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崛起：大清帝国为何对它爱恨交加？

2026-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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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南京）城破那一刻，曾国荃狂喜怒放。

1864年7月，围攻天京已经两年多的湘军曾国荃部队，终于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此，曾国荃连夜上奏捷报，他原本以为清廷会重重加赏，没想到的是，迎来的却是清廷和慈禧等人劈头盖脸的一顿狂训。

作为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还远远没有领悟“狡兔死、走狗烹”的古训。

此前，咸丰皇帝（1831-1861）在临死前曾经许诺“克复金陵（南京）者为王” ，然而清廷不仅没有兑现这个承诺，相反还训斥曾国荃指挥失当，没有将太平军一网打尽，以致让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等1000多人逃走；另外，针对当时到处传言，湘军掳掠太平天国的金银宝库“天国圣库”的问题，清廷还命令曾国荃，必须限期将财宝如数上缴朝廷。

对于清廷来说，兴兵作乱达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1851-1864）老巢虽被攻破，但眼下更为棘手的，是清廷一手扶持起来的汉人武装、湘军等部队却日益壮大，如何防止这些可能的军阀武装对清廷倒戈一击，已经成了让清廷和慈禧辗转反侧的最大隐患。

在下发给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的圣旨中，清廷暗藏杀机的表示：

“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

“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还想好好活着、享受“皇恩浩荡” ，那么就要好自为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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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1824-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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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训斥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时候，正是湘军鼎盛之时。

1864年的湘军，此时拥兵达30多万，正是兵强马壮、纵横天下之时。

作为大清帝国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湘军的创办人和最高指挥者曾国藩（1811-1872），此时还节制着作为大清帝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事，四省自巡抚、提督等以下文武百官全部归他节制。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有三名是湘系（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和湘军关系密切；全国十五名巡抚中，也有七人属于湘系。

另外放眼大清帝国，担任各地官员的湘军将领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势力，几乎把持了半个大清帝国。而湘军从士兵到将领，也以“耐得烦、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而闻名天下。

眼看湘军势可倾国，湘军高级将领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也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称帝， 1864年7月后的一天，以曾国荃等四人为首的三十多名湘军高级将领齐聚曾国藩军营，企图重演一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没想到正当众人鼓噪之际，曾国藩却当场写了一幅对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他委婉向部下们说，自己效忠大清帝国，并无意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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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

从1853年组建湘军以来，倚仗这支纵横半个中国的军队，曾国藩也成了大清帝国最为炙手可热的人物，自从湘军组建以来，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6-1860），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随后清廷内部又发生争权夺利的辛酉政变，再加上十几年间一直横扫南北的太平军，大清帝国几无宁日。

于是，湘军一众手下在几年间，一直不断暗示或明示曾国藩，清廷已成烂摊子，为何不乘机自立称帝？

就在太平天国覆灭前一年， 1863年，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在被捕时就提醒曾国藩说，你如汉代韩信一般，何不率众独立？否则你功高震主，怕是难免“狡兔死、走狗烹”；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1864年7月被俘后，也向曾国藩进言说，自己愿意为曾国藩招抚仍然坚持在长江两岸抵抗的十多万旧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但进士出身的书生曾国藩并无意称帝，在此前写给家人的信中他就写道：

“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

为此，他还告诫手控大军、四顾张望、愤愤不平的弟弟曾国荃说：大清开国两百多年，雍正朝时年羹尧等人的惨死应该引以为戒，眼下既然不称帝，那么就要有功成身退、激流勇退的决心和智慧，所以，受点窝囊气很正常：

“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而避谤之道。 ”

于是，为了避免清廷猜忌，在攻破天京（南京）一个多月后， 1864年8月，刚刚抵达人生巅峰的曾国藩开始自裁湘军，他先是将曾国荃所部的5万多湘军精锐部队全部裁撤，又将左宗棠的6万人裁剩2万人，湘军其他各部也大多裁撤——自此，除了保留湘军长江水师、鲍超的霆军以及刘松山所部外，湘军精锐几乎自裁殆尽，从最高峰的30万多人，跌落至不足10万人。

清廷和慈禧，对此非常满意。

对于曾国藩主动裁军、积极交权的一系列“自表忠心”的举措，清廷也投桃以李、加封曾国藩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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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哥哥曾国藩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却自裁大军的行为，曾国荃非常不解。

尽管被清廷事后赏赐为“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赐双眼花翎” ，但心灰意冷的曾国荃一怒之下，干脆以生病为由直接回了湖南老家“养病” 。

曾国藩无力劝解，但他显然，也留了一手。

在曾国藩看来，他自裁湘军当然是真，但也不可能全部裁撤，在乱世之中，手握部分军权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否则在波诡云谲的政坛风雨中，作为汉人，功高多谤的他和曾氏家族势必难以自全。

但大军一旦裁撤，势就没有了，湘军的陨落已然不可避免。

当初，曾国藩在1853年创办湘军时，手下有陆军和水师两个系统。湘军陆军部分主要有五大主力，分别是：江忠源兄弟与刘长佑、刘坤一的新宁楚军系统，王錱、刘松山等人的老湘营系统，曾国荃吉字营系统，鲍超的霆军系统，左宗棠的新楚军系统；

湘军水师部分，则是彭玉麟、杨岳斌统率的长江水师。

湘军在征战过程中，由于左宗棠和曾国藩为了争功和彼此互不服气等原因，致使左宗棠的新楚军系统从湘军中最先分离出去；随后在1864年的自我裁军中，刘坤一等人的新宁楚军系统、曾国荃吉字营系统大部分被裁撤。

尽管湘军从最高峰的30多万人裁撤至不足10万人，但曾国藩手里，还是保留着一些湘军的“家底” 。

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清廷为了达到继续削弱剩余湘军的目的，又指派曾国藩率领剩余的湘军北上剿灭捻军，但曾国藩的剿捻进行得并不顺利，作为湘军裁撤后遗留的精锐部队，王錱、刘松山等人的老湘营系统在剿捻过程中损失惨重，不得不将剿捻任务移交给了李鸿章所属的淮军。

至此，曾国藩耗时十多年建立的湘军，手头能掌控的主力部队，只剩下了鲍超所率领的霆军，以及隶属湘军系统的长江水师。

为了彻底将湘军“消磨”掉，清廷联合汉人中的实力派，继续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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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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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为了抑制湘军的一家独大，清廷一直在有意扶持李鸿章的淮军。

作为从湘军系统中分离出来的部队，淮军的创办人李鸿章此前只是曾国藩的幕僚，但李鸿章的淮军从1861年独立成军、进驻上海后，在上海滩雄厚财力的支持下，仅仅两年时间，部队就从6000人扩张到了7万人，并且在洋人支持下，淮军还装备了洋枪洋炮，成为清军中装备最精良、火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实力开始与湘军不分上下。

曾国藩在1864年自裁湘军后，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最终一跃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强大的部队。

当时，太平军主力虽然已经覆灭，但全国各地仍有十几万太平军余部在坚持战斗，而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也正如日中天，在曾国藩剿捻失败后，清廷于是派出李鸿章的淮军北上剿捻，作为曾国藩留下的湘军家底，湘军悍将鲍超所率领的霆军2万多人也被派赴北方助战。

但脱离了湘军大部的霆军，已经难以独立生存。

作为湘军悍将，鲍超（1828-1886）字春霆，他所率领的湘军也因此被称为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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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1828年—1886）出征图。

尽管淮军是从湘军中分离出来的，但淮军内部跟湘军的矛盾却非常深。

当时，急剧扩张的淮军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原太平军的降军多；二是很多要员都是李鸿章的安徽老乡，跟以湖南人为主的湘军有很深的隔离感。

以太平军的降将、淮军二号人物程学启为例，程学启起初投降的是湘军，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却对他们疑心很重，经常排挤、欺凌程学启等人，打仗的时候经常叫程学启等人在最前面冲锋送死，另外筑营的时候也不允许程学启等降兵跟湘军在一起，为的是担心他们内乱。

由于深受湘军歧视，程学启还曾经自杀过，幸亏被部下所救，因此，在后来改投淮军后，占据淮军大部的原太平军成员，也对湘军是恨之入骨。

在这种情境下，鲍超率领湘军系统的霆军，跟随淮军征战北方，自然就成了淮军眼中的异类和眼中钉。

1867年2月，淮军所属的刘铭传部队在尹隆河之战中被捻军击溃，就在全军覆没之际，刘铭传等人甚至放弃抵抗、脱掉衣服冠冕坐在地上准备等死的情况下，鲍超率领霆军及时到场救援，使得清军得以反败为胜，但对此淮军不仅不予感激，反而诬陷鲍超怠慢军机，以致淮军刘铭传部队几乎被全歼。

满心欢喜的鲍超满以为既救助了友军，又打了个胜仗，应该会得到嘉奖赏赐，没想到却被淮军忘恩负义、倒打一耙，当时，李鸿章作为剿捻的最高统帅和钦差大臣，对于尹隆河之战的经过相当清楚，但李鸿章为了达到彻底分裂、消灭湘军的目的，也故意颠倒黑白替手下刘铭传说话，致使清廷震怒下旨谴责鲍超。

鲍超一怒之下，于是以“愤郁成疾，引发旧伤”为由，抛下霆军自己回了四川老家。

鲍超虽然是个悍将，但却是个脾气暴躁的大老粗，在淮军的故意排挤、陷害下，一怒之下就抛下大军出走，完全辜负了曾国藩煞费苦心、保留霆军这支湘军精锐作为火种的目的。

于是，捕捉到战机的李鸿章迅速出手，将霆军大部改编进了淮军；另外部分霆军，则被同样是湘军系统、此时已跟曾国藩翻脸的左宗棠改编后，带到了西北平定陕甘回乱。

至此，曾国藩耗时十多年、苦心建立的湘军陆军系统，或者被裁撤，或者被兼并，逐渐趋于消亡；只有从湘军系统中分离出来的长江水师，仍然继续活跃在帝国的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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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禧仍不满意。

在慈禧看来，曾国藩属下的湘军陆军系统虽然已经消灭殆尽，但出自湘军水师的长江水师仍然继续活跃，但帝国眼下正值多事之秋，内有太平军余部和捻军作乱，外有帝国主义不断溯江内窥，因此长江水师不得不予以保留存在。

另外，湘军的陆军系统虽然已经消亡，但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湘军官员，此时早已渗透进入到了大清帝国官僚系统的各个角落，面对全国8名总督和15名巡抚，一半都出身湘军系统的现实，而在地方基层的道、府、县，湘军官员更是不计其数的局面，慈禧已经无法彻底肃清湘军这棵大树。

但慈禧并不善罢甘休，同治七年（1868年），慈禧故意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目的就是将曾国藩从他的大本营江南地区，调到北方、方便清廷就近控制。

随后，慈禧又将原本作为曾国藩下属的浙江巡抚马新贻（1821-1870），提拔成为两江总督。

在面见马新贻时，慈禧指示马新贻必须要在湘军发家的两江地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彻底剿灭湘军残余势力，并追查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后，太平天国的国库、天国圣库的金银财宝下落之谜，因为清廷一直怀疑，湘军抢掠了太平军的巨额财富，却刻意隐瞒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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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1835-1908）

马新贻临危受命，但他显然，来得不是时候。

1864年大部分湘军被裁撤后，由于无以为业，很多失业的湘军士兵并未返回家乡，他们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甚至参加哥老会，成为黑帮成员，并勾结仍在军中的湖南士兵到处抢劫、绑架、勒索，谋财害命。

在此情况下，孑然一身来到两江地区的马新贻，开始训练新兵，贬抑湘军，并启用袁保庆（袁世凯的嗣父）担任营务处总管，负责长江的江防水陆军队，对湘军等散兵游勇和黑社会进行整治；当时，袁保庆以彪悍著称，抓到为害百姓的湘军散兵游勇，往往就地正法；对此，湘军和各地的黑社会势力，也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但奉了慈禧密旨的马新贻，剿灭湘军残余越是得力，处境就越是凶险。

上任两年后， 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一次从校场阅兵结束后，竟然在重重军队的簇拥下，被一位自称为“张文祥”的男子拿刀当场捅死。

这，就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

作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马新贻，竟然在大军簇拥之中被刺客所杀，案件发生后，清廷派去提审此案的官员有感于“内幕重重” ，因此一个个都推拉挡移，不敢认真办理此案。

无奈之下，慈禧只得将曾国藩重新任命为两江总督，派他回去两江地区坐镇指挥。

慈禧内心很明白，她当初让马新贻剿灭湘军残余势力，但随着马新贻被公然刺杀，眼下局势表明，清廷已经无力控制湘军的大本营、两江地区的局势，并且，湘军势力遍布朝野内外，眼下看来确实已经难以撼动，即使强势如她，也只能跟曾国藩这些汉人军阀势力妥协了。

因此，在召见曾国藩，让他继续回去坐镇两江地区时，当曾国藩请问应该如何办理马新贻一案时，慈禧啥也没说，只是跟曾国藩说：

“你到任后，要好好练兵！”

最终，马新贻被刺杀案被潦草处理、不了了之，凶手张文祥最终被凌迟处死，并被挖出心脏，在马新贻坟前进行献祭，至于张文祥幕后是谁指使，就连慈禧也都不敢再过问了。

张文祥被凌迟处死后，湘军将士倒是感慨不已，他们纷纷公开宣称说，

“张文祥真是个英雄” 。

不仅如此，在湘军势力的支持下，部分被授意的文人甚至马上动笔，将“刺马”案改编成戏剧进行演唱，并在剧中污蔑马新贻是个无耻小人，是因为侮辱了张文祥的拜把兄弟曹二虎的妻子被杀，这，就是当时的戏剧和后来的电影《投名状》的剧情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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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最终以慈禧和清廷对湘军势力的妥协、认怂结束。

“刺马”案直接凶手张文祥被处死三个月后， 1872年3月，曾国藩也在两江总督任上猝然去世。

面对风雨飘摇的江南地区，以及长江两岸上蹿下跳的湘军长江水师和哥老会等湘军黑帮势力，如今没有了“老帅”曾国藩的坐镇，局面显然更加凶险。

为此，清廷不得不请出长江水师的老将、湖南衡阳人彭玉麟（1816—1890）出面，让他每年都到长江两岸到处巡视、约束长江水师部队。此后十八年，一直到1890年去世前，作为湘军老将的彭玉麟，都要出面帮助清廷巡视长江，以控制局面，这也显示出湘军势力的延续绵长和影响之深广。

但湘军势力已然左右了半个晚清政坛，自从1853年曾国藩创办湘军后，此后二十多年间，从湘军中走出来的总督多达15人，巡抚多达14人，其他文武官员更是不计其数。

在此后流传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晚清四大中兴名臣”版本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直接的湘军系统，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幕僚出身，也是从湘军中衍生出来的派系。日后，湘军以及它所衍生出来的各路势力，最终伴随大清王朝一直到其灭亡。

曾国藩死后六年， 1878年，左宗棠率领的湘军平定阿古柏之乱，为中国最终收复新疆立下了不世奇功；在此后进行的中法战争中（1883-1885），由左宗棠派出的王德榜和其所率领的恪靖军，也在镇南关战役和谅山战役中立下了大功。

7

尽管湘军屡屡为清廷立下奇功，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湘军的崛起，也揭开了大清帝国毁灭的序幕。

清朝建国之初，为了防止将吏拥兵自重、各自为政，因此在咸丰朝（1851-1861）以前，地方的兵权、财权、政权都是由中央直接掌握。

但湘军的崛起，改写了这一切。

1851年太平军起事后，由于清政府无力拨付军饷，因此让各路地方豪强开始自筹经费、举办“团练”武装，这就使得以湘军、淮军为首的各路军队长官开始自行控制了军权。

由于曾国藩对属下湘军“将必亲选、兵必自募” ，加上由于战争经费多是湘军自募，因此湘军独立性很强，逐步形成了下级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而全军只听命于曾国藩一个人的管理模式。由此，曾国藩也将传统“兵为国有”的旧制，变成了“兵为将有” ，湘军实际上成了曾国藩的私家军，尽管曾国藩无意谋反，但却开创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例。

湘军的崛起：大清帝国为何对它爱恨交加？// //

在湘军的影响下，大清王朝权归中央、高度控制地方的局面开始被打破，此后，以湘军出身的总督、巡抚为首（以下简称督抚），他们开始控制地方的军队、财政和人事任免等行政大权，逐渐形成了督抚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

以曾国藩为例，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十年（1860），当时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率领湘军北上勤王、狙击英法联军，但曾国藩故意拖延，最终未派一兵一卒，而英法联军当时之所以迅速攻占北京，也与当时各路督抚、豪强的军队不肯北上勤王有很大关系。

而北洋水师被全歼，也与清廷无力控制地方有关。

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军在甲午战争中攻占山东威海卫军港，当时北洋水师被围困在军港内，清廷急电贵州、安徽、浙江等省派兵救援，但是各省援军为了保存实力，大多故意拖延，以致北洋水师被日军全歼于威海卫。

在清廷中央权威日益衰弱、地方势力不断崛起的背景下， 1900年义和团兴起后，想要利用义和团借刀杀人的慈禧，随后向英国等十一国宣战，慈禧还要求各省派兵北上勤王——没想到的是，以两江总督刘坤一（出身湘军）、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为首的各省势力，却和侵华的八国联军达成协议，称以上各省不掺和清廷的乱搞行为，转而实行拥兵自保，这也就是著名的“东南互保”事件。

不仅如此，当时各省还将清廷颁发的圣旨训斥为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 ，对此，从北京仓惶西逃的慈禧只得无奈承认事实，默认了清廷无力控制各省的局面。

对此当时有人批评说，自从湘军之后，清廷“一兵、一卒、一饷、一糈，朝廷皆拱手而待之督抚。 ”

回顾起来，湘军无疑是削弱大清帝国中央权威的始创者。

8

而在远离朝廷帝都的长沙，由于湘军的带动，高级色情业也发展起来了。

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湘军势力由于在战争中大肆劫掠，加上普遍控制盐道、粮道、进出口等各类要害部门，这就使得大小各类湘系官员越来越富有，而返乡的湘军将士们，则开始在湖南进行大规模公共建设，这也直接带动了长沙等地的经济发展。

在当时，长沙甚至出现了扬州妓女、苏州妓女等高级名妓，这在湘军出现以前的湖南是无法想象的。

在湘军和湘系官员雄厚财力的支持下，以长沙为首的整个湖南地区，经济也开始蒸蒸日上。

湖南的文化，更是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作为“湘运之始” ，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也开始在湖南境内大规模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创办书局、刊印书籍，为近现代湖南的人才崛起，奠定了教育和思想基础。

湘军崛起之后，湖南人才不仅是在军政两界称雄全国，而且在文化科教领域，各类人才也开始不断涌现，如数学方面人才丁取忠、黄宗宪、左潜、曾国藩之子曾纪鸿等；外交人才郭嵩焘、曾纪泽等；文史人才王先谦、王闿运、周寿昌、周带钧等。

而参与戊戌变法，在1898年遇害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就是湖南浏阳人。

对此，史学家谭其骧评价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左右。 ”

对于这种局面，湖南人也非常自豪，并喊出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口号。

另外，湘军被大规模裁撤后，这些对清廷怀着深深的怨恨情绪、散入民间哥老会等帮会组织的散兵游勇们，也成为了推翻大清王朝的重要助力因素。

对于这些湘军的残余势力来说，刺杀一个两江总督马新贻只是开始，而推翻满清王朝，也在发展中成为了目标。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最先响应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22日，作为湘军势力遍布的哥老会所属的湖南洪门首领，焦达峰随后率领湖南新军攻占长沙，并成为了湖南革命政府的首任都督。

也就是在这时候，一位来自湖南韶山的18岁青年，也响应辛亥革命，弃笔从戎参加了湖南新军，在当了半年兵后，后来，他又辗转进入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日后，这位受益于湘军影响，并表示自己“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的湖南青年，即将从湖南走向中国，影响世界。

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参考文献：

王华：《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董佳：《曾国藩为何不敢反清称帝？》

吴剑文：《大权在握的曾国藩，有没有想过称帝？》

安丝薇：《英雄自剪羽翼——浅谈曾国藩裁军原因及影响》，《文史月刊》 2012年9期

简姿亚，邵华：《试论湘军兴起对晚清湖南文化教育的影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院报》2013年第5期

董佳：《真实的“投名状”：晚清四大奇案之“刺马案”》

郭胜：《晚清第一奇案“刺马案”寻隐》

张程：《“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的前因后果》

丁芮：《湘军与近代社会控制的转型》，《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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