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PK刘备，两种价值观的对垒，究竟孰优孰劣，您将何去何从？

曹操乃权谋大家，他曾邀刘备煮酒论英雄，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据说刘备一听这话吓得惊慌失措，趁着打雷躲在桌子底下示弱。当时已经名重一时的曹操，为何会对名不见经传的刘备有如此高的评价呢？那是因为曹操有识人之能，早已看出刘备的领导风格与自己截然不同，刘备能做到曹操自己做不到的，而且偏偏又能形成威胁。那什么是曹操做不到而又倍感威胁的呢？就是刘备“重仁德”的领导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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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谋与仁德，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直是人才投靠时的必然要面对的两大选择，然而，这两种风格到底哪种更有优势呢？

谋型领导人，人才易聚但难以忠诚

许多人都以为权谋者就是重心机，其实并不然。在历史上，所谓的“权谋” ，是随时因应变局来通权达变、施展谋略，这样的老板看起来没有节操、没有原则，做事方式也时时在变。其实，这类老板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利” ，利之所趋，无所不用其极，因此通常能想出别人想不到的奇招，抢人家抢不到的地盘，先一步攻城略地，立稳根基，是适者能生存的最佳代表。

三国时代的曹操便是如此，年少的他不为世人所知，是他强逼许劭品评，才得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自此逐渐为世人所知。董卓之乱后，他散尽家财回到家乡招募乡勇，兖州士族鼎力相助，开始有本钱与天下英豪争雄，此时的他看出，人微言轻的自己要做大势力，最快的方法就是做出成绩，所以官渡之战前他采取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方式，招揽愿意效忠汉室的人才，可是打赢官渡战后，随即改为“挟天子以令诸侯” ，以此优势吸收更多具有野心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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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用了一个别人不敢用的绝招，就是“求贤令”：只要是人才，有治国用兵之术，就算是不仁不孝，也将会重用。这样的唯才是举，不仅使各方人才蜂拥而至，也大大增加人才的多元性，更多不同人才的运用与组合，也是曹操迅速壮大的原因。事实上，截至曹操过世为止，曹魏阵营的人才，在群雄中始终首屈一指。然而，权谋也是一种双面刃，吸收到的人才通常也多投机之徒，这类的下属忠诚度相对较低，使权谋老板不得不相应产生猜疑，猜疑的结果不是老板杀鸡儆猴，就是下属离心离德，寒心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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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一路走来，打败不少人，许多人才如张辽、徐晃、张合、王修、华歆、王朗等大将名士，都是从打败的对手那边取得，不少都还赋予重任，称得是上“用人不疑” 。然而，这些人各具机心，当曹操不够善待或不小心误触他们地雷时，难免有人背叛，像是曹操杀了边让等名士，让心腹陈宫极度不满，拉着张邈、吕布及整个兖州反抗曹操，逼得曹操不得不杀了陈宫。另外，同为汉臣的荀彧，也因为反对曹操进魏公，被曹操送一个空饭盒，示意他该死，荀彧因此自尽身亡。因为广开人才之门，手下的忠诚度不足，才使曹操不得不背着猜忌的骂名以自保。曹操真的善猜疑吗？我想如果曹操可以选择，一定宁愿自己留下“仁厚”的美名，因此，领导风格重权谋，固然能先一步立稳根基，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也是重权谋领导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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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型领导人，诚信服人但易错失先机

老板带人要带心，而带心最好的方式，是以诚信服人，对下属推心置腹，下属才有归属感，从而愿意殚精竭虑，不留余地。仁德的领导风格并非不懂权谋，而是在权衡利害时会以情义优先，虽然不免感情用事，但却能让下属真正倾心；也因为不以成败为判断标准，所以能吸引真正忠诚的人才，而且可长可久。这种领导人带领的团队虽在初期未必有多大成效，却能产生群聚效应，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当这样的团队经过不断磨合，就能形成牢不可破的班底，以小博大，而且后势看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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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便具备这样的领导风格，《三国志》作者陈寿评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则不及魏武。 ”由此可知，刘备知人待士的仁厚，确实为他招揽到不会见风转舵的坚实班底；刘备的谋略并非真的不如曹操，只是他以“带心”为最高行动准则，多少会影响权衡利害的实质战果。《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兵征讨荆州，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之后撤退，但近十万百姓要求一起随军过江，刘备不忍心抛下百姓，导致大军撤退缓慢，当时诸葛亮不只一次建议必须抛下百姓，否则必将被曹军追击，但刘备怎样也不肯放弃，于是在长坂坡一役损伤惨重，许多百姓也无辜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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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了解刘备的做法，将刘备“携民渡江”解读为战略上的考虑，以此吸引敌军注意及保存真正实力，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他甘冒风险的原因，因为一旦不能保住性命，什么图谋也都成空。刘备对自己这个作为是这么解释的：“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 ”看起来彷佛只是妇人之仁的强辩，其实里头透析出刘备内心真正的考虑。刘备清楚自己的优势只有仁厚得来的“人和” ，如果抛下这个优势，他失去的不只是民心，还有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班底，以及各方闻风而来的人才，所以他不惜以身犯险，也不肯抛下百姓。事实上，此举确实为他带来莫大的后续利益，不仅稳住荆州及四川的民心，还能据险与曹操一较长短，倘若不是后来刘备阵营人才凋零得早，曹魏是否能如此顺利取得天下还是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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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样的做法也容易失去先机，因为着眼的是稳住人心之后更长远的利益，势必将眼前的战果拱手让人，但如果能够熬过诚信服人的过渡阶段，磨合后的团队将爆发出非凡战力，长远的利益绝对比一时的战果要多更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没有高下之分，各有其不同的优缺点，或许有人会问：是否可以兼顾呢？恐怕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从老板的个人特质衍生而来，勉强改变只会变成四不像。像是曹操，他也并非不在乎名声，他曾因担心杀了无礼的祢衡会“阻四海之士来归之心” ，将祢衡推给刘表，但面对屡屡看透他心意的杨修，狠心痛下杀手。刘备也有许多举措被认为权谋，像是他曾拉着诸葛亮的手说“彼可取而代之” ，这话就让人觉得是为了框住诸葛亮特意所说，民初大文豪鲁迅也曾批评说：“刘备似之长厚而似伪。 ”这两个例子，代表曹操和刘备两人，都曾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而改变作法，但效果不彰而依旧其故，因此，老板在塑造领导风格时，重要的不是如何弥补随之而来的缺点，而是想办法尽力发挥原有领导风格的特点，使得瑕不掩瑜，如此才能在既有格局中再做突破，得到超乎预期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