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防空应对

(《世纪风采》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苏区时期，国民党军欺负中共创建的工农红军“无远火器又无飞机高武器” ，放肆出动外购而来的飞机，不仅对反“围剿”的红军进行侦察、轰炸，而且对中央苏区各地狂轰滥炸、施放毒气。为保护苏区军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有利于红军的军事行动，中央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对防空防毒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克服武器装备落后的诸多困难，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设施建设

中央苏区防空应对的基础是设施建设，包括防空机构、组织的成立，制度、纪律的制订，以及防空掩蔽部的构筑等软、硬件建设。

防空机构主要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总司令部)下辖第一(作战)科。 1931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成立后设置，科长先后为左权(兼)、刘铁超、许卓(兼)、边章五。 1933年5月8日，中革军委从前方移驻瑞金乌石垅后，科级机关改称局级机关。第一(作战)局局长先后为张云逸(兼)、许卓，副局长(主持工作)为左权。后于第一(作战)局内专设防空科，科长王智涛。

中革军委防空处。 1933年10月27日，依据中革军委《关于防空组织法》成立，暂由处长(上级指挥员)、文书员、飞机场主任3人组织之，职责包括：消极的防空(另有指示)、积极的防空(防空排任之)、防空人员的训练(特科学校防空连)和航行工具(飞行场) 。

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1932年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6号命令，于人民委员会下设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计划并指挥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周恩来、项英、朱德、邓发、邓子恢等5人为该委员会委员，以周恩来为主席。

瑞金卫戍司令部。 1932年6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第16号命令，决定设立瑞金卫戍司令部。命令称：“现因军委出发前方，对于瑞金之警卫和统一军事上之指挥起见，决定设立瑞金卫戍司令部” ， “凡留在瑞金之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均统属于卫戍司令部节制” 。委任刘伯承、刘联标分别为卫戍司令、副司令。

红军特科学校。 1933年10月，由原红校特科营扩编成立，校址在瑞金武阳镇。胡国杰、武亭先后任校长，政委袁血卒。下设机枪营、工兵营、炮兵营，负责防空人员训练的防空连为机枪营所辖，因为红军对空射击只有机枪可用。

中革军委化学研究室。主要负责防治毒瓦斯等化学武器危害的研究。

防空组织主要有：

市、乡苏维埃防空防毒委员会。在市苏维埃和乡苏维埃之下，组织防空防毒委员会，委员5人至7人，其任务为指导居民群众防御敌人飞机轰击的各种必要事项，如设立号炮所，构筑飞机洞，准备防毒用具等。

战略要点及重要城市防空排。主要担任对空的观察、通信联络等勤务。设排长、副排长，下辖机关枪班第一、二、三班，每班班长1人，射手1人，副射手1人，战士2人，共5人。对空勤务班、管理班，每班班长1人，观察员4人(内有专任识别信号者2人，发警报者1人，司号员1人) ，共5人。班长兼文书员1人，炊事员2人，共3人。全排员额32人，配备重机关枪3挺。各防空排在组织上、纪律上，隶属于所在地卫戍的警备司令员，如该地无军队，则隶属于当地政治保卫局局长。

红军方面军、军、师之防空排。于方面军、军、师之警卫连内组织一个防空排。防空排组织法依前项规定，但每机枪班增加红军战士4人，每管理班增加运输员1人、炊事员1人。

瑞金城防空委员会。 1933年7月，由驻瑞金的红军学校政治部和训育部发起，召集瑞金城各机关代表讨论防空事宜，为严密防备与对抗敌人飞机的轰炸而成立。该委员会对瑞金城的防空警报、信号、传递，闻警后的动作、防毒、救火、肃反、简易防空防毒等，均有很好的组织与计划。

防空制度、纪律：主要为规定对空观察哨、防空警报信号、对空射击、掩蔽与伪装、防空夜袭等事项而制定。主要文件有中革军委训令第五号《严密防空防毒，粉碎敌人五次“围剿”》(1933年8月)、中革军委《关于严防敌人夜袭的指示》(1933年11月13日)、中革军委训令《各兵团对空袭防御应注意之方法》(1933年12月20日)等。

防空掩蔽部：中革军委训令第五号规定各部队、各机关和居民，须有计划地构筑防空掩蔽部(俗称飞机洞)和分配并指定进入的道路。稍后，又在《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决议的紧急命令》中，指示赤少队应在各居住地领导居民挖备飞机洞、电光式散兵沟。在有条件的地方，居民也应挖地洞防空。瑞金是敌机轰炸的重要目的地，因而当年挖的飞机洞数量多、规模大。其中“二苏大”会址北侧的防空洞可容纳千余人，完好保存至今。

在中央和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组织下，由中革军委主导的中央苏区防空设施建设，克服了军民缺少文化科学知识，物质条件不尽如人意等困难，在防止和减轻敌机空袭造成的损失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宣传教育

如同各项工作开展之初即行宣传教育，并贯穿始终一样，中央苏区的防空工作也是从宣传教育干部和群众入手。 1930年12月上旬，国民党军拉开第一次“围剿”中央苏区的第二期行动帷幕，张辉瓒即以中将司令官衔率第十八师前往永丰督战，抢修飞机场。成千上万的民工天天被国民党军监督驱使。红军领导机关侦知这一消息，即提醒部队行军中要注意避免飞机扰乱。为此，规定大行李在途中暂停时要停在一边，且须找隐蔽地方集合一块，并派出警戒，无命令不准跑。

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敌军使用飞机对中央苏区侦察、轰炸的频次、架次大为增加。红军总部为此发出《总部对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训令》，要求全军将士最大努力地提高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注意与学习，包括对于防空防毒，都必须依照原则来加紧训练。

1933年春，国民党眼看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又将惨败，无可奈何之下竟用最残酷的屠杀手段来泄愤!这便是派飞机到南丰广昌一带侦察、掷弹，到乐安附近丢毒瓦斯炸弹。幸我英勇红军早有准备，无人受伤。但是毕竟情况危急，不可侥幸，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于当年3月31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政府和武装部队，首先召集军人大会、队员大会、群众大会，报告国民党军阀已用毒瓦斯来屠杀，并说明毒瓦斯的形态，及其危害的程度，和防御的方法。同时要告诉大家， “我们是有法子能战胜”敌人这种手段的。然后各部队，各村庄，开始演习。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惨败后，国民党通过跟帝国主义国家订约借债，购买了大批军械和飞机，增调和训练大量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尽管事实证明在鄂豫皖方面敌人所采取的飞机轰炸、瓦斯毒杀等手段效力极小，但为了保证苏区群众和红军部队更少地遭受敌人的残杀，有必要在这一"围剿"未开始以前，对于防空、防毒有严密的设置和防范，中央决定要通过预先宣传来揭发敌人残酷的罪恶和已行的、将行的欺骗宣传。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中革军委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红军和地方军事机关在广大群众中宣传和教育防空、防毒的简单办法。中央苏区出版的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等报刊，在揭露敌人借债购买飞机并对苏区狂轰滥炸，造成苏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苏区人民不惧敌机空袭，加紧防空防毒设施建设及演习；捐钱捐物出劳力，修飞机场购飞机，以抗击敌人以及普及防空防毒知识等方方面面，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国民党为消灭苏区和红军，不惜大借内外债以购置飞机等武器装备。《红色中华》第119期(1933 年10月15日)头版头条，揭露了陷入财政困境的国民党政府，最近一个月向英借款折合国币2万万元，向美借麦棉(折合)国币2万万元，今后发行关税库券1万万元，甚至还准备向某国借债2万万元。其用途就是为了大规模地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该报第144期(1934年1月16日)即报道了国民党飞机近两个月对黎川、宜黄、于都苏区进行轰炸，炸死炸伤群众数十人，炸毁群众房屋、物件不计其数的罪行。敌机对赤都瑞金的轰炸，更是始于“一苏大”开幕之时，不仅炸了县城房屋，更把在邻县长汀城布置的假苏大会场炸得稀巴烂。 1934年“八一”节期间轰炸达到高峰。这一天，瑞金城正在举行庆祝红军成立纪念日活动，敌军飞机突然飞来上空“大掷炸弹” ，声震数里。由于瑞金群众都懂得一些防空常识，见敌机一到，便冷静迅速地走入飞机洞或房屋中隐蔽，所以没有受到很大损失。 8月3日、4日上午，敌机5架又先后来瑞金红军家属代表会会场上空掷弹19枚，死伤代表和群众30余人。

对于敌机轰炸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罪行，苏区军民并没有害怕、恐惧，而是以更高昂的革命激情与行动来回应。《红色中华》第81期(1933年5月20日)报道，瑞金云集区第四乡全乡群众，自国民党军阀飞机到该乡轰炸，打伤群众、打死猪牛、炸毁房屋、并散发反动传单后，群情激昂，表示：“国民党军阀真恶毒，我们要誓死打倒他!”乡苏政府因势利导，组织群众通过了回击敌人的决议，决心要更加努力地扩大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救济被难同志等。瑞金红军家属代表大会的代表，不畏敌机轰炸，坚持继续开会到闭幕的事迹，也被《红色中华》及时报道出来。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当时的一些歌谣里也编入了关于防空的内容，如《射击军纪歌》写道：“飞机奇袭听令射击，如无命令不得放枪。 ”

预防为主

中央苏区和红军既无飞机又无高射炮，防空防毒就只有预为防备、防范，以尽可能减少遭到敌机空袭造成的人、财、物损失。其预防办法，除设施和宣教层面的一些措施外，在技术层面也有许多措施。主要包括：

报警。由对空观察哨负责，发现敌机飞来，即以约定警报信号通知驻地。警报信号因地制宜，或用号炮或打锣、吹竹筒，以及旗号、烧烟火等等。再由传达哨打锣，一站一站迅速传遍驻地。

隐蔽和伪装。各部队、各机关和居民听到防空警报后，须有计划、有秩序地进入防空掩蔽部隐蔽。掩蔽部覆土厚度须6尺以上，有2个以上的出口，有排水设置。掩盖要有通气孔，并须有木炭层以防毒气侵入。出入口设门及厚门簾(内放石灰以吸水) 。附近没有掩蔽部的，要躲避到树林里或伏在空地上；人多要分散隐蔽，不能乱跑。地面部队要注意伪装，行军当中须将骡马停止下来予以掩蔽。以此避免被敌机发现目标。

防毒。先要学会识别毒气，毒气炸弹炸裂时声音较小，放出的烟呈绿黄色，且有臭味，烟不向上飞扬而停滞于地面。每人做一个简易防毒具(炭包) ，做法是用长5寸左右、宽4寸左右的粗布做成一个布包，里面装满木炭屑达寸许，四角缝上布带。用时把布包掩住口鼻，带子捆在脑后即可。把手巾、衣帽等物用水或尿打湿掩住口鼻，也可避毒。屋内和飞机洞内要多备石灰及木炭，以吸收毒气。

消毒。毒气炸弹炸裂的地方或毒气经过的地方，要多洒石灰或尿来消毒。用火烘，可使较稀薄的毒气飞散，但消毒人员须带上炭包防中毒。受毒气污染的水和食物不要再吃，衣物要用漂白粉洗过才可用。

救护。救护者先做好防中毒准备，然后将中毒者抬至没有毒气的地方，换下他的衣服，用水替他洗头和手，设法使他呕吐，再给以浓茶喝。附近有医院和救护队时，应及时送医。

救火。敌机投弹处可能引发火灾，所以每家或每几家须设大水桶(缸) ，经常贮满水，并准备小水桶以备临时打水救火。

演习。了解了上述各项防空防毒措施后，应举行驻地军民一体防空防毒演习，以资熟练。 1933年7月23日，瑞金就举行了全城防空总演习。

红军的防空防毒，比地方多了对空射击和防夜袭等内容。对空射击更多关注的是火力点的配置，射击时机的选择，瞄准方法的取舍，停止射击的限制等。虽然如此，因为红军武器太差，训练又不足，鞭长莫及，结果常常只能“望机兴叹” 。如1931年9月15日下午，胜利结束第三次反“围剿”方石岭、张家背战役后，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正率部东移，却碰上3架敌机飞来轰炸。黄公略为指挥后续部队隐蔽，奋不顾身冲出藏身的土屋，一面命令战士们卧倒，一面指挥机枪对空射击。可是机枪手无法捕捉到目标，任黄军长怎样指挥都没用。最终黄公略被敌机雨点般扫射击中，英勇牺牲。

有鉴于红军对空射击效果差， 1934年4月13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曾联名向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提出关于打敌飞机的建议。指出：对付敌人的飞机，除积极注意伪装法，还必须组织对空射击以击落敌机。至少亦可能使敌机不能在低空向我侦炸。一军团的高射排虽成立时间不短，但起到的作用却不大，主要是训练得不好。为此他们建议将红校训练高射的同志，安排到广昌建宁以南适当地点，对各兵团之高射排集中训练20天至1个月，专教机枪的兵器与射击，不必学步兵动作。

对于部队防夜袭，则更是要严密警戒，不论行军还是宿营，都不可疏忽。主要措施包括加强烟火管控、禁止喧哗，不让目标轻易暴露。

中央苏区的防空应对，除了预为防备、防范，即所谓消极防御外，也曾设想购置飞机、修建机场、建立空军，以取得制空权，实现空中对抗式的积极防御。这个设想还曾部分付诸实施，得到苏区军民的热烈响应与支持。

1932年9月26日，时任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写信给苏区中央局转中共中央，指出：全国军阀都在竞购飞机，蒋介石且在南京建炮兵学校，制毒气炮。因此， “请中央多派得力人去进行破坏工作，并电催留苏联之中韩学航空同志，立即来苏准备夺取敌人飞机驾驶” 。这是中央苏区高层领导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苏区要有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以制衡敌人的空中优势。

周恩来的这个提议，是有所依据的。同年4月，红军攻打漳州就缴获了两架敌机(后在兴国又缴获了一架敌机) ，这两架飞机都准备飞去瑞金。为此，临时中央政府曾通告瑞金县，发动群众修筑飞机场。瑞金工农群众热烈响应、积极行动，从5月15日起，每天常有两三千人以上参加修机场的劳动。瑞金县第四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奖励大家的热忱，特赠给先进区3面红旗。只是不知什么原因，机场修好了，飞机最终却没来。

中央苏区还尝试过募集资金购置飞机。如1932年8月15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和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青年部，联名为募捐购买“少共国际号”飞机，发出《告苏区劳苦工农群众书》。文中写道：帝国主义国民党不断地派大批飞机轰炸苏区、进攻红军，我们要以红色飞机去轰炸敌人，去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去消灭白色飞机。上海工人正在募捐购买“上海工人号”飞机送给红军，山东工人正在募捐购买“山东工人号”飞机送给红军。我们苏区工农更应该比上海、山东工人热心，来募捐买飞机送给红军。为此，我们共同发起募捐购买“少共国际号”飞机，热望同志们踊跃捐款，积少成多，以便很快有很多红色飞机。这个倡议发出后，中央苏区各地积极响应，开展了募捐，只是最终不了了之。

其实，中央苏区旨在拥有红色飞机以抗击敌机的种种努力未能成功，其原因不难想见，诸如战局不稳、财力不足、购机无门、人才匮乏等，都严重阻碍、制约着此事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当年中央苏区上上下下、军民一体为防备、防范来自国民党军的空中侦察、轰炸、放毒，所作的种种努力，终归值得称赞，其精神值得弘扬。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