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故事——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鲍咸恩（1861—1910）、鲍咸昌（1864—1929），浙江鄞县人，父亲鲍哲才，是上海清心堂的牧师。鲍咸恩、鲍咸昌、夏瑞芳、高凤池是同班同学，后来四人合伙创办了商务印书馆。这四位创办人在学校时都学过排印技术，毕业后又都在报馆、书馆做事，这是他们创办商务，并与印刷出版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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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1871—1914），江苏青浦（今上海市）人，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出任经理。夏瑞芳还在1901年创办《外交报》杂志。在1904至1914年间，除出版教科书和各种读物外，先后创办发行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少年杂志》等。同时，在国内培训出版人才，组织赴国外考察，引进先进印刷技术，对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高凤池（1864—1950），字翰卿，上海人，商务印书馆创办之后，他仍在美华书馆任职，到商务业务扩大，人手不够时才离开美华加盟商务。 1915—1920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第三任总经理，后改任监理。他一生乐善好施，每有积余就赞助社会慈善事业，曾参与创办上海龙华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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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 1897年的2月11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它的成立与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大学并列，在当年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意义，并不只是因为这本新华字典。它的创立，更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是一个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厂， 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资本增至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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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1867年10月25日—1959年8月14日），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爱国实业家。 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张元济一生为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期，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印书作坊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企业；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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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商务印书馆设第一个分馆于汉口。十月，正式成立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吸收日资，改进印刷。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编印小学“最新教科书” 。创刊《绣像小说》半月刊，主编李伯元。商务印书馆主要是编制新式的中小学教材，当时中国的新学教材主要引自日本，因此印书馆开始为中日合办，双方资本各10万元，并由日本引进先进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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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了最新国文教科书，几个月内就风行全国，接着还出版了各种中外工具书，销量也居全国第一。考虑到印书馆应该保持民族精神， 1914年初，馆内清退日本股份，自身的资本增加到150万银元，职工达到750人，成为国内当时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并清退日本股份，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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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一个名叫沈德鸿的年轻人走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成为函授学社的一名普通英文阅卷员。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出版生涯，这位已经以笔名“茅盾”闻名于世的作家这样说：“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这样的成就。 ”

1937年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军队悍然向文化机构实施轰炸和炮击，商务印书馆的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都被焚毁，这一暴行完全是日本侵略者有意制造的，目的就是想摧毁中华文化的历史传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移至抗战的陪都重庆继续经营而且扩大了编书业务，抗战胜利后又迁回上海，在十几年的抗战中，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化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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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商务印书馆迁到北京， 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商务印书馆调整了出版范围，主要编译出版国外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及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研究著作。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在2015年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畅销的书，销量超过5.67亿本。商务印书馆自创立之日起，便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筚路蓝缕，木铎启路，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等方面，创新不辍，屡开先河，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教育、学术和文化史上的诸多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