来大姐知道了，赶紧派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大夫来看望她。卞大夫说：“大姐很关心你，不行就转到北京医院去吧。 ”转北京医院后，她被诊断为“肩脑疲劳综合征”和“腰间盘突出” 。之后，邓大姐又安排郑淑芸到小汤山疗养了3个月，还送给了她两本书，一本是《成语辞典》，这在那时还是很少见的书；另一本是《民间验方》，属于中医方面的书。

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一个人

1967年5月间，总理和大姐都询问过郑淑芸家中受冲击的事，还有她父亲癌症晚期治疗的情况等。 “其实，家中的事从来未向他们提过，也不忍占用他们的时间，只因他们太累了。但两位老人却经常主动过问。 ”

1975年5月7日，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的郑淑芸和周尚珏（总理的第一个保健医生）、王力（周尚珏的爱人，理疗护士，曾给总理做过治疗）、焦纪壬（总理卫士长成元功的爱人）等曾在西花厅工作过的四名人员被总理找来，在北京医院北楼二楼见面。一见面，总理就关切地询问几个人的家里情况和工作情况。分手时，总理还问起郑淑芸妈妈的身体怎么样，嘱咐她：“代我问她好！”此时的总理已病入膏肓，生命行将走到尽头，却牵挂着一个工作人员家人的健康。听到这话时，郑淑芸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没想到这竟是和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事后还得知，拖着孱弱身躯的总理这次到北京医院是看望生病住院的汪东兴，而他自己才刚做完一次大手术还不到两个星期。

周总理是这样，邓大姐也是如此。在多次写给郑淑芸的信件中，大姐在末尾处都不忘写上这样一句话：“问你们的长辈们和全家好！”“问你全家人好！崔妈妈好！”大姐还曾多次来到郑淑芸和家人的住所走访探望。

1959年11月，郑淑芸结婚时，由于家里住房太小，仪式是在房东贾大妈的房子里举行的。因和总理去广东未能参加婚礼的邓大姐回京后，还不忘到贾大妈的家里表示感谢。她拉着老太太的手说：“你看你的房子还做了我们工作人员结婚的礼堂，在你这儿行的礼，是不是这样啊？”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乐呵呵地回应：“是啊，是啊！”郑淑芸记得，大姐每次到牛街去看望她妈妈时，都会去看看房东一家。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邓大姐专门派张佐良大夫了解郑淑芸全家的情况，详细地询问地震后房子塌了，腿有残疾的姥姥住在哪，有没有搭防震棚、搭在哪儿等情况。知道郑淑芸腿不好，大姐还经常提醒她：“骑车要当心！”

周恩来保健护士郑淑芸：总理和大姐心中装着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