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复榘之子：父亲整顿吏治得罪人失势后众人编他笑话

父亲反对“任人唯亲”及“任用私人” 。他面试新人，第一句话就要问：你是怎么来的？在人事任免过程中，他最厌恶投机取巧或托人情，拉关系，一旦发现，永不叙用。

有王某，北京大学毕业，陈调元主鲁时，考取山东候补县长，但尚未发表。等父亲韩复榘主鲁，王某运动国民党要人给父亲写信，请予优先发表。父亲接信大怒，在原信批了“驱逐出境”四字，并说：“这样钻营奔走的人，做官怎能不贪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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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为严肃公务员风纪，防腐倡廉，制定严格的纪律，如县长以下公务员出入不准乘坐汽车或人力车；同僚之间不准称“老爷”、“大人” ，要称官职或“先生”；不准“浮华”、“侈丽” ，要崇尚节俭；不准年关节间馈送礼品；不准机关举行娱乐宴会；不准冶游饮宴；不准挟妓观戏或挟妓侑酒；不准在大街上边走路，边吸烟；不准公务员家属佩戴贵重饰品等等，都有明文规定。

父亲最痛恨官员贪污受贿，在山东，公务员贪污500元以上即枪毙。

父亲要求全体公务员，特别是县长，不仅要廉政，还要勤政。规定县长要亲自绘制所管县的地图，以便对辖区的地理“了如指掌”；规定县长每月至少要下乡两次，进行施政演讲，并将演讲情况上报省府。

1934年7月，父亲视察黄河险工，电令沿河22县县长一律移驻大堤，督工抢险，时至8月，河水低落，才让他们离开大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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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父亲视察胶县，县府房屋年久失修，屋顶杂草丛生。父亲罚县长带领全体职员上房拔草，不拔干净，谁也不准下来。

社会上流传关于父亲视察的故事也不少，但多属讹传。前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山东籍人高平写过一篇随笔，讲了儿时亲见的一件事：

“我亲眼见过韩复榘的。那是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的一天。我父亲由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回了老家，在高苑县担任看守所所长。韩复榘作为省主席前来高苑视察。他不是坐在办公室召开会议，而且在县政府门前的操场上放了一把椅子，往那里一坐，让县上的各级官员到面前来站着汇报工作，接受询问，群众可以在场观听，刚满8岁的我就站在其中。我记得父亲也和别的小官一样，腋下夹着公文夹，跑步到他面前，立正报告了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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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主政之初，山东各地监狱均为旧式监狱，监房阴暗潮湿，污秽不堪，犹如人间地狱；监狱管理弊病百出、黑暗异常。他对此深恶痛绝。他同冯玉祥的习惯一样，走到哪里，一定要去看看当地的监狱。

一次，父亲视察章丘监狱，发现监中设有虐囚用的小木笼，很是气愤，遂将章丘法院院长关在小木笼里待了一会儿，说：“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父亲对县长的考察非常严格。除县长外，管束最严的就是公安局长和税务局长，因为这些人掌握着特殊的权力，最易贪赃枉法，监守自盗。他对县长和公安局长中贪赃枉法，作奸犯科者，一经查获或举报，必严惩不贷。据统计，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不到一年时间，因贪污受贿等情事被撤职的县长就有55人，占全省县长总数的一半；被撤职的其它公务员有158人。

由于父亲严于吏治，革除弊政，赏乏分明，令行禁止，凡事皆雷厉风行，各级公务员慑于他的铁腕，无不谨慎小心，尽职尽责，贪官污吏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形成了山东特有的政治风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

然而， “法愈严而弊愈深” ，事实证明，官场的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肃清。在一个实行“人治”的“官本位”社会里，离开民主与法治，仅靠严刑酷法，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父亲严于吏治，一上台就掀起廉政风暴，触动了不少大小官吏的利益，断了不少人的财路，此辈心存怨谤，耿耿于怀，他一旦失势，立刻墙倒众人推，群起而攻之，或杜纂“亲闻亲历”伪造历史，或编造“趣闻轶事”搞笑媚俗，无所不用其极。

军人出身的父亲用治军的办法执政，以带兵的手段管理公务员。

父亲整肃吏治，首先从改变公务员形象开始，要求山东公务员的服装必须象军人一样简约朴素，整齐划一。他规定，公务员必须身着国布（国产布）制服，夏季穿白布制服，白布袜（不准穿线袜），黑布鞋（不准穿皮鞋），戴白色平顶草帽；春秋季穿黑布夹制服，黑布袜，黑布鞋，戴黑色礼帽；冬季穿黑布绵制服，黑布袜，黑布鞋，戴“三块瓦”式黑棉帽。制服样式与第三路军军装一致，只是颜色不同。

有公务员对如此规定很不以为然，他们自嘲说：“我们这些人夏天是一群白羊，冬天是一群黑猪。 ”

高密县县长穿线袜子，父亲拟予撤职。建设厅厅长张鸿烈说，当初只规定公务员要穿布袜子，没说穿线袜子撤职。父亲乃给县长记过一次。

父亲规定：男公务员不准留长发，必须同军人一样剃光头（推平头也不行）。有不少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应聘到山东当公务员，对强迫他们剃掉时尚的“大中分” ，颇为郁闷。

父亲为公务员制定了类似军营的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他规定：省府机关公务员早5点半起床（夏季更早），晚9点熄灯。早晨上班之前要参加朝会。朝会是西北军的老传统。省府机关每周举行三次朝会：星期一在进德会举行“总理纪念周”；星期二在省府举行“勉励会”；星期三在民众体育场进行军事训练。

朝会前，全体公务员要做早操，唱《早起歌》、《为政箴言歌》。

父亲规定：全体公务员必须参加朝会，不准迟到，否则严惩不贷，决不姑宽。一次，他主持“总理纪念周” ，教育厅长何思源及省公安局长王恺如因先一晚看戏，迟到20分钟。他饬马弁责王恺如50军棍。何思源以为对他将罹同样之罚，诚惶诚恐。他以教育厅长系文职人员，军棍非所宜施，让何思源持箕埽打扫礼堂卫生。有一小职员在人丛中悄声说：“今可谓斯文扫地矣。 ”他闻言忍俊不禁，何倒十分坦然。

父亲规定：公务员办公时间不得迟到，早退，不准擅离职守。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养成了“点名”的习惯，每逢包括朝会在的各种场合，都要点名，有时还“突然袭击” ，亲自到各机关去点名，到各县巡视检查，点名也是必不可少的程序。点名不到，轻者受罚，重者除名。因此，各级公务员只要听说他要来点名，无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有公务员发牢骚：“韩复榘的政治，就是点名政治。 ”

1931年1月6日上午8时整，父亲突然骑自行车来到济南市政府点名。由于他主鲁时间不长，市府公务员旧习未改，懒散如故，应点者廖廖。他一怒之下，用笔将点名册上的人名全部抹掉，又批了“解散市政府”几个字，摔下名册，拂袖而去。当日，市长陈维新被免职。

父亲对省府各机关录用新人，一律严格审查，亲自点名考问，凡面试不合格者，无论手续齐备与否，皆在名册上“用笔把名字一抹，不用。 ”

一次，父亲面试军队新进一位司药，依惯例，首先问他是怎么来的，那人说是考进来的。他说：“司药得懂英文，你把英文字母写下来我看。 ”那人到讲台上把字母写在黑板上。他仔细地把字母数了一遍，说：“不对啊，你怎么只写了25个呢？”那人说，他把其中两个字母写得太近了，看着像是一个。他又命那人用英文写出一些西药药名，如阿斯匹林之类，那人很快都完成了，才放过他，那人吓得满头大汗。父亲这才笑道：“其实我也不认识英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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