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文的研究任务

明隆庆六年（1572年），军户出身的平民“宰相”张居正，开始了他为期十年的万历新政。自明正德年间到万历初的近50年时间里，明政府的经济、军事、政治乃至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空前危机。而内阁首辅张居正，却能依靠个人建立起的政治社会关系网，力挽狂澜，将摇摇欲坠的明帝国再次扶上正轨，万历新政之后的十数年，是明帝国最富裕的一个时期。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张居正于1582年病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后，针对他个人的政治清算接踵而来，他的个人名誉被诋毁，家族被株连迫害，而那个可能将明帝国带上更辉煌发展阶段的改革计划，也戛然终止，大明帝国终于走上了他的不归之路。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张居正当政时期的明帝国

关于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 ，历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张居正的改革重振了明王朝的国运，延续了帝国的生命，他主政时期高效运作的官僚体系和灵活的外交手段，将饱受内忧外患煎熬的国家拉出了腐败和动乱的泥潭，巨幅增加的财政收入，强大的军事能力及繁荣一时民生经济都让人印象深刻。但依然有人认为，张居正的改革，仅仅是依靠专制力量和个人主观意愿强制实行的，这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感性行为，最终无法解决当时社会现实中的理性矛盾，人亡政息的结局无可避免。

本文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如下：张居正为什么要改革？这次改革解决了哪些问题？今天的我们，能从张居正改革中得到哪些启发，立足当下，回首过往，那个关于未来的轮廓，或许将清晰展现在你我面前。

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

一，宏观经济视野下的明朝中后期：古代专制政府手中一定要握有两张王牌，一张叫军权，一张叫财权。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府，尤其重视对财权的控制。而控制财权，重点又在对耕地、人口的管控上。一旦耕地和人口出现了大问题，那整个专制政府也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从理论上来说，一个以自然农耕经济为生存基础的国家，其可耕地面积越大，人口数量越大，那么国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自然经济在明代经济体系中的历朝占比

但明代中后期的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在朱元璋时期，政府统计的全国耕地大约在40亿市亩，到了万历初的1572年，全国可耕种土地面积已超过60亿市亩。人口更是从1402年的6500万增长到了1.6亿左右。在这170年里，土地面积增长率为50% ，人口增长率为146% 。（基础数据来源：Populatio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inland China since1400 ( Liu and Hw ang, 1977: p1 81) , i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 edited by Chi ming Hou and Tzongs- hian Yu 。）

尽管人口和耕地面积都大幅增加，但明政府的财政赤字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自所以会造成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谈艺归纳为以下三个原因：

1 ，从宏观角度去看，虽然明朝中后期的人口与可耕种土地面积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但人口增速远远超过土地面积的增速，洪武年间（1402年）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约为61市亩，但到了万历初年（1572年），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已经下降到了37.5市亩。这也就意味着，在没有较大农产业技术革新的前提下，单个人的农业产出和财富占有水平都下降了，换句话说，原本一个单位面积的耕种土地只需为一个人提供生存资料，但到了明中后期，一个单位面积的土地将要为两个人提供生存资料。在当时的自耕农经济条件下，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想要提高，是无法做到的。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人口负担冲抵了财政盈利

2 ，土地产权的归属界定越来越模糊，基于土地产权展开的赋税征收同样受到巨大冲击。举例来说，《明史·食货志》里对明朝弘治时期的土地产权状况归纳为，天下土田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明朝的所有耕地中， 7份属于民田私产， 1份属于国有田产。基于这两种耕地产权的赋税制度是不同的，虽然私产民田的税收很低，但拥有田产的农户还有义务为地方和国家提供劳役，负担同样很重。而国有产权的耕地，虽然承租人所要缴纳的税收很高，有时甚至要上交一半左右的产粮给国家，但他们却无义务再向政府和地方提供劳役。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古代赋役国家的财政问题

但这个里面是有漏洞的，因为民田的税收比例低，所以要额外承担很多地方征派和国家劳役。如果把这些劳役征派折算下来的话，其实还不如上交一半粮食给国家划算。弘治以后的明政府，竟然还削减了军屯、官田的征税比例，一度降低到了二八分成。承租人只要交二分到国家，自己留八成即可。这个利益空间驱动权贵和富人们大肆兼并国有田产，许多军屯户、官屯户沦为了佃农或长工，而那些兼并土地的权贵和富人，会将自己名下的其他私人田产也纳入官屯土地之中，以此避开劳役征派。

但这个连锁反应造成的后果比我上面所说的还要严重，除了官田和军屯，那些勋贵和官僚，以及身上带有功名的士绅阶层，同样是可以免除劳役的。许多民田小户，就会将自己的田产卖给这些人，然后再承租这些人的田产，因为民田小户们依靠几十亩土地很难养活一家七八口人，更不用说还要去承担劳役。他们情愿以“献田”的方式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特权阶层，再接受这些特权阶层的盘剥。两相比较起来，还是后者更为合算。

为此，私产民田越来越少，而不在国家地方征派劳役范围内的土地却越来越多。明代许多大官如徐阶、严嵩，他们名下的田产多则四十万亩，少则两三万亩，其实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式兼并过来的。这样的恶果导致了国有土地和私产土地的产权丧失了严格的划分界限，许多本该收的税现在没法收，只能把这个后果强加到那些民田户主身上，越发沉重的负担迫使更多民田户主放弃了自己的田产，成为了佃农。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明代中后期土地产权实际情况

3 ，全球化趋势与自耕农经济的激烈碰撞，虽然古代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并不引人注目，但所有的证据都显示，生活在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理念下的古代人也积极开展着各种商业文化交流。而这种趋势随着生产能力，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对明代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除了外部军事干扰之外，新农业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也对明中后期的社会结构变动造成了直接影响。

以宋元时期传入中国的棉花和占城稻为例，朱元璋时期，政府在全国强制推行棉花种植和纺织的法令，凡十亩之地，必须有一亩种植棉花。《太祖实录》《诸司职掌》《大明会典》中都有对这一政策推行的相关记录。再来谈占城稻的引进，最早从宋代传入的占城稻，因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且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甚至是三熟，在宋元时期，水稻价格是麦子价格的两倍，但到了明代，水稻价格只有麦子价格的0.8倍。单单这两项农业品种的推广，就彻底改变了明代农耕经济的产业结构。北方小麦失去竞争优势，棉纺制品生产依靠黄道婆的技术革新而逐渐成为北方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南方，占城稻的大面积推广，使得种粮户的所得利润已经逐渐赶上蚕桑产业，丝织品的产能危机随之到来，对外丝绸贸易将面对新的困局。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明代人均财富占有率的持续下滑

明代大量棉花制品的出现，占城稻在南方的推广，都削弱了民间对丝织品生产的动力，明政府规定商人只能穿布衣的怪异政策，正是在丝织品产能衰减时产生的折中方案。明政府需要向社会各阶层透露这样的一个信息：当国家利益和民间利益产生冲突时，民间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而第一个遭殃的，往往就是商业集团。这种专制制度下衍生出来的畸形经济结构，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对立，自耕农经济被官商经济牢牢捆绑在原地，无法继续向前发展。当全世界都在积极向前探索时，明政府却逐渐封闭自己，只为专制制度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而已。尽管民间对此只能报以沉默和容忍，但外界的干扰迟早会压垮明帝国的专制迷梦，那些新技术、新文化思想的输入，就是世界大潮滚滚而来之前的先行军。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张居正改革后的税收问题

4 ，阳明心学与理学的分道扬镳，内部思想的裂痕，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思想和陆王心学提出的心即理思想，终于在明初划清了界限。尽管王阳明的心学来自于儒家，但外来文化，尤其是宗教思想的传入对阳明心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理学的格物致知，强调外在世界对内在的影响，而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则注重人自身对外在世界的认知。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由内而外。谈艺在此以唯心与唯物两个现代名词类比阳明心学和理学，但实际上，这两种思想均是基于人对宇宙本质和认知两种不同求索方式，当这两种思想正式在社会上宣告对立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终于嘉靖时期显现了出来。

嘉靖末期，严嵩内阁是坚定的理学支持者，而站在其对立面的徐阶，则是阳明心学的簇拥者。我们在徐阶和严嵩对待嘉靖皇帝修筑新宫殿所持的不同态度上，就能发现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差异。严嵩坚决反对嘉靖皇帝新建宫殿，建议他搬回南苑，节省政府开支，而徐阶则力主支持嘉靖皇帝的方案，并安排自己的儿子来完成该项工程计划。严嵩的立足点，是让皇权服从于现实环境，徐阶的心学簇拥者则是要让外部环境服从于皇权的意志。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心学理学历史消长变化图

当严嵩一派式微，徐阶一党异军突起时，持续了近百年的心学与理学之争似乎也可以告一段落了，心学带来的社会新思潮，在这一百年里至少对明代社会造成了如下几个影响：儒家道统危机出现，长期统一的社会思想在心学发展期间遭到了空前挑战。心学强调的人性主宰论，发展到明代中晚期后逐渐左倾，人性将突破社会伦理的道德束缚，回归到随心所欲的原始社会阶段。以李贽为代表的心学左派，提出了“童心”思想，正是心学发展到后来的畸变。对文官制度下的知识精英们来说，心学一派的潜移默化，让他们逐渐接近无政府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危险边缘，明代官员们派系党争的激烈程度之所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直接导致了明帝国的覆亡，都与阳明心学一派有着直接关系。

力挽狂澜的张居正改革

上面我大概介绍了一下张居正改革之前的社会历史背景，总的来说，张居正之前的明代政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难题：自耕农经济不堪人口增长的压力，导致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工商业的发展遭遇王权专制的打压，社会经济发展日趋僵化，甚至倒退。外来生产技术和文化思想的内渐，动摇了儒家道统下的经济秩序和思想秩序，新思想，不同的文化主张和经济结构产生的变化，都让明政府和当时的社会应接不暇。而文官知识精英们产生的思想变异，又引起了派系之争和政见之争，王权地位渐渐动摇。此时接手内阁的张居正，不但要处理社会内部出现的经济危机、文化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还要解决为患北部边防和东南沿海的军事国防危机，这四个巨大空前的社会危机，张居正用了十年的时间逐一化解，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中国历代经济改革脉络

1 ，吏治改革与思想的统一，在专制时代，一种制度能否有效的铺展开来并落实，往往取决于统治阶层的意志和执行这一改革计划的官僚集团。张居正为了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与最接近皇帝的宦官们打成一片，甚至有传闻说，相貌英俊的张居正还和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故事有真有假，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存在的：张居正的改革计划受到了明皇室的支持。而在下一级的官僚体系中，张居正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将执行改革计划的官员们组合团结在了一起，一切以张居正改革为核心的领导班子很快就严密的组织起来了。在冯明的博士论文《张居正改革群体研究》一文中，就对此进行了说明。在张居正改革团体里的70个人中，张居正以同年（科举）、同乡、朋友、姻亲、师生、亲属等各种人情关系编制了一张伦理大网，把自己的改革与这些成员捆绑到了一起。再以官员提拔、实际经济回报等方式拉拢维系与这些人的关系，从而为改革计划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人脉资源。而这70个成员又依样画瓢，用同样的方式组建自己的二级领导机构，整个社会上层的思想逐渐趋于统一，阳明心学和理学之争的情况得以扭转，大家都朝着一个共同的既定目标开始努力奋斗起来了。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沿用到清朝的赋役全书

2 ，《会计录》与《清丈条例》，伸向底层社会的财富吸管。整顿吏治，统一思想是张居正迈出改革的成功一步，不但暂时缓解了明帝国的政治危机，也为他之后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极大助力。如前文所说，随着土地产权归属的模糊，政府税收效率越来越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了清丈运动，即政府重新丈量民间田产，并重新划分田地的产权性质。随着民间田产数目和产权的重新划分，之前缺乏征税依据的大量田产重新纳入了征税范围内，尽管官田，军屯，商屯及皇家勋贵的庄田征税仍然面对很多困难，但那些曾依附于这些产权下的民田却被从中剥离开来。大致的处理思路是，谁耕这块田，谁就是这块田的主人。这种做法后来被清朝的康熙皇帝学用，历史上称之为“更名田” 。

但这种做法难免会引起底层社会的抵制，因为民田私产虽然征税率低，但摊派的各项劳役杂项十分繁琐，民田户主负担十分沉重。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再度导致民田兼并，张居正立即推出了《会计录》和《赋役全书》两套征税配套法案，历史上称此为“一条边（鞭）”法。民田私产户们，自此可以将所有的税收、摊派、杂项和劳役统统以上缴白银的方式抵充，而这个上缴额包含了之前历代两税法，徭役法的所有内容，做个不恰当的比方，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谓的电信话费套餐，将电话费、宽带费、网络电视费及4G网络费统统合并成一个费用总额，农民到了秋收之后，按这个规定数额上缴白银给地方政府即可，而这个数额的起征点虽然略高于之前两税法的数额，但私产民田户却无需再承担其他劳役杂项负担，因此得到了社会底层，也是占绝大多数的私产民田小户主的支持，虽然国家税率下调了，但却鼓励了大量人口积极参与缴纳税款，实际上，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大大提高了。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一条鞭法的大致示意图

3 ，重商思维与重农思维的双管并举，秦汉以降，中国历代专制政府大都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他们认为，经商是不可能创造财富的，比如一个商人从农民手中以5文钱的价格买来一只鸡，又将这只鸡按照10文的价格卖给另外一个农民，虽然这个商人从中赚取了5文钱的差价，但这只鸡却没有从一只变为两只，社会整体财富并没有因此增加，商人反而从生产者手中轻易攫取了财富。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自耕农社会，这样的观点往往成为主流。但这个观点却忽视了更深层的商业原则，虽然商业无法直接为这个社会提供财富，但它却能刺激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商人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必然采取多种有效的竞争手段来鼓励生产，提高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的不断前进。从这个层面上将，商业的积极作用甚至是推动人类向前迈进的主要力量。

张居正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开始鼓励商业活动，规范政府的商业征税制度，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观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减少农业征税，让农民获得更多的钱财来消费。减少商业税收，让商人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他执政期间，江南富庶地方出现了大量从事商业活动为主的手工作坊和雇工，还有以商业为导向的农耕产业（读者可以将此类比为现在的农家乐、生态园等），前贤认为明代万历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或许就是以此推论而来的。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一条鞭法的历史流变

4 ，边患绥靖制度，以退为进，转危为安，从永乐到嘉靖，北部边患和东南倭患就一直困扰着明帝国。但在严嵩内阁之前，明政府上层往往采取以战止战的方针策略来处理国防问题，通俗点说就是，当时的明帝国和外来入侵者谁都不服谁，大家一言不合就操家伙，能动手的情况下，彼此都不愿意废话。而到了嘉靖中后期，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促使严嵩内阁开始积极谋求对外和平的外交可能，虽然这种策略最终成为了反对派攻击严嵩的一个借口，但张居正却在获取大权后沿用了严嵩的外交方针，他主张西怀东制，内修边防外通合贡的政策，不但顺利解决南北方的贸易问题和生存危机，还彻底解决了东南沿海的倭患，因为倭患的形成，大部分原因还是明政府闭关锁国政策引起的，其性质与北部边患同出一源。他认为，对于西域一带的游牧民族，采取怀柔招抚的政策，拉拢他们。对东北边疆兴起的游牧民族，则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同时开放边禁，同意南北两方在有效管控的情况下进行贸易活动，而这个政策也打开了东南沿海的私人外贸通道，倭患问题也随之瓦解。其实有许多学者认为，大多数的倭寇都是当时中国商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海盗团体，日本倭寇的队伍中不乏中国人。一旦给他们打开了谋生之门，谁还愿意铤而走险呢？开放贸易，双方都得到利益，而且还减少了国防成本，这样的政策，自然是谁都愿意接受的。

张居正改革之反思，过去与未来，人类的拐点在哪？

张居正的改革，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说，是成功的。国家财政收入在他执政的十年时间里，不但不再出现赤字情况，还年年有余，步步高升。到了1582年，各仓府库的存银存量足以支撑国家十年的开支，尽管这些财富都被万历中后期的军事行动消耗殆尽了。民间经济繁荣活跃，官场秩序井然，儒家实学再一次成为了当时的显学，明帝国在他的薄暮之年，恰恰迎来了他最辉煌的发展时期，张居正的改革居功至伟。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参考图

但随着张居正的死亡，万历皇帝的亲政，大明帝国的内忧外患再一次重演。外部边患问题重新出现，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民间商人蜕变为官商，官场派系之争和贪腐之风愈演愈烈，阳明心学以人为本的早期思想逐渐转变，后来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绝对自由主义，晚明社会风气开始日趋混乱，奢靡享乐之风盛行，空谈误国的清谈玄学影响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东林学派也由此崛起。

一，尝试以哲学思维来解释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原因，为什么张居正一死，整个改革计划就戛然而止了呢？曾经让明帝国走上巅峰的社会改革制度，为什么又转瞬成为这个社会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呢？谈艺认为：一个社会的基本框架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构建起来的。他们之间互为关联，又互相影响。这与马哲中的决定论有一定的相似但也有区别。这三大制度没有先后之分，谁决定谁的说法。有点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博弈论，然而，真正决定这一基本框架格局的唯一因素，是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关系网性质。

也就是说，个体生存的本能习惯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按照这种世界观组建起来的社会关系网。中国自商周时期逐渐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世界文明的独特世界观，决定了自己之后数千年发展的历史命运，所谓的自耕农经济、儒家道家诸子百家思想文化，以及天授君权的政治思维，都源于早期华夏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独特性表现在：人定胜天，但却顺从于天。人人为己，但需要先为人人。正符合了道家与儒家精神里的自然与中庸之道。在这样的精神气质下，人的行为乃至社会的行为即使会偶尔突破常理，但在此之后又会得到迅速修正，人和社会的行为在某一时期会侵害其他各方的利益，但随之也会进行自我调节，达成双方利益的一致。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参考图

在华夏人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下展开的历代王朝改革，无一不是雷声大、雨点小，换汤不换药。即使有些英雄式的人物会做出石破天惊的举动，但随着他的失势或死亡很快就被清算，推翻。张居正的改革，也是在华夏人传统世界观下展开的，他依靠人情脉络网为自己的计划实施推波助澜，利用人情关系网排挤边缘化反对派，损害一部分的利益。打破了之前的社会平衡，必将带来新的失衡点，而这些失衡点又把张居正推到了下个被改革者的位置，华夏人的胜天，人人为己的气质，决定了他们不会永远屈服在一种损害自身利益的制度下苟延生存，张居正的被清算，正是这样的一种因果循环。

而张居正的所有改革计划，似乎并没有动到华夏人头顶上的那一片天。他的夙夜操劳，只是为了让自己和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在这片天下活的更好，他从来没有想过如果干脆揭掉头上的这片天，是不是更加有效率，也更加彻底呢？华夏人顺从于天，我为人人的精神侧面，致使他永远无法突破这个社会的限制，也不可能带领当时的明帝国彻底迎来新生的机会。

二，尝试以经济思维来解释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原因，自然经济的局限在于，过小的成本投入即可满足一个人的生存需求，但过小的投入也大大降低了生产回报率。在自然经济体系下，由于整个社会所积累的财富远远无法满足人们除去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需求，过少的物质财富势必会加剧社会各层级对它的竞争，为了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态势，必然要不断加强专制力度，以此控制社会的不安因素。紧随而来的意识形态灌输，社会等级划分进一步强化了专制力量，专制权由一个面逐渐收缩到了一条线上，一条线由最终收缩到了一个点上。即邦国联合政治发展到贵族血亲政治，再发展到皇权独裁政治。社会的整体流动性随着权力等级的严明划分而日趋僵化，僵化的社会流动势必会抑制商业经济的发展，自耕农经济逐渐成为了无可取代的社会经济主体，也就是说，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商业自由发展就不可能存在，专制的明代政府也同样会去打压那些积累了巨大财富的个人或组织，以此来保证自身实力与民间力量相比之下的悬殊优势，从而控制整个社会。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小农经济往往加剧了内部矛盾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提高了商业活动的社会地位，但这些急速发展的商业经济很快就威胁到了明代专制政府的统治地位。在历史上，许多大商人的财产，乃至官员的财产都以各种名义被查抄收回国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政府利用自己的言论主导权和暴力机构来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并以儒家道统作为实行这一举措的幌子，表面上看是维护了所谓的公平正义，但却打压了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让自耕农经济形成的小国小民思想成为困扰华夏民族涅槃重生的一个顽疾，直到近代，这一状况才稍稍好转。

结语

张居正改革的成败，套用一句古话：“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尽管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强调要以当时的历史语境去阐述历史问题，也要用当时的历史视角去综合当时的实际环境。但我们的立足点仍然是当下，只有用现代人的知识价值观去品评历史，才能实现温故知新，学以致用的目的，才能在历史的教训中得到启发，打开一条人类迈向更高发展机会的通途。

撕下改革家的假面！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压垮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

再次感谢您的阅读！

张居正改革是成功的，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如银本位货币制度，一直沿用到了公元1931年，但张居正的改革又是失败的，因为他的努力始终局限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他的改革对象并不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而是考虑如何让当时的社会环境来适应这一制度。但今天的我们显然都意识到，真正导致当时社会出现种种危机的罪魁祸首，恰恰是明王朝的专制王权。说到底，张居正的改革是一种挖肉补疮，饮鸩止渴的行为，当他扶植起来的专制王权积蓄起足够力量时，新一轮的压制和清算必将到来。

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切盼专家老师给予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