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将先秦国情统计做得最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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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基本情况与动态动向的调查研究,是先秦人士十分重视的活动,认为是强国安民的必要措施。《周礼秋官小行人》明文规定:代表王室到各地去的“使者”,要认真做社会调查,基本内容是五大主题: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返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意为:研究万民的社会生活环境、生存条件之利与害,考察政教刑禁的贯彻执行状况;考察社会犯罪现状、治安现状;研究社会状况的恶化因素与趋势、表现;考察正常状况下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各地把上述五大主题调查清楚,各为一“书”(即各为一份“汇报大纲”),向周天子汇报,以使天子能够详知天下大势,制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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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近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社会统计学”的基本内容是:社会生活条件统计(含环境统计、人口统计等项);物质生活统计(含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统计之类);社会秩序和安全统计(如违法犯罪统计、灾害事故统计之类);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参与统计(如党派社团组织情况、社团活动开展情况之类) 。周代“小行人职责”的这几条规定,是我们的祖先在二千五百年前提出来的,全都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治安。周王室要求能“周知天下之故”,而且每一项都要求有文字记录,包括数量说明。看来,我国古人对社会治安状况有更为集中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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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争霸中的各国无不重视“社会生活条件统计”,无不重视对人口、土地、赋税、车马、粮食、刍草的记籍与核査。在春秋首霸的齐国,国相管仲就把社会调研规定为各级官员就任的首务。他明确提出的从政纲领“国轨”,就是以“计农事”、“计六畜之产”为中心展开的。在他的“治国七法”中,“正、象、法、化、决塞、心算、计数”都很重要,他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虚实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 。 ”他说:一个政府,“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管仲把统计与行政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他有高度的统计自觉,难怪他会要求所有的行政长官,其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就是向辖区做社会调查。为此,他设计了70多个“问”,即70余道“调查提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治安、生产、生活、民风、民情等各个领域,而且都要求“用数字来说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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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如此,另一大国楚国也抓住了“统计”这一兴国的“牛鼻子”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楚国司马奄,按照执政令尹子木的要求,在这一年里,完成了全面登录全国山林、泽薮、川原、皋隰之数的任务,他还弄清了各地兵甲器械的总数。他日夜奔波,“度山林,鸠数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真是不辞劳苦,用上了一切统计调查手段,亲自去度(核计)、鸠(召聚)、辨(分类)、表(标示区别)、数(测算)、规(规划)、町(丈量地亩)、牧(清查畜牧)、井(登录人户)、量(计量)、赋(征缴税役)楚国就是在这样的艰苦创业中振兴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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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是战国七雄之首,它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秦之强盛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商鞅要求调查的社会状况很实际,仅关于人户登录的就有“十三数”,即十三项指标。这就是:境内仓口数;人口总数;其中的壮男数;壮女数;病弱数;老人数;官员数;士子数;“以言说取食者”数;商贾数;马数;牛数;刍草数。这十三数所反映的,正是国家在平时能够组织利用的生产力,战时能够统一调遣的战斗力,反映着国家实力及其发展潜力、发展趋势。可以说,在商鞅的头脑中,有一套“社会调研的指标体系” 。他不满足于一般地知道人口数量,而要求通晓反映人口质量、人口构成、人口关系的一组有机数据。他是有科学头脑的。我们说:先秦时期,国家统计与社会调研已全面启动,这可一点也不夸张。那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每个统治集团都深明掌握国情国势的极端重要性。相比之下,更可看出我国古代贤哲的难能可贵了。